日本女人一旦从“正常人”轨道摔下,就不再被当“人”对待。未成年少女,从家暴、被弃养的家庭逃出,生活让她们不得不从事卖春。

逃家少女从事卖春的理由

拙作《无家可归的少女》和《援交应召少女》的主题皆为从事卖春的逃家少女。她们都是在极度贫困、被父母弃养,或是身体、心灵及性方面遭受虐待的恶劣环境下成长,自行逃离家庭(多半是单亲家庭)、儿少安置教养机构、寄养家庭,或是受托照顾她们的亲戚家,成为街友,最后进入性产业工作。

两本书都是记录真实事件,读者的反应却很两极。从事儿童福利与协助女性脱贫的读者表示:“终于了解平常接触的这些少女们的心声了!”“这还太客气了,我知道更多更悲惨的故事!”然而,对于这类主题陌生的读者则表示:“这其实是虚构的吧?”“日本还有这么穷的人吗?”我觉得后者的反应是有意义的。(推荐你看:

我的作品当然都是根据实际采访的结果所写成,也尽量正确记录这些逃家卖春少女的心声和生活。然而读者提出的疑问却毫不留情。

为什么这么多逃家少女会从事性工作或是卖春呢?应该还有别条路可以选吧?其实她们是自愿去卖春的吧?如果家庭环境真的这么恶劣,为什么警察跟社会福利行政机关都没有发现她们呢?从事性工作不是可以一获千金吗?赚这么多钱还无法摆脱贫穷,赚来的钱到底都花去哪里了?

然后看看逃家之前的情况,就算家境贫穷、遭受虐待或是在儿少安置教养机构长大,也不是所有少女都逃家,也有人去念高中、上大学,进入一般公司就职。“努力到这种程度却还是陷入贫困”都已经成为社会问题了,努力之前就逃走的少女当然会贫穷。所以落入这般田地,也是“她们自己决定的”或是“她们自己也要负起责任”吧?

之所以说得出这些话,都是因为毫不了解少女的处境。然而这些严厉的指责也有其意义。接下来我要向各位读者一一介绍少女的生活状况。

原本是“非行少女”

首先我要修正众人对于这群逃家少女的刻板印象。大家都会觉得逃离家庭,在外游荡的少女“看起来可怜兮兮又胆怯”吧?大多时候,这都是错误的想法。这些女孩基本上是所谓的“非行少女”。

我擅自发明了一个关键字来说明她们的情况──“饭团与彩妆”。受访的逃家少女(少年也是一样)往往从小学时便是顺手牵羊的惯犯。饭团是食物的代名词,彩妆是指所有化妆品。我用这两个词来泛指她们偷窃的商品。

这些逃家的少年少女会顺手牵羊其实情有可原。偷饭团表示遭到虐待和弃养,同时也代表家境清寒。回家会挨揍,所以不想回家;回到家,父母也不在,或是在家也不做饭,而是在睡觉,家里没有任何食物。就算去上学,回家的路上也很寂寞吧?

“一个人走在飘着晚餐香味的住宅区,觉得好孤单又好难过。”

这种彷佛昭和时代的漫画还是电影的场景,却是我采访过的受虐少年少女共通的体验。

他们抱持着无边无际的寂寞与孤独,如果周遭出现类似境遇的孩子,自然会聚在一起。他们会群聚在待起来最舒服的家中──躲到大人不会回来,或是看到小孩的朋友待到半夜也不会啰嗦的家里。然而群聚的地点倘若没有食物,肚子还是一样饿。这种情况下,出现偷窃的行为也是理所当然。

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朋友互相支援。他们先从食物──饭团开始偷起。“偷了之后只要不被抓到就不会受罚”的体验,对于尚未建立守法概念的小孩而言,就跟吸毒一样。少女偷了食物,下一步就是她们最想要的少女用化妆品与饰品。于是一步步变成惯犯。

我采访过的少女中,不少人得意地向我炫耀战绩。

“朋友的弟弟去把店后面架子的商品全部推下来,我们就趁店员吓一跳看东西掉下来的方向时,把想要的东西塞进篮子里,冲过收银台。我们把这个叫做‘篮冲’,习惯了的话,每一家店都做得到。”

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是十五岁的逃家少女,她从小学六年级就把偷来的化妆品拿去学校转卖。

这群孩子简直就像开发中国家的流浪儿窃盗集团。但是,我觉得就大人在路上看到饿肚子的孩子却不会上前关心一事来看,日本跟开发中国家也没什么两样。

反覆偷窃之后当然会被警察抓去辅导,成为当地警察跟儿童商量所口中的“出了名的坏孩子”或是“声名狼藉的不良集团”。到了这个地步,她们便从被害的受虐儿童转变为窃盗犯罪的加害人。

