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性别观察】笔记，带着激励自己、影响环境的起心动念，将由短篇与大家分享以性别出发的时事观察。中国的杨改兰杀子事件震惊各界，让我们爬梳农村妇女的早婚现象，以及在家庭中成为“留守妇女”的巨大压力，原来成为盛世中的蝼蚁，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贫困，更有精神上的困境。
“杨改兰”近来成了中国网坛最热议的名字，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跟着祖母、父亲、丈夫、四个孩子，全家人住在甘肃省康乐县的阿姑山村里。8 月 26 日傍晚，杨改兰在自家屋后，突然以斧头击杀四个孩子的头部和身体，其中年纪最大的六岁，近日正准备要上学，其后还有五岁的双胞胎，以及三岁的小女儿。
当杨改兰发现孩子尚存一息，又强迫他们喝下除草剂，最后自己也服下农药身亡。她横了心要自尽，对旁边哭着的祖母杨兰芳说：“你这回把我救上，下回也救不上。”
而大女儿在众人赶到时，就这么睁开眼睛，朝大家笑了一下。入赘的丈夫李克英本只身在外头的猪场打工，得知消息赶回家中，见大女儿还有气息，便抱着她急奔村头求救，但在半路上，女儿就断了气。
28 岁的杨改兰则在急救无效后，死在兰州的医院。她生前从没有离开农村，来过这么远的地方，死后却留在了这里。数日后，李克英把妻子的骨灰撒进河里，然后在离家不远的树林，喝下了剧毒杀虫剂甲拌磷。
他们死了，原先的世界还是依然在运转。记者来到那个快瓦解的土坏房，炕边窗户玻璃有六块，左上角少了半块，土窗台上晒着自家种的蚕豆，幸存的父亲与祖母依然在这生活。每个人都在问杨改兰怎么了？一家人的悲剧听来太骇人听闻，那个众人称赞的好母亲怎么突然就换了面孔？看似狠心的举止，但回归到杨改兰的生命脉络里，却是时代下的眼泪。
同场加映：你没想像过的女性心酸！“我需要避孕药，因为...”
（图片来源：BBC）
杨改兰的人生素描：农村的早婚姑娘
生长在农村的杨改兰，“一天学校门都没有进过”，妹妹杨改青也一样，村里完全没上过学的年轻人，只有她们两姐妹。几乎不识字的杨改兰，19 岁就踏进了婚姻，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中并不稀罕。虽然在中国内部，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 22 岁，女性则是 20 岁，但对于违规规定的人该有什么惩罚，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所以早婚的现象普遍，处处皆是三十多岁就成了祖父母的人。
农村地区普遍认为，只要新人办了酒席，就算是成了亲，正式成了夫妻，法律上的资格就等法定年龄到了再去登记就好。成亲是件大事，很多农村家庭都要男孩在去城镇打工之前，先把婚姻大事落实了，免得离家却换来打光棍的可能，以后找不到好人家来缔结姻缘。
“一胎化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造成了性别比严重失衡，最新数字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了 3360 万人。而男性在婚姻市场中人人自危，怕自己无法撑得起家庭的想像。
“在某些贫困地区，早婚就好像是一种保障，一种不会打一辈子光棍的保障。”《南华早报》网站援引北京《新京报》的报导称。早婚早育在农村显得正常不过，就怕成了别人眼中的“屌丝”（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类似台湾所称的鲁蛇），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抢先结婚，因此早婚现象普遍。
对于农村男人来说，如果 20 岁仍结不了婚，就是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传统成家立业的想像，造就了底层男性的焦虑，怕自己条件不够好，立不了业的同时，更成不了家。
（图片：杨改兰的父亲与祖母）
但身处在农村的男女早早就走入婚姻，却带来命运的恶性循环。早婚带来的早育使得家里的负担益发加重，收入只能依靠丈夫在外打工挣得，身处经济以及社会弱势的他们，往往只能做最累的苦活，拿着微薄的收入来养家。
另一方面，伴侣离家的妻子往往只能在家看顾孩子，而成了“留守妇女”。这些农村少女还没长大，就已成了母亲。“吃饭，喂孩子，看电视，喂孩子……”成了她们每天反覆的生活，没有其他的支援系统，豆蔻年华的她们，日子始终被生存压着。
丈夫在外四处打工挣钱，早婚的杨改兰平时是个孤立无援的主妇，村里只有堂姑能说上几句体己话，一生葬送在农村里的她曾向堂姑说过：“想出去浪（意指为散心），不想在家了。”但现实却让她无处可逃，杨改兰一家正是这样社会的缩影，收入只够维持基本温饱，连生了双胞胎后，计画生育的两千多元罚款，都无法缴交。同时因为没交罚款的缘故，杨改兰甚至只能自己在家里生孩子，为孩子剪断脐带。
杨改兰不是个案：以自杀跟世界告别的农村妇女
带着庞大的绝望，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农村里上演。 中国的《半月谈》 2004 年第 11 期曾刊出一篇名为《自杀干预：为了每年 28 万条生命》的报导，其中指出中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 28.7 万人，占全国全部死亡人数的 3.6%。而农村的自杀率比城市高出 3 倍，当中女性自杀率又比男性高出了 25%，农村妇女成了自杀比例最高的族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农村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的地方。
丈夫在外工作，妻子独自带着孩子在家生活，这是当今农村主要的家庭模式。她们不仅要做农活，还承担了照顾整个家庭的巨大责任。除了体力上的沈重负荷，精神压力也巨大得让人不堪。留守妇女无法拥有静好生活，生理及心理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图片：杨家的土坏房）
弱势妇女的自杀问题，体现了经济扶贫及精神扶贫的缺漏，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脆弱得无法接住下坠的人。
杨改兰事件中，对扶贫政策的落实并不完整。她家是村里最破的土坏房，房子的墙面是用泥巴糊的，主屋窗户被旧报纸随意遮掩着，偏房虽有玻璃窗，但却破了个大洞。但这样贫穷的他们，却被取消了低保收入的资格，2013 年 12 月份，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中，经群众评议该户未通过，因在入户调查中，杨家总收入为 36585.76 元，人均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
低保资格的认定在程序上相当粗糙，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享受低保，而没有综合考虑弱势家庭的实际处境，并进一步有全面的辅导方法。而这样重大的影响，却因一家八口无人识字，也未有专人来沟通，取消资格通告张贴了三天，杨家都没有提出异议。
除了经济上的扶贫出了重大纰漏，精神上扶贫也益发急迫，两者间应该是要相辅相成，无法单轨进行。如同 28 岁的杨改兰，从来没有上过学，一直生活在封闭的村庄，还因为早婚的缘故，整个人生都与家庭绑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妇女，她们应该怎么从人生的囹圄中逃出？
“赋权比识字更重要”，这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妇联合作扫盲时提出的口号。精神上的扶贫需要团体的支持，让弱势者能够在需要时寻求支援。然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支持网络是缺位的，使得妇女往往只能单打独斗，不知该往何处求援，只能守着日复一日的焦虑。
杨改兰事件触动了妇女组织《农家女》，目前团队正计画建立“爱心联盟”，在农村的人际网络中播撒改变的种子，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只要有发现妇女有自杀的迹象，立刻派专员伸出援手，并让心理谘商专家跟进，来及时挽救生命，并让妇女知道目前的困境能过如何改善。
就像一篇名为《正是故乡花开时》的文章中所指，作者滕刚这样描述了农药与农村的关系：“我看到农药瓶总会想到死亡。我乡下的亲友们则说他们看到农药都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把它一饮而尽的冲动。真是奇怪，农药是治虫的，但在老家，农药不仅用来治虫，它越来越成为家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悲剧不只是杨改兰一家人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村的集体叙事。杨改兰死前对奶奶说：“你不能理解”，这句话后面是无止尽的黑洞，现实不断吸噬着希望，每天迎面打来的却只有更大的痛楚。
杨改兰曾在丈夫离家去镇上打工后，就这样一个人坐在屋子门口，眼泪不停滑落，哭着向奶奶表示：“麦子熟了，谁来干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婚后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一个人耕种着 17.3 亩地，丈夫又不大会挣钱，整家的重担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依据《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报导，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困境主要在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文化生活单一、发展面临困境等方面。因为不但要从事农活，还要承担教养孩子、赡养长辈等多项责任，48.9% 的留守妇女表示体力上难以承受。而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妻子在家“守活寡”，要一人扛起整个家庭，更让妇女在精神面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图片：杨家的厨房）
女性要赋权，不要父权。弱势要平权，不能贫权。
我们总在颂扬母性，但却遗忘了这无数动人故事背后的眼泪，里头所呈现的理想母亲，大多是以家庭为本位，环绕在孩子周围。但有时，爱也无法拯救一切。人们只会称赞你的坚强，却无法直视你的软弱。
在杨改兰 6 岁那年，她的母亲忍受不了家里贫困，因而离开了家庭。打从 10 岁开始，整个家庭的劳务活都被她包了。而 19 岁结婚后连续 7 年都在养育新生儿，杨改兰曾向堂姑感叹：“早知就不要太早结婚，20 多岁再结。”可见农村妇女的困境，不是只着眼于经济层面的扶贫，提高收入就能改善，而忽略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位置。
看不到这些问题，不以农村留守妇女为对象，来进一步思考扶贫政策，同时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着手，来扩展保障范围，并从而减轻女性的母职负担，让女性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能够有足够的团体来支援，那么，即使收入超越了贫困线，悲剧依然还是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