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差别攻击、随机杀人,以往似乎只会出现在国际新闻或电影里的事件,近几年来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们慢慢意识到,抓住凶手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让人病了的,是我们共同生存的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盛行、英雄凋零的现代社会,为何成为大屠杀的温床?(同场加映:

代替前言的四个重点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奥罗拉一家电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侠”系列电影《黑暗骑士:黎明升起》(The Dark Knight Rises )时,发生一起枪击事件,我在报上读到后就决定要写这本书。这类大众杀人事件的相关讯息总是能吸引我贪婪地阅读下去,它带着一种反感与反常的魔力,并似乎持续蔓延,尤其是在美国。(同场加映:

但直到我读到“奥罗拉大屠杀事件”与凶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闻时,我才开始动笔。

在这个国家,任何人不管其心理状态如何,任谁都能买到致命武器。但我并不是受到这个国家的暴力与荒谬刺激才想写作,反正我们对这个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最令我震撼的是这个事件的隐喻张力,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打破“景观社会”与真实人生(或真实的死亡,反正意思相同)的界线。

我怀疑霍姆斯曾经读过德波(Guy Debord)1的书,因为人们通常不会在做事之前,先读过相关的文献;但霍姆斯的行为却带有情境决定论的意味。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又重新汇整,并恐怖地再上演一次。就像达达主义者说的:“要消灭艺术,消灭日常生活,要消灭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霍姆斯让我震惊的是:他想要取消观众与电影的界线,他想要进入电影世界(to be in the movie)。

所以,我忍不住开始大量阅读“奥罗拉大屠杀事件”相关文献,接着读到其他枪杀大众的男性(不知道为什么,有白人与黑人、有老人与年轻人、有穷人与有钱人,就是没有女人),并进一步研究之前的无差别杀人犯。从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观察这些可怕的疯狂行为,比观察经济学家与政治人物的礼貌性疯狂行为,更能了解世界现况的成因。我从“犯罪与自杀”这个非常特殊的观点,看见资本主义带给人极大痛苦,并造成社会文明分崩离析。

赤裸裸的资本主义真相,正在今天上演,而且非常惊悚骇人。本书要探讨的题目不只是犯罪与自杀,还想谈已经弥漫在当代文化中的无政府主义与自杀动机,以及一种因焦虑与攻击性而导致的暴力现象。我将检视大众杀人事件的观点,并特别聚焦在杀人行为中引人注目的意涵,以及其自杀的面向。(推荐给你:

我在意的不是传统的连续杀人犯,这些人是残酷成性、却掩饰得很好的精神病,乐于看到别人受苦而死。我关心的是内心正在受苦而变成杀人犯的人,因为杀人对他们有双重意义:一是表达他们想曝光的变态需求,二是寻找一个自我毁灭的出口,以逃离目前身处的地狱。

我写了赵承熙、哈里斯(Eric Harris)、克莱柏德(Dylan Klebold)与奥维宁(Pekka-Erik Auvinen)这几个年轻人的故事,他们都是为了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杀害无辜大众,然后自杀身亡。我也写了霍姆斯的故事,虽然他自杀未果。史戴耶尔(Hito Steyerl)在《萤幕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 ,书名暂译)一书中,写到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一九七七年发行的单曲〈英雄〉(Heroes)。

他唱出了一种新的英雄风格,正好赶上了新自由主义革命与数位转型的时代。英雄已死! 英雄万岁! 但鲍伊的英雄不再是个主体,而是个客体:是一种物件、一种影像、一种光芒四射的神器、一种浸泡在欲望中的商品,并超越了死亡再次活跃起来。只要看看一九七七年这首歌的录影带,就能理解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支影片同时显示出三个角度的鲍伊,并以分层技术把他的影像变成三个。

不只是鲍伊的英雄被复制了,他自己也变成一种可以被重制、繁殖、拷贝的影像,这段反覆的音乐经由几乎是任何商品的广告毫不费力地四处播送,也是一种把鲍伊迷人又自在的后性别(post-gender)形象包装成产品的神器。鲍伊的英雄不再是比一般人寿命更长久的血肉之躯,也不是曾经成就了令人感动的功绩而足以成为楷模者,甚至也不再是个指标人物,而是带着后人类(post-human)之美的一件闪耀动人的产品─他什么都不是,就只是一个影像而已。(延伸阅读:

英雄的不朽不再来自历经各种苦难的生存实力,而是来自能被影印、再生利用与转世的能力。破坏只会改变它的形式与外观,它的实质却毫发无伤。这件东西的不朽是基于它的有限性,而不是无穷性。一九七七年,庞克乐团行刑者乐团(The Stranglers)透彻分析了这种情势,清楚宣告:英雄主义已经没戏唱了。托洛斯基(Trotsky)、列宁(Lenin)、莎士比亚(Shakespeare)都是死人了。

一九七七年,当左派分子聚集在巴德(Andreas Baader)、安司林(Gudrun Ensslin)与拉斯佩(Jan CarlRaspe)等红色军团丧礼时,行刑者乐团的专辑封面上有巨大的康乃馨花圈与宣言:“我们不要英雄了! 一个都不要!”

