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迪的《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困境,资本主义加速人类生活的步调以及制定非胜即败的成功定义。人类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变得不快乐,追求成就似乎变成便个人必须要得到的目标。无形的压力也将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应之而生的自杀,随机杀人的现象也被媒体快速归咎到简化的原因,逐渐隐蔽藏在这个失控社会背后的真相!(同场加映:

资本主义给我们造成了什么损失?损失是潜抑的,因为它对“全力开发拚经济”的舆论主旋律构成杂音干扰。就连因过度开发而濒危的动物,精灵可爱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广传,纷设粉专声援;至于鲎就无此待遇。若说到山林公路车辆大量辗毙龟壳花、雨伞节、眼镜蛇,人们绝不会看作是损失。

你可以在这点上看出贝拉迪的英勇无畏与热爱人类,他的《英雄:大屠杀、自杀与现代人精神困境》一书,在人们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现资本主义社会的损失:恐怖分子以屠杀增强政治抗议曝光,在校随机杀人,与自杀潮。这些都是广义的自杀,暴力来自受体制压迫孤立,压抑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喷口爆发。

作者在自杀者与犯罪者身上,看到社会每个人所蒙受的苦难,原本渴求亲密信任与社交归属感,却被施压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过度竞争控制、打压,陷于绝望,或扭曲为追求高曝光带来的权力感。(推荐阅读:
 
这是我亏欠社会没写的书。阅读书中美国对犯罪者与自杀者的调查报导时,我触及了挡在台湾记者面前的隐形高墙:随机杀人和自杀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体八卦有余,却无深度报导。香港报导远为平实: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桩学生自杀,港报统计原因,主要为学业压力、情绪困扰。

 BBC 中文网访问的学生,讲述读中学时晚上会无故哭泣,怀疑:“为什么十五、十六岁就要决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压力大,她怕家人担心,瞒着大人就诊,“我不知道整件事意义在哪里,上好中学,考上好大学,然后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学生擅长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艺学院,但家人不让读。放榜后沮丧到一个多月不见人、也没食欲。故事描绘了自杀者的困境。(同场加映:

受访心理学家说:“媒体聚焦的学业压力是导火线,不是原因。如有社会支援网路,感到快乐,即使压力大也不会自杀。自杀不是单一问题导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别条路能解决问题,就不会自杀。”指出这些自杀者近半数社会支援网路薄弱,例如与家人不睦或单亲。显然,病的并不是学生,而是生存压力撕裂了社会连带,迫使人们投身向上流动的虚谎迷梦而耗竭。(推荐阅读:
 
台湾电视、报纸封杀了这些真相。就如报导少年强奸幼妹,记者劈头已归因“疑似 A 片看太多”,于是不问少年日常有无亲友陪伴、亲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对自杀潮,政府先归罪“自杀报导渲染细节”,于是自杀报导总厌烦而简短,不长于落井下石的警语“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社会处处有温暖,一定能度过难关”与防治专线。
 
二○一五年,女星杨又颖、杨可涵自杀。十五至二十四岁,自杀为第三大死因。在新闻焦点之外,其实原住民每年每十万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杀死亡,是台湾的四倍。而六十五岁退休年龄以上老人自杀,是台湾的五倍。自杀死亡者 98 %罹患一至多种精神疾病,重郁症 87 %,酒瘾药瘾四四%,情绪不稳性人格障碍 41 %。贫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湾有社会安全网”的假象。

自杀从一九九七年起连续十三年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杀死亡,二○一一年自杀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莲县、南投县,每十万人口的自杀率都高于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体下的生存高压:公司为提升生产力,挑拨员工互斗。老板要你负责不可能的任务,使命必达,你得应付所有公司丢过来的工作,没有二话。因为员工间的连带感已经破坏,所以每个人都得孤单面对被能力勒索、没做好的耻辱、被裁员的威胁,陷于罪恶感、焦虑、互相怨怼。

朋友向我形容那种感受:“哭也没有用,你知道没有人会来帮你。”
 
作者形容资本主义视劳工自杀为偷窃老板财产,台湾禁忌探索自杀,原因就在这。由于文化视子女为父母的财产,人民为政府的财产,于是统治者视自杀者为人民公敌,舆论斗争自杀者不理性、自私不顾父母、懦弱、想不开;此举反而断绝了忧郁者免于自杀所需的关键支持。(推荐阅读:

教育、卫生当局相信青少年自杀、吸毒是因为有人美化自杀,被带坏、学坏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广告丑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说不”;防治自杀是朝会高呼生命教育口号。还有整套脏话羞辱青少年的情绪困扰,“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伤不起”。
 
青年林冠华以自杀反课纲,媒体攻击遂达高峰。由于反课纲抗争被视为大选前哨战,中国时报强调其忧郁病历、证明自杀无关反课纲。联合晚报描述反课纲者,如贝拉迪笔下的大屠杀恐怖份子,“用林冠华的死,胁迫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达到诉求的目的。”抗争是藉机炒作、冷血消费林。挫败疗伤的聚会,也被诬“头七大摆庆功宴”。(推荐阅读:

作家银正雄指林预告自杀是“想成名,想疯了”,又指林母未强制送医,证明也想成名。有了这番经验,我虽赞同贝拉迪刻划的社会普通人的苦难,但未能认同他揣测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将每个犯罪者也当作独特个别的人来观察,而非作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击自杀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认同。
 
二○一四年,女星欢欢因丧父而重度忧郁症自杀,未留遗书。她在卡片上写道“这间房子一直叫我这么做”。何等深邃哀伤。新闻说“众人无法理解动机”,我欣赏这句结尾。房子或许是困住我们的资本主义迷宫;但因承认“无法理解”,所以不满足于揣测,我们能继续叩问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