这些“篮冲”少女通常从小学时就与父母分开,强行安置在儿少安置教养机构。然而机构中同龄的孩子也明显分为“顺手牵羊组”和“乖乖组”。到了义务教育结束时,这两组自然转换为“离开机构组”和决定进入高中升学的“留在机构组”。这群不幸的少女从此时便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开始远离制度

问题出在辅导时的应对方式。基本上,少年警察队、当地的少年辅导委员及儿童商量所等机构,面对顺手牵羊的少年少女时,只会依照规定,找来父母或儿少安置机构的老师等监护人。虽然他们多少也会问话,让少女抱着些许“也许可以相信这个人”的期待,但是当少女发现最后还是“找来监护人”,或是“送回施虐的双亲身边或待得很痛苦的机构”,便觉得自己遭到背叛。这点非常糟糕。(同场加映:

倘若父母平常不关心小孩,遇到事情当然也不会理会警察的联络,只是让小孩更加寂寞。如果是会施虐的父母,收到警察的联络反而会加重虐待小孩。假若监护代理人是小学或儿少安置教养机构的老师,一天到晚因为小孩顺手牵羊而被叫去警察局,不免会把脾气发在孩子身上。

为了远离待不下去的环境而“短期与近距离的逃家”,也和顺手牵羊的下场相同。儿童深夜在外游荡与群聚在游乐中心等行为,都会受到警察辅导,警方的应对方式则跟顺手牵羊一样。小学生的行动范围不会太远,因此,反覆在当地短期逃家、游荡及接受辅导的结果,便是彻底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非行少女”。

接触这些少女的“成人”,通常是当地的儿童委员、儿童商量所职员及学校的辅导老师。他们无法快速解决虐待与贫困的问题,保护儿童时也缺乏强制执行权来阻挡监护人,只能等到小孩受虐到受重伤才能介入,或是甚至受了重伤也无法介入……

结果这些少女对于无法“打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制度代理人”,培养出强烈的不信任与敌对意识──“大人”不可靠,“大人”什么都不会帮。

这种情感之后也会左右少女的人生。

准备期间

我所采访的逃家少女多半都有上述的经验。她们首先会跟住家附近境遇相同的少女组成社群。从造成贫困的三种无缘来看,首先,少女会因为虐待而陷入“家庭无缘”,也就是双亲无缘;当地的儿童社福机构无法满足她们的生活品质,导致她们陷入“制度无缘”;因此,她们便转向找寻“地缘缘分”,透过同龄的社群来弥补寂寞与空虚。

其实这里正是关键──进入同龄社群的少女往往都走进性工作,其原因在于社群中不少年长少女已经在从事卖春与援助交际。虽然她们的经济状态并不像逃家少女般紧迫,却还是需要金钱。首先是当“贩卖员”(売り子;uriko)卖穿过的内衣裤,或是和学姐介绍的男人进行性交易。第一次卖春当然很害怕,所以通常是跟“朋友或学姐一起”。

这种情况有时候会发展成学姐当皮条客,经营“援交应召站”,仲介学妹卖春。“援交应召站”是一种卖春集团,名为“打字员”(打ち子;utiko)的成员会在交友网站、LINE、KAKAO TALK 等 SNS 上,“佯装成要援助交际的少女以招募男性”,并派遣少女给回文的男性。少女透过卖春取得的(三到七成)部分收入会交给打字员。虽然由学姐担任打字员,找男人来跟学妹买春,只能算是非常小规模的应召站,但双方毕竟还是形成了“支配与压榨”的结构。

从国中一年级就被学姐逼着去卖春的少女,告诉我以下她的悲惨故事。

“通常都是先从卖内衣裤开始啊!我是有去上学,不过到了午休,有手机的三年级学姐就会到班上来跟我说:‘今天有工作,记得要准备。’虽然学姐说习惯了就得做全套,可是我国一的时候月经还没来,所以跟学姐说做不到。学姐听了叫我月经来之前先做半套(プチ;puti),用手或嘴帮对方弄。收到的钱有一半会被学姐拿走。刚开始我觉得拿到一半真多,实际上拿到一、二万也超高兴的。可是月经来了就得开始做全套。全套就不轻松了,想休息也不能休息,也不敢跟学姐说不做了。学姐的学姐跟十八岁在混黑道的男生交往,想也知道人家去讲一声就完了。跟我同年的女生就有人逃跑被抓去教训。国一的时候一个月接客两次,国二的时候每周一次。”