在古典传统上,英雄属于史诗般的想像,和悲剧与抒情诗不同,英雄能以意志与勇气力抗恶劣的大自然,并主导历史事件的发展。英雄兴建城市,避开混乱的魔力。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仍能发现这种看法,马基维里(Machiavelli)心目中的君王,则可以被视为现代时期政治论述中的英雄:那些建立民族国家、打下工业基础、形成共同国家认同的人。

在现代时期结束时,人类事件的复杂度与速度已经超越意志的力量,英雄主义的史诗形式也消失了。当混乱现象变得普遍,拟像(Simulation)的庞大机器便取代了史诗般的英雄主义。史诗的讨论空间也被散发出共同幻觉的符号企业(semiocorporation)7占据。拟像的游戏经常能形成认同,就如流行的次文化,例如摇滚、庞克、虚拟文化等等。这就是现代后期悲剧形式的起源:从此,幻觉被误以为是真实,而身分认同被视为归属感的可靠形式。当人们因为渴望归属感,而以一连串的谋杀、自杀、狂热、攻击、战争行为,回应今天永久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状态时,通常伴随着一种不带嘲讽的绝望。

我认为,只有透过“嘲讽”(irony),以及有意识地理解英雄游戏核心的拟像行为,次文化中的伪装英雄才有机会拯救自己。

在一九七七这一年,人类历史来到一个转折点─英雄死了。或者说得好听一点,他们不见了。他们不是被英雄主义的敌人杀死,而是转成另一种层次:他们融化并变成鬼魂了。于是乎,人类受到由电磁物质组成的假英雄误导,对真实的人生与乐趣失去信仰,开始只相信不断散布的影像;那是英雄褪色的一年,英雄从实体生活与历史激情的世界,迁居到视觉拟像与神经刺激的世界;那是历史转折的一年,世界从人类演化时代,转变成反演化(de-evolution)或反文明(decivilization)时代。

在进入“ 现代性”(modernity) 的这几个世纪, 劳工与社会连带(socialsolidarity)9意识一直建立的制度开始逐渐崩坏,这是世界金融丧失现实感的掠夺过程。公共教育制度、医疗、公共运输与福利制度是现代时期的物质遗产,勤劳的资产阶级(bourgeois)与工厂工人矛盾结盟的成果,也沦为奉市场之神教条至上的牺牲品。(推荐阅读:

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资产阶级(post-bourgeois)堕落成一个金融黑洞。这种新的制度开始吞噬并摧毁两百年勤奋精神与集体智慧的产物,并且把具体的社会文明现实,转变成抽象的数字、演算法、数学暴力,与以金钱形式的财富累积。拟像的诱惑把实体形式转变成忽然消失的影像,把视觉艺术献给垃圾诈骗邮件,让语言屈从于虚假的广告。

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真实的生活消失了,一切变化为金融累积而成的黑洞。

现在的问题在于: 人类还剩下多少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与感性(sensibility),以及想像、创造、发明的能力? 人类是否还有能力从黑洞中爬出来,把精力投注于创造社会连带与互相合作的新形式? 从电子产品学到比从父母身上学到更多单字的这一代儿童,明显没有能力发展出社会连带感、同理心与自主性。不断重组的残缺影像已经取代了历史。

随机重组的临时性狂热活动,也取代了政治意识与策略。我真的不知道,还有没有能超越黑洞的希望? 还有没有一种未来,能够超越我们当下可预见的将来?

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赎。”这是预言未来会毁灭的哲学家海德格(Heidegger)最喜欢的诗人荷尔德林(Hölderlin)的名言。现在,当下的任务是:在一片荒芜中,找到已经冻结并屈服于企业想像力的社会想像力。只有藉着这个方法,我们才能前进一步,并发现新的活动形式,运用感性再激化的过程,藉此取代艺术、政治与治疗方式,也许能帮助人类重新认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