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影展策展人罗佩嘉说:“女性影展,是女人共同经历一连串酝酿情绪、启动思考和展现行动的集体狂热事件。”女人的人生,让女人自己冒险;女人的精神高潮,找女人们一起欢庆!女性影展正如火如荼展开,女人迷为你带来《戏神》,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歌仔戏”这项传统艺术渐渐没落,越南出身的主角安妮跨越了语言限制和文化的鸿沟,在台湾的歌仔戏努力撑起一片天。(同场加映:写给温柔的职场女性:走上高处,要从低处起身

文/游家容

《神戏》自国族、民俗技艺的角度切入,主角安妮的身分,给了“歌仔戏”非常新的生命。从小就爱歌仔戏的安妮,十岁就离家想要学艺,然而到了河内,她却进入了马戏团学习。早慧又努力的安妮,十三岁就已成为马戏团的台柱,进行世界巡回公演。

当你以为要这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越南女孩完成梦想的故事时,故事忽然一拐弯,来到台湾──安妮与来自台湾的老公的初遇,他们的爱情,正是安妮走入歌仔戏这行的起点。

不一样的“外籍新娘” 一样的困难与挑战

安妮嫁到了台湾。“外籍新娘”一词,在台湾普遍印象中,似乎指的是“买卖婚姻”,无关爱情。但安妮的例子完全颠覆一般印象,在她心中,这桩跨国婚姻是自由恋爱,也是领她向歌仔戏叩门的缘分。

然而,有爱情和梦想的婚姻,并不是绝对幸福的保证。

做歌仔戏的生活是辛苦的,跟着大甲妈祖出巡的一个月,要跑遍二十间庙宇;睡的是临时帐篷里的草席,洗澡用的是洗手台的冷水,没有电视没有电脑。而在这个歌仔戏已经逐渐凋萎的时代,演员上台演戏,下台后照样当起舞台工人,架设、搬运样样都要会。

安妮面对的还不只这些。来自越南,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就已经不同,安妮要挑战的,甚至是连台湾人本身,都不见得精通的民俗技艺。尤其,由于过去识字率不高,早期的歌仔戏是没有剧本的,因此改由团里的“讲戏先生”讲解剧情结构,让演员自行发挥。这就是所谓的“活戏”,没有脚本,只有故事大纲、角色、出场顺序等,演员即兴演出的戏,非常考验演员的功力。对于越南出身的安妮,必须横跨非常大的文化鸿沟。

台上是一出活戏,台下更是另一出安妮无法预料的戏。活泼的大女儿晴怡已经开始跟着家里学习歌仔戏的技巧,但小女儿“阿当”却因为出生时缺氧休克,对大脑与肾脏造成了伤害,洗肾成了是她每天的功课。安妮曾经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必须要受苦,不间断的照护也是生活中的包袱。身为妻子/母亲,安妮似乎也认为自己要同时扛起生计与家务生活。

“外籍”紧箍咒 是加分还是枷锁?

“他们肯定我,是因为我是‘外籍’。”

歌仔戏观众称赞安妮身为外籍,还能表演地维妙维肖,但安妮对于这样的赞美,却总觉得疙瘩。“外籍”对安妮来说,彷佛一环紧箍的桂冠,让她发光,也紧紧锁住她。

当我们对弱势族群降低标准,是在帮助他,还是另一种“差别待遇”?这个问题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答案:大学入学的繁星计画,确实给了资源缺乏地区的小孩进入好学校的机会。但是,当在追求专业时,这样的“降低标准”会不会反而成为无形的阻碍?

“因为他不是台湾人所以这样已经很好了。”以国族作为标准之一,来评判安妮的专业程度。但专业,该用身份区分吗?想起总统蔡英文当选时,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里提到:蔡英文认为,台湾人之所以投票给她,是因为政策主张与价值观是台湾目前所需,而不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性。

面对冲击 如何站稳脚步?

就连安妮也不得不承认的是,歌仔戏的的观众急遽减少。怀抱梦想的她告诉自己,这是一出“演给神明看的戏”。观众从人到神,安妮的梦想以不同的方式,催眠或鼓舞自己,意图唤醒逐渐沉睡的传统技艺。

《神戏》导演赖丽君曾在梦想资助计画中写道:“我想要以一个在地人的身份,为日渐消失的地方传统艺术,留下它的美丽与哀愁。”

虽有明华园将歌仔戏带上了国际舞台,实际上,歌仔戏的观众老化以及外来文化造成的冲击,却是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全球化的时代,强势文化的输入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所有民俗文化都要面对的。

如何在这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找到生存下去的方式则是本土文化的一大课题。究竟我们应该像社会达尔文主义放任弱势文化消逝,还是应该致力保存这些文化?而在观众逐渐消失的情况下,又要如何保存这些文化?

就像诚如歌仔戏在寻找新的定位,安妮也在追求自己在台湾的定位。曾经对台下没有观众这件事感到不安,但安妮给自己的答案是,不管台下有没有人,身为一个专业的演员,自己要做好该做的事。

也许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无法脱队,但导演明显地为安妮的表现做出评价,并在片名上给她的答案,这是一出演给神看的戏──就算没有人看见,神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