但是告诉我这番话的少女,等到自己国三的时候,也开始一边自己接客,一边当学妹的皮条客。逼她接客的学姐们,当初也是上头的学姐斡旋她们去卖春。

因为当年学姐叫她接客,所以现在她叫学妹去接客──这就是少女们认定的道理。

关东某县的卖春少女社区

这种学校简直就跟妓院没两样。然而这位少女之所以沦为雏妓,其实是源自严重的贫困问题。少女成长于单亲家庭,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一年之中有半年必须住院。因此她是由住在附近国宅的外婆所抚养长大。外婆还不满五十五岁,仰赖生活扶助金生活。上了国中便开始卖春的历届学姐和同学,也都是住在这个国宅社区的孩子。

“这个社区本来问题就很多,常常死人。要么自杀,要么失火,小时候还发生过类似瓦斯爆炸的事件。也有很多人领生活扶助金,所以就算是上同一所小学,大家看这个社区小孩的眼神就是不一样。实际上社区的小孩也真的跟大家都不一样,没有人去补习班,还很多人都跷课跑去游乐中心,我自己也是。”

我是二○一二年采访这位少女,当时她十七岁,也就是说社区的学姐学妹把国中变成妓院,大概是二○○七年的事。原本我无法想像这个地区究竟多么贫穷。然而当我实际走访时,只能用“哑然”形容我当时的心情。

少女成长的K国宅社区位于关东某县,建在通往县政府的县道沿线。说是国宅,却不是好几层楼的公寓,而是五栋两层楼高的住宅连在一起,类似大杂院。看不出来上次究竟是何时整修过的外墙,因为生锈的污水而变脏,同时贴满大量的政党与议员宣传海报。挤在一起的住宅之间只铺了碎石,而非水泥或柏油地。当时正好下雨,在碎石地上形成深深的水洼。


(photo credit:source)

有的家庭把玄关前狭小的土地做成家庭菜园,也有的家庭在那里盖了明显违反《建筑基准法》的破烂小屋。住宅后面则是被拔去轮胎的昭和时代旧车淹没在杂草当中,还有遭到随意丢弃的电视和沙发。打赤膊的老人家大白天就不戴安全帽,一脸爽快地骑着机车穿梭于国宅中。他的车牌上并没有贴上所有骑士都必须加入的“机车强制险”贴纸。一般没有加入保险,会受到严惩……

这是二○一二年实际出现在日本(而且还是称得上首都圈的地区)的景象,我一时之间还反应不过来。眼前的景象彷佛重现昭和时代的电影场景,实际上却是少女所“抛下”的家乡。

这个地区究竟从多久以前就开始贫困与卖春的传承呢?

“逃家”不是任性,而是“逃难”

回到主题,这群在贫困与虐待中成长的少女,在国中、国小或是迎接第一次生理期前,便已经踏入了性产业。未成年少女担任皮条客来介绍未成年少女卖春的事件,多半发生在这类不幸少女的社群中。

其实少女如果能一直待在社群中,还算是比较好的。虽然社群结构是支配与压榨,但至少还不至于陷入“地缘无缘”,可以维系同龄层的互助分享──例如第一章所介绍的温和派不良少女。有了固定住处,才有机会从事性工作以外的行业。另一方面,我所采访的“无家可归的少女”,则是遭到这类地区性社群排斥,或是自行离开社群,逃往都市的街头。(同场加映:移民妇女美国梦的破灭!大苹果里的性工作者心声

在此,我要郑重表示,少女逃家不是“任性”或是“得自己负起责任的行为”。她们之所以逃家,绝不是单纯的任性。虐待又分为身体、精神及性等各种种类,单以文字说明来想像容易招来误会。各位读者看到以下的例子也许会觉得心里难受,然而受访的少女当中,不少人身上都留下父母“伤害的痕迹”。

我曾经遇过一摸就发现头部侧面大幅凹陷的少女,只是平常藏在大量头发下方所以看不见。这是受到沉重的餐具攻击,而导致头盖骨凹陷骨折,事后又没去看医生的结果。我还遇过“不能猜拳的少女”,因为家长把她的手指朝手背方向用力弯折,导致她过了好几年都还无法握拳。

“我只能出布,要是对方出剪刀,我就输定了。”面对少女笑着这么说,我哑口无言,只能在回家的车子上不断流泪。

也有一些少女缺少部分毛发,可能是遭到热水烫伤所致。还有手上缠着绷带和护具的援交应召少女,告诉我童年时曾经遭到亲生母亲虐待而骨折三次,最后离家出走之前,对母亲动手到心满意足为止。她的手之所以会缠着绷带,就是因为下手太重,结果连自己都骨折了。

