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迷名家施舜翔继恶女力之后的第二部作品《少女革命:时尚与文化的百年进化史》,爬梳一百年的少女历史,替始终在场却无人理睬的少女翻案。理由很简单,要动手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而谁是少女?她们是摩登女子 Flapper,她们是野女孩 Garconne, 她们是 It Girl,她们无所不在,她们无所不能,她们就是我们。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想写《少女革命》?我每次都说,因为我想写一本自己也想看的书。

从二○○九年正式接触女性主义理论开始,我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居然不是《阴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不是葛洛莉亚.史坦能(Gloria Steinem),不是那些早就被视为女性主义经典的论述,而是《欲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是《金法尤物》(Legally Blonde)、是玛丹娜(Madonna)。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们被视为“后女性主义”(postfeminism)的代表,因为情欲的解放与阴性的复兴,象征了九○年代女性主体的重塑与转向。这个时期的研究,成为我的第一本书,《恶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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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原来早在《欲望城市》以前,就有《欲望单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原来《金法尤物》艾儿口中的“柯梦女孩”(Cosmo Girl),出自《柯梦波丹》(Cosmopolitan)传奇总编辑海伦.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原来玛丹娜在自己音乐录影带与演唱会中多次引用的画家蓝碧嘉(Tamara de Lempicka),在咆哮的二○年代,也是一个拥有双性情欲,戏拟阴性特质的摩登女子(flapper)――蓝碧嘉简直就是一百年前的玛丹娜。

原来在九○年代引发女性主义学界持续至今论战的“后”女性主义,早在“前”女性主义的时期,就有了自己的祖师奶奶。

原来,这些祖师奶奶们都和她们未来的分身一样,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被排挤在女性主义大论述之外。原来,不管是二○年代的摩登女子,六○年代的柯梦女孩还是九○年代的金法尤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她们都是“少女”。

那一刻,我决定替一百年来不被书写、不被记忆的少女们,写下一部少女革命史。―― 《少女革命》是一部以少女出发的百年史,写的不只是少女的传奇故事,更尝试建立少女的另翼史观。

七○年代的女性主义者说,女人是女人,不是少女。少女几乎是从一开始便注定被排除在女性主义大论述之外。可是,如果女性主义有三波,那么,少女革命也该有三波。少女革命的三波逃逸于女性主义的大历史之外,以身体、以情欲、以阴性,开创一条不同于正统女性主义的革命之路。

二○年代的摩登女子是第一波少女革命。没有人说得清到底“新女性”(New Woman)指的是街头上那些争取投票权(suffrage)的女权份子,还是在舞会中展演性叛逆的摩登女子。如果说,街头的女权份子是二十世纪初第一波女性主义的缩影,那么,摩登女子就是溢出了女权框架,以身体与性作为逃逸路线的第一波少女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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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美国的“性时刻”(Sex O’Clock in America)敲响,摩登女子穿上短裙,剪着鲍伯头,在舞