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孩子的教养头痛不已吗？孩子小时候是黄金教育期，我们要规范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好让他们在社会里符合期待，生存下来。但是怎么教、怎么说，也是一种学问。当孩子表现优异的时候，试试称赞他们的人格特质，会帮助他们内化成自我概念的一部份。
许多年前，学者发现从两岁到十岁，小孩子每隔六到九分钟就会被父母亲要求去改变自己的行为。一如发展心理学家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的总结，这“约略等于每天有五十次纪律冲突，或是每年一万五千次！”当那些在大屠杀时拯救犹太人的人回忆自己的童年，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是一种形式独特的处罚。
欧利纳夫妇发现“多数救人者所偏好的字眼是解释”：救人者的父母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仰赖讲道理、解释、建议如何补救已经造成的损害、劝说和忠告……讲道理表达出对孩子的尊重……暗示出假如小孩知道该怎么做才对或是懂得更多，他们就不会做出不当的行为。那表示对聆听者的尊重，表现出信赖孩子有能力理解、成长并且改进。
在那些旁观者的父母所使用的惩戒手段中，讲道理只占了百分之六，在那些救人者的父母所用的惩戒手段中却占了整整百分之二十一。一名救人者说她母亲“会在我做错事时告诉我。她从不处罚我或责骂我，而试着让我明白我做错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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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的惩戒做法也是那些不参与犯罪行为之青少年的父母的特征，那些挑战自己那一行之正统观念的开创者的父母也一样。在一项研究中，一般小孩的父母平均订下六条规定，像是明确订下做功课和上床睡觉的时间。至于具有高度创造力的孩子，其父母所订下的规定平均不到一条，并且倾向于“强调道德价值观，而非特定的规定”，心理学家艾墨碧说。
如果父母的确认为应该坚持要有许多规定，他们解释这些规定的方式就非常重要。新近的研究显示，青少年会公然反抗规定，如果这些规定是以控制的方式强行施加在他们身上，藉由吼叫或是威胁要处罚他们。如果母亲立下很多规矩，但是提供明确的理由说明这些规矩何以重要，青少年就明显比较不会去违反，因为他们把这些规矩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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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麦金农曾把美国最具创意之建筑师和一群技术熟练却缺少原创性的同侪加以比较，在这项研究中，使有创意之建筑师与众不同的一项因素在于他们的父母在进行惩戒时会加上解释。他们勾勒出自己的行为标准，并且以一套有关是非对错的原则来解释他们的基础立场，提及道德、正直、尊重、好奇和坚忍等价值观。不过，“重点放在发展一个人的道德规范上”，麦金农写道。最重要的是，养育出具有高度创意之建筑师的父母给予孩子自主权去选择自己的价值观。
讲理的确制造出一种矛盾：它既使得孩子更守规矩，也使得孩子更为叛逆。藉由解释道德原则，父母鼓励孩子自愿去遵守符合重要价值观的规定，而去质疑那些与重要价值观不符的规定。良好的解释能使孩子发展出一套通常与社会期待相符的道德规范；如果不相符，孩子会仰赖内心的价值罗盘而非外在的规定指南。
在施行惩戒时，有一种解释方式特别能起作用。当欧利纳夫妇检视在大屠杀期间救人者从父母那儿得到的教诲，他们发现那些父母倾向于“解释某些行为何以不恰当，常提及这些行为对其他人所造成的后果”。那些旁观者的父母着重于要求孩子为了自己好而遵守规定，救人者的父母则鼓励孩子去考虑他们的行为对其他人造成的影响。
强调对其他人造成的后果让孩子把注意力转向可能由于旁人之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所受的痛苦，引发对此人的同情。这也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的行为在造成伤害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孩子心生内疚。如同幽默作家尔玛·邦贝克（Erma Bombeck）所说：“内疚是用之不竭的礼物。”同情与内疚这两种道德情感使人想要矫正过去的错误，并且在未来表现得更好。
强调在其他人身上造成的后果也能激发成年人的行动。在医院里，要鼓励医生及护士更常洗手，我和同事大卫·霍夫曼（DavidHofmann）在靠近洗手乳出皂口的地方贴了两种不同的标志。在接下来那两周里，每一所医院都有一名小组成员暗中计算医护人员在每次接触病人前后洗手的次数，另有一个独立团队去量测每一个洗手乳盛装器的消耗量。
图 1 文字：洁双手能预防你感染疾病
图 2 文字：清洁双手能预防病人感染疾病
图 1 那个标志没发挥任何作用。图 2 那个标志则造成了显着的差别：仅仅是以病人来取代你就使得医护人员洗手的次数增加了百分之十，用掉的洗手乳则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五。
考虑到自身所诉诸的是“后果逻辑”：我会不会生病？医生和护士可以迅速做出否定的回答：我待在医院的时间很长，我并不总是洗手，而我很少生病，所以这大概不会对我造成影响。一般说来，我们往往过于自信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可是考虑到病人则引发了“适当性逻辑”：像我这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这使得我们的评估从一种成本效益的计算变成对价值观及是非对错的思索：我有职业上与道德上的义务要照顾病人。
