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迪的《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资本主义加速人类生活的步调以及制定非胜即败的成功定义。人类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变得不快乐，追求成就似乎变成便个人必须要得到的目标。无形的压力也将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应之而生的自杀，随机杀人的现象也被媒体快速归咎到简化的原因，逐渐隐蔽藏在这个失控社会背后的真相！
资本主义给我们造成了什么损失？损失是潜抑的，因为它对“全力开发拚经济”的舆论主旋律构成杂音干扰。就连因过度开发而濒危的动物，精灵可爱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广传，纷设粉专声援；至于鲎就无此待遇。若说到山林公路车辆大量辗毙龟壳花、雨伞节、眼镜蛇，人们绝不会看作是损失。
你可以在这点上看出贝拉迪的英勇无畏与热爱人类，他的《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一书，在人们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损失：恐怖分子以屠杀增强政治抗议曝光，在校随机杀人，与自杀潮。这些都是广义的自杀，暴力来自受体制压迫孤立，压抑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喷口爆发。
作者在自杀者与犯罪者身上，看到社会每个人所蒙受的苦难，原本渴求亲密信任与社交归属感，却被施压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过度竞争控制、打压，陷于绝望，或扭曲为追求高曝光带来的权力感。
这是我亏欠社会没写的书。阅读书中美国对犯罪者与自杀者的调查报导时，我触及了挡在台湾记者面前的隐形高墙：随机杀人和自杀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体八卦有余，却无深度报导。香港报导远为平实：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桩学生自杀，港报统计原因，主要为学业压力、情绪困扰。
BBC 中文网访问的学生，讲述读中学时晚上会无故哭泣，怀疑：“为什么十五、十六岁就要决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压力大，她怕家人担心，瞒着大人就诊，“我不知道整件事意义在哪里，上好中学，考上好大学，然后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学生擅长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艺学院，但家人不让读。放榜后沮丧到一个多月不见人、也没食欲。故事描绘了自杀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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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心理学家说：“媒体聚焦的学业压力是导火线，不是原因。如有社会支援网路，感到快乐，即使压力大也不会自杀。自杀不是单一问题导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别条路能解决问题，就不会自杀。”指出这些自杀者近半数社会支援网路薄弱，例如与家人不睦或单亲。显然，病的并不是学生，而是生存压力撕裂了社会连带，迫使人们投身向上流动的虚谎迷梦而耗竭。
台湾电视、报纸封杀了这些真相。就如报导少年强奸幼妹，记者劈头已归因“疑似 A 片看太多”，于是不问少年日常有无亲友陪伴、亲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对自杀潮，政府先归罪“自杀报导渲染细节”，于是自杀报导总厌烦而简短，不长于落井下石的警语“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社会处处有温暖，一定能度过难关”与防治专线。
二○一五年，女星杨又颖、杨可涵自杀。十五至二十四岁，自杀为第三大死因。在新闻焦点之外，其实原住民每年每十万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杀死亡，是台湾的四倍。而六十五岁退休年龄以上老人自杀，是台湾的五倍。自杀死亡者 98 %罹患一至多种精神疾病，重郁症 87 %，酒瘾药瘾四四%，情绪不稳性人格障碍 41 %。贫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湾有社会安全网”的假象。
自杀从一九九七年起连续十三年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杀死亡，二○一一年自杀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莲县、南投县，每十万人口的自杀率都高于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体下的生存高压：公司为提升生产力，挑拨员工互斗。老板要你负责不可能的任务，使命必达，你得应付所有公司丢过来的工作，没有二话。因为员工间的连带感已经破坏，所以每个人都得孤单面对被能力勒索、没做好的耻辱、被裁员的威胁，陷于罪恶感、焦虑、互相怨怼。
朋友向我形容那种感受：“哭也没有用，你知道没有人会来帮你。”
作者形容资本主义视劳工自杀为偷窃老板财产，台湾禁忌探索自杀，原因就在这。由于文化视子女为父母的财产，人民为政府的财产，于是统治者视自杀者为人民公敌，舆论斗争自杀者不理性、自私不顾父母、懦弱、想不开；此举反而断绝了忧郁者免于自杀所需的关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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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卫生当局相信青少年自杀、吸毒是因为有人美化自杀，被带坏、学坏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广告丑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说不”；防治自杀是朝会高呼生命教育口号。还有整套脏话羞辱青少年的情绪困扰，“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伤不起”。
青年林冠华以自杀反课纲，媒体攻击遂达高峰。由于反课纲抗争被视为大选前哨战，中国时报强调其忧郁病历、证明自杀无关反课纲。联合晚报描述反课纲者，如贝拉迪笔下的大屠杀恐怖份子，“用林冠华的死，胁迫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达到诉求的目的。”抗争是藉机炒作、冷血消费林。挫败疗伤的聚会，也被诬“头七大摆庆功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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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银正雄指林预告自杀是“想成名，想疯了”，又指林母未强制送医，证明也想成名。有了这番经验，我虽赞同贝拉迪刻划的社会普通人的苦难，但未能认同他揣测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将每个犯罪者也当作独特个别的人来观察，而非作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击自杀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认同。
二○一四年，女星欢欢因丧父而重度忧郁症自杀，未留遗书。她在卡片上写道“这间房子一直叫我这么做”。何等深邃哀伤。新闻说“众人无法理解动机”，我欣赏这句结尾。房子或许是困住我们的资本主义迷宫；但因承认“无法理解”，所以不满足于揣测，我们能继续叩问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