无论我多么想逃避,无论多么难以置信,少女身上的伤痕都是虐待的“具体情况”,也是留在她们身上的“证据”。我认为可以轻易说出少女逃家是“少女的选择”“再忍耐一下不就得了”的人,跟加害者没两样。

来到“街头”之后……

这些经历艰辛,最后逃家来到街头的少女,又分成几种情况。首先是真的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回家的少女,她们选择的逃家地点,不是辅导员认识她们的家乡或是邻近地区,而是家乡附近的中心城市,或是东京、大阪及名古屋等大都市的闹区。她们选择的这些地方多半早就有人可以接应,例如同乡的朋友、学长姐、兄弟姊妹、表堂兄弟姊妹等亲戚,或是在网路上认识的朋友。这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故乡的“地缘之缘”。

另外,原本就认识在中心城市的援交应召站,以去应召站工作为前提而逃家的例子也不在少数;从同龄社群经营的卖春集团,“跳槽”到都市的应召站工作也算是同一种情况。

最麻烦的是毫无任何关系,就冲动地跑去大城市的少女。这类女孩无论自愿与否,往往都会进入性产业工作。为什么她们走进性产业的比例如此高呢?请大家动动脑,和我一起想一想。

她们都是不到十五岁的女孩,很少离开家乡。就算曾经逃家去城市几次,一开始往往“连车票怎么买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在路线图上找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如同一般人的青春时代,她们不过是一群“不知道也是理所当然”和“这世上不懂的事比懂的事多得多”的孩子。

当她们逃到街头上时,会发生什么事呢?


(photo credit:source

大家回想自己年轻时就会明白了。她们的心中充满强烈的不安与恐惧。虽然我很少遇到身无分文的例子,然而,她们的心声往往是:“我不知道要怎么靠手头的钱维持生活?”“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住哪里,才不会被辅导员抓到而被送回家里?”“外宿要花多少钱?要去哪里找打工?履历书上要写什么?怎么办怎么办?我什么都不懂……”

受访的少女中,有人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而得了急性胃溃疡,结果在公共厕所吐血;也常常听到因为换气过度症候群而昏倒的例子。采访“提供所有人宿舍”的援交应召站时,对方告诉我原本在街头游荡的少女住进宿舍后,所有人同时进入生理期。每个逃家女孩在逃家时都暂时停经,等到住进宿舍稍微安心之后,月经就突然来了。她们的处境就像“战争时逃难的孩子”。每个故事都代表这些少女面对了无比巨大的压力。

虽然希望这些少女能够获得帮助,可是她们原本就跟“制度”不合。如同我之前的说明,她们绝对不会拜托公家机关或警察帮忙,抱持“公家机关不会帮我们解决任何事情,不能信赖”的否定心态和敌对意识。倘若真的找上公家机关,也只会成为“保护与辅导”的对象,被强制送回家乡的儿童商量所而已。

她们的行为虽然是逃家,实际状况却跟“逃亡”没什么两样。街头就是她们的战场。

另一方面,逃家少女近年来面对的情况日益严苛。我刚开始采访逃家少女时,出现逃往都市的“短期逃家风潮”。不少例子是春假或暑假期间的夜晚在街头游荡,于是认识了同龄的其他少女;暂时住在认识的女孩家时交到了男朋友,之后转为跟男朋友同居。到了二○○○年代中期,政府实施的各种法规却将少女逼向绝境。

首先是所谓的“游荡条例”──禁止未成年孩童深夜在外游荡。原本提供少女过夜的网咖,因此禁止未成年孩童深夜进入,或是严格检查顾客的身分证。逃家少女唯一可以使用的通讯工具──预付卡手机,也变得必须要出示身分证才能购买。二○○五年时,逃往大都市的逃家少女想在街头生活,并避开辅导与警察盘查,变得相当困难。(推荐阅读:

换句话说,少女原本“减轻贫困状态的生活基础”都遭到制度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少女需要的是什么呢?

首先,她们需要的是不用担心遭到辅导或盘查,可以好好休息的“住处”;接下来是确保住处和食物的“现金与工作”;为了赚取现金,不可或缺的工具则是“手机”;最后是“陪在身边的伙伴”。这就是性产业吸引逃家少女的理由。行政制度和社福机构几乎无法提供她们想要的一切;性产业却能以她们可以接受的

方式满足所需。

这就是长期逃到大都市的少女,大多受到性产业所吸引──甚至应该说是遭到性产业“捕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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