杰基·罗宾森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捩点就源自有人向他解释了他的行为如何影响其他人。身为住家附近一个帮派的头子，罗宾森朝汽车扔泥土，从窗户向外面扔石头，偷高尔夫球再卖回给打球的人，并且从当地的商店窃取食物和日用品。在犯下一次罪行之后，警长用枪押着他去监狱。眼见那个帮派胡作非为，一个名叫卡尔·安德森的机械工人把罗宾森拉到一边。
“他让我看出继续混帮派将会伤害我母亲，”罗宾森写道，“他说跟着大家起哄不需要什么勇气，告诉我勇气和智力在于愿意与众不同。我心中羞愧，没有告诉卡尔他说得对极了，但是我深受感动。”一旦考虑到他的行为会如何影响到他母亲，而罗宾森不想令她失望，于是就脱离了那个帮派。
假定父母决定要给子女发挥原创性的自由，要如何才能培养出是非观念？价值观不仅是透过父母对孩子的过失所做的反应而形成。在那项针对犹太人大屠杀中的旁观者与救人者所做的研究中，当欧利纳夫妇问起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的价值观，比起旁观者，救人者提起适用于所有人类的道德价值的可能性为三倍。
救人者强调父母“教我要尊重全体人类”。虽然旁观者也怀有道德价值，但他们把道德价值附着于特定行为和小团体成员身上：在学校要专心，不要和同学打架，对邻居要有礼貌，对朋友要诚实，对家人要忠诚。
道德标准的塑造有一部分是藉由父母在孩子做了正确的事情之后所说的话。上一次你看见一个孩子做出好行为时，你的反应是什么？我猜你称赞了那个行为，而非孩子本身。“那样做真好，真是贴心。”藉由赞美那个行为，你强化了该行为，于是孩子学会去重复那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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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由心理学者琼安·格鲁塞克（Joan Grusec）所主持的一项研究如是说。
在小孩子跟同伴分享了几颗弹珠之后，其中几个小孩被随机指派得到针对他们的行为所做的称赞：“你把自己的弹珠分几颗给那些穷孩子是件好事。是的，这是件好事，也是件帮助别人的事。”另外几个小孩则得到针对他们的人格所做的称赞：“我想你是那种只要能做到就会帮助别人的人。是的，你很好心，而且乐于助人。”
在那之后，得到人格称赞的小孩就更加慷慨。两周之后，在那些被赞美为乐于助人者的小孩当中，有百分之四十五赠出手工艺材料，让一所医院里的病童开心；而在那些助人行为受到称赞的孩子中则只有百分之十这么做。
当我们的人格受到称赞，我们会将之内化成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我们并非把自己看成在从事单一的道德行为，而开始发展出一种较为一致的自我概念，身为一个有道德的人。
肯定孩子的人格在孩子开始形成强烈自我概念的时期似乎效果最强。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称赞人格促进了八岁小孩的道德行为，但却没有促进五岁小孩或十岁小孩的道德行为。十岁小孩的自我概念可能已经形成到某种程度，以至于仅只一次的评语不会对他们产生影响；而五岁小孩可能还太小，以至于一次性的赞美不会产生真正的作用。当自我概念正在形成之际，称赞人格就会留下持久的痕迹。
不过，就算是在年纪很小的孩子当中，诉诸于人格也能在当下造成影响。在心理学者克里斯多夫·布莱恩（Christopher Bryan）所主持的一系列巧妙实验中，三岁至六岁的小孩在被请求当帮手而非来帮忙时，他们去收拾积木、玩具和蜡笔的可能性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至二十九。虽然他们的人格还远远尚未成形，他们也想挣得“帮手”这个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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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发现诉诸于人格在成年人身上也很有效。他的研究团队以用语上的类似转折而使作弊的情形减少了一半：他们不说“不要作弊”，而把诉求改为“不要当个作弊的人”。如果你被要求不要作弊，你可以去作弊而仍然在照镜子时看见一个有道德的人。
可是当别人请你别当个作弊的人，作弊的行为就会留下阴影；不道德的行为与你的身分本质紧紧相连，使得那种行为对你失去吸引力。作弊是种用后果逻辑来评估的单一行动：我会不会被惩罚？身为作弊者则唤起了一种自我意识，触发了适当性逻辑：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当什么样的人？
依此证据，布莱恩建议我们应该更深思地去拥抱名词。
“喝酒不开车”不妨改成“别当酒醉驾驶”。同样的想法也可以应用在原创性上。当小孩画了一张图，与其说那张画很有创意，我们可以说“你很有创意”。
在一个青少年抗拒了从众的诱惑之后，我们可以称赞他是个不随波逐流的人。当我们把重点从行为转移到人格上，对方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估选择。他们不再去问此一行为是否会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因为那样做是对的。
一位在犹太人大屠杀期间的救人者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那就像是去拯救一个溺水的人。你不会去问他们信奉哪个上帝。你就只是去把他们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