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一把吉他、一首创作歌曲,旋即燃起一股猛烈的民歌风潮火焰。40年后,当年的年轻创作者,而今都各有一片天。电影《四十年》纪录陶晓清、杨弦、木吉他合唱团、李宗盛、胡德夫、吴楚楚、李建复、邰肇玫、杨祖珺、包美圣、侯德健…等知名民歌手走过的民歌记忆,以及创作出来的台湾历史,《青鸟书店》创办人蔡瑞珊,陪我们一起拾起那个壮阔的年代。(同场加映:

《四十年》里的记忆故事

我是八十年后的台湾人,生在彷佛与民歌沾上边又有点陌生与遥远的年代。听着胡德夫唱:“美丽岛”,看画面里那群情绪激昂的人们,但老实说:我并没有太多感受,可能因为未曾有过的记忆,让我失去了那段应该要有的感动。

因此在“青鸟书店”里,我翻看陈芳明的《革命与诗》,也从《百年追求》里的文字纪录,寻找过去。在那个政治与民歌年代,陈芳明在书里写道:“我彷佛觉得自己是被遗弃的台湾孩子,如果不大量书写,如果不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我的被遗弃,最后注定是被遗忘。”而正在台湾的我,如果没有透过他们的书写文字,过去早就抛弃了我。

从书里读到,他们经历过白色恐怖的风暴和美丽岛事件的残骸,威权下的阴影余悸犹存,政治是远远不可触碰且必须避之唯恐不及的毒蛇猛兽,倘若想在心里呐喊,就将心情寄托给民歌抒发心底哀愁。

民歌在那个年代,与彼岸的摇滚诗歌彷佛有着相同的生命力!1980年12月8日,是美丽岛事件的一周年,《革命与诗》中记载,当大家在整理相关文字的同时,同一时间的美国却是约翰蓝侬(John Lennon)被枪杀的讯息,对于战后世代的青年来说,这位摇滚界的灵魂人物陨落正是代表一种孤独,两地的灵魂声音恰好正是民歌与摇滚音乐的对照。

《四十年》这部电影,描写了在台湾这一代的年轻人,在民歌大时代里悲凉里的小故事。他们热血澎湃、燃烧着青春灵魂,将生命记忆创作入魂,转以朴实甜美的方式、心沈重如锤、哼唱却如诗一般,将故事传唱传承,电影里记录《美丽岛》这首歌的创作者李双泽,在1976年的一场民歌演唱会发起的民众之歌,他鼓励歌手们以唱“自己的歌”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民歌之母陶晓清则开放节目让年轻音乐创作者有发表平台,他们都是民歌发展的重要推手。(推荐你看:

为了想深刻理解那个年代的悲伤情怀,我采访了五十年后的前辈,他是这么说的:“戒严时期,白色恐怖、国语运动对某些族群仍遗有阴影,党禁、发禁、报禁、体罚、领袖标语,靠关系、走后门,这是那个时代的背景。正值叛逆的青春期,你会清晰地感觉到,不公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的越来越多。不该你负责的责任,你在扛,不属于你的劳作和付出,你都在承担。在这种奴役思想中,真实有力的声音,越来越软弱、益发虚渺,取而代之的是无止尽的抱怨与暴力。这些充满费洛蒙的蛮横情绪,必然会以某些形式,去发泄,于焉有了民歌,让我们平静地怒吼。”(延伸阅读:

尔今青春这艘白色游轮,悄悄驶过不惑之年,我们的人生也在盛夏流连!

电影《四十年》里也描述如此这般的小清新,像是李宗盛为郑怡制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他勾起所有人在学校里未完成的梦,听着他与陈淑桦合唱的《你走你的路》、与林忆莲合唱《当爱已成往事》,这正是我幼年时常常听着父母播放的卡带里,音乐流泻出的一首首,也是至今我仍熟悉的民歌,是他们人生中的盛夏光年。

民歌抚慰了台湾历史里伤痕累累的那一页,透过歌曲抚平哀伤和痛苦,然而真正的记忆以及那些近乎被遗忘的究竟是什么?

从《美丽岛》这首歌说起,1980年代这首歌被新闻局列为禁歌,历经了九十年野百合学运和2006年的政治动荡,现在近乎已成特色鲜明的台湾之歌,这歌曲在选举或是情绪激昂之时,音乐响起总能掀起群众情绪沸腾。

而美丽岛真正的缘起,在《四十年》这部电影里提及:“诗人李双泽在1977年夏天完成《美丽岛》后,没有发表,其后因救人而溺水去世,由杨祖珺胡德夫整理遗留的手稿,编录而成,在李双泽告别式正式公开。”1979年党外运动人士以此曲做为《美丽岛杂志》之名后,本无政治意图的《美丽岛》便与党外运动划上等号。

我从电影《四十年》里看见《美丽岛》歌曲的过去,从陈芳明的《革命与诗》读到《美丽岛事件》的伤痛,那个他愤恨且无法遗忘的曾经,让我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在此寻找,书店里进了满满 50 本革命书籍,我想表达着:“要拥有被记忆的历史,才有能力思考未来”。

因为我们都是一群记忆不全的台湾人!

在西门戏院看完《四十年》首映,我驻足在电影院门口久久无法离去,听着这些听过的歌、没有听过的故事,以及隐藏在故事背景底下更需要去还原的历史真相,我不禁思考着:在门口大口吃着热狗、喝着 Starbucks 咖啡的年轻人们,是否会在乎这一切曾经存在过的事实?而这一切看似遥远也已在他们生命里消失的历史记忆:再过十年后,还有“民歌五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