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性别观察】笔记,带着激励自己、影响环境的起心动念,将由短篇与大家分享以性别出发的时事观察。中国的杨改兰杀子事件震惊各界,让我们爬梳农村妇女的早婚现象,以及在家庭中成为“留守妇女”的巨大压力,原来成为盛世中的蝼蚁,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贫困,更有精神上的困境。(延伸阅读:【孕事专题】19 岁那年,我成为一个母亲

“杨改兰”近来成了中国网坛最热议的名字,她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跟着祖母、父亲、丈夫、四个孩子,全家人住在甘肃省康乐县的阿姑山村里。8 月 26 日傍晚,杨改兰在自家屋后,突然以斧头击杀四个孩子的头部和身体,其中年纪最大的六岁,近日正准备要上学,其后还有五岁的双胞胎,以及三岁的小女儿。

当杨改兰发现孩子尚存一息,又强迫他们喝下除草剂,最后自己也服下农药身亡。她横了心要自尽,对旁边哭着的祖母杨兰芳说:“你这回把我救上,下回也救不上。”

而大女儿在众人赶到时,就这么睁开眼睛,朝大家笑了一下。入赘的丈夫李克英本只身在外头的猪场打工,得知消息赶回家中,见大女儿还有气息,便抱着她急奔村头求救,但在半路上,女儿就断了气。

28 岁的杨改兰则在急救无效后,死在兰州的医院。她生前从没有离开农村,来过这么远的地方,死后却留在了这里。数日后,李克英把妻子的骨灰撒进河里,然后在离家不远的树林,喝下了剧毒杀虫剂甲拌磷。

他们死了,原先的世界还是依然在运转。记者来到那个快瓦解的土坏房,炕边窗户玻璃有六块,左上角少了半块,土窗台上晒着自家种的蚕豆,幸存的父亲与祖母依然在这生活。每个人都在问杨改兰怎么了?一家人的悲剧听来太骇人听闻,那个众人称赞的好母亲怎么突然就换了面孔?看似狠心的举止,但回归到杨改兰的生命脉络里,却是时代下的眼泪。(同场加映:


图片来源:BBC

杨改兰的人生素描:农村的早婚姑娘

生长在农村的杨改兰,‌‌“一天学校门都没有进过‌‌”,妹妹杨改青也一样,村里完全没上过学的年轻人,只有她们两姐妹。几乎不识字的杨改兰,19 岁就踏进了婚姻,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农村中并不稀罕。虽然在中国内部,男性法定结婚年龄为 22 岁,女性则是 20 岁,但对于违规规定的人该有什么惩罚,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所以早婚的现象普遍,处处皆是三十多岁就成了祖父母的人。

农村地区普遍认为,只要新人办了酒席,就算是成了亲,正式成了夫妻,法律上的资格就等法定年龄到了再去登记就好。成亲是件大事,很多农村家庭都要男孩在去城镇打工之前,先把婚姻大事落实了,免得离家却换来打光棍的可能,以后找不到好人家来缔结姻缘。

“一胎化政策”和“重男轻女”的传统造成了性别比严重失衡,最新数字显示,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了 3360 万人。而男性在婚姻市场中人人自危,怕自己无法撑得起家庭的想像。

“在某些贫困地区,早婚就好像是一种保障,一种不会打一辈子光棍的保障。”《南华早报》网站援引北京《新京报》的报导称。早婚早育在农村显得正常不过,就怕成了别人眼中的“屌丝”(指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年轻人,类似台湾所称的鲁蛇),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抢先结婚,因此早婚现象普遍。

对于农村男人来说,如果 20 岁仍结不了婚,就是晚了,“好姑娘都被别人挑走了”。传统成家立业的想像,造就了底层男性的焦虑,怕自己条件不够好,立不了业的同时,更成不了家。


(图片:杨改兰的父亲与祖母)

但身处在农村的男女早早就走入婚姻,却带来命运的恶性循环。早婚带来的早育使得家里的负担益发加重,收入只能依靠丈夫在外打工挣得,身处经济以及社会弱势的他们,往往只能做最累的苦活,拿着微薄的收入来养家。

另一方面,伴侣离家的妻子往往只能在家看顾孩子,而成了“留守妇女”。这些农村少女还没长大,就已成了母亲。“吃饭,喂孩子,看电视,喂孩子……”成了她们每天反覆的生活,没有其他的支援系统,豆蔻年华的她们,日子始终被生存压着。

丈夫在外四处打工挣钱,早婚的杨改兰平时是个孤立无援的主妇,村里只有堂姑能说上几句体己话,一生葬送在农村里的她曾向堂姑说过:“想出去浪(意指为散心),不想在家了。”但现实却让她无处可逃,杨改兰一家正是这样社会的缩影,收入只够维持基本温饱,连生了双胞胎后,计画生育的两千多元罚款,都无法缴交。同时因为没交罚款的缘故,杨改兰甚至只能自己在家里生孩子,为孩子剪断脐带。(推荐阅读:

杨改兰不是个案:以自杀跟世界告别的农村妇女

带着庞大的绝望,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的故事,在许多农村里上演。 中国的《半月谈》 2004 年第 11 期曾刊出一篇名为《自杀干预:为了每年 28 万条生命》的报导,其中指出中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 28.7 万人,占全国全部死亡人数的 3.6%。而农村的自杀率比城市高出 3 倍,当中女性自杀率又比男性高出了 25%,农村妇女成了自杀比例最高的族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中国农村是世界上唯一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的地方。

丈夫在外工作,妻子独自带着孩子在家生活,这是当今农村主要的家庭模式。她们不仅要做农活,还承担了照顾整个家庭的巨大责任。除了体力上的沈重负荷,精神压力也巨大得让人不堪。留守妇女无法拥有静好生活,生理及心理都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图片:杨家的土坏房)

弱势妇女的自杀问题,体现了经济扶贫及精神扶贫的缺漏,不管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脆弱得无法接住下坠的人。

杨改兰事件中,对扶贫政策的落实并不完整。她家是村里最破的土坏房,房子的墙面是用泥巴糊的,主屋窗户被旧报纸随意遮掩着,偏房虽有玻璃窗,但却破了个大洞。但这样贫穷的他们,却被取消了低保收入的资格,2013 年 12 月份,在农村低保动态管理中,经群众评议该户未通过,因在入户调查中,杨家总收入为 36585.76 元,人均收入高于当年农村低保标准。

低保资格的认定在程序上相当粗糙,仅用收入作为衡量标准、用村民投票来决定是否享受低保,而没有综合考虑弱势家庭的实际处境,并进一步有全面的辅导方法。而这样重大的影响,却因一家八口无人识字,也未有专人来沟通,取消资格通告张贴了三天,杨家都没有提出异议。

除了经济上的扶贫出了重大纰漏,精神上扶贫也益发急迫,两者间应该是要相辅相成,无法单轨进行。如同 28 岁的杨改兰,从来没有上过学,一直生活在封闭的村庄,还因为早婚的缘故,整个人生都与家庭绑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妇女,她们应该怎么从人生的囹圄中逃出?

“赋权比识字更重要”,这是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和妇联合作扫盲时提出的口号。精神上的扶贫需要团体的支持,让弱势者能够在需要时寻求支援。然而,在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的支持网络是缺位的,使得妇女往往只能单打独斗,不知该往何处求援,只能守着日复一日的焦虑。

杨改兰事件触动了妇女组织《农家女》,目前团队正计画建立“爱心联盟”,在农村的人际网络中播撒改变的种子,发挥每个人的作用,只要有发现妇女有自杀的迹象,立刻派专员伸出援手,并让心理谘商专家跟进,来及时挽救生命,并让妇女知道目前的困境能过如何改善。

就像一篇名为《正是故乡花开时》的文章中所指,作者滕刚这样描述了农药与农村的关系:“我看到农药瓶总会想到死亡。我乡下的亲友们则说他们看到农药都有一种冲动,一种想把它一饮而尽的冲动。真是奇怪,农药是治虫的,但在老家,农药不仅用来治虫,它越来越成为家乡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悲剧不只是杨改兰一家人的故事,而是中国农村的集体叙事。杨改兰死前对奶奶说:“你不能理解”,这句话后面是无止尽的黑洞,现实不断吸噬着希望,每天迎面打来的却只有更大的痛楚。

杨改兰曾在丈夫离家去镇上打工后,就这样一个人坐在屋子门口,眼泪不停滑落,哭着向奶奶表示:“麦子熟了,谁来干活?我一个人根本干不过来”。婚后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一个人耕种着 17.3 亩地,丈夫又不大会挣钱,整家的重担几乎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依据《法国国家广播电台》报导,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的困境主要在劳动强度高、精神压力大、文化生活单一、发展面临困境等方面。因为不但要从事农活,还要承担教养孩子、赡养长辈等多项责任,48.9% 的留守妇女表示体力上难以承受。而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妻子在家“守活寡”,要一人扛起整个家庭,更让妇女在精神面上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图片:杨家的厨房)

女性要赋权,不要父权。弱势要平权,不能贫权。

我们总在颂扬母性,但却遗忘了这无数动人故事背后的眼泪,里头所呈现的理想母亲,大多是以家庭为本位,环绕在孩子周围。但有时,爱也无法拯救一切。人们只会称赞你的坚强,却无法直视你的软弱。

在杨改兰 6 岁那年,她的母亲忍受不了家里贫困,因而离开了家庭。打从 10 岁开始,整个家庭的劳务活都被她包了。而 19 岁结婚后连续 7 年都在养育新生儿,杨改兰曾向堂姑感叹:“早知就不要太早结婚,20 多岁再结。”可见农村妇女的困境,不是只着眼于经济层面的扶贫,提高收入就能改善,而忽略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性别位置。

看不到这些问题,不以农村留守妇女为对象,来进一步思考扶贫政策,同时从物质和精神层面着手,来扩展保障范围,并从而减轻女性的母职负担,让女性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并能够有足够的团体来支援,那么,即使收入超越了贫困线,悲剧依然还是会发生。(推荐阅读:性别观察:爸爸去哪儿之后,为何《妈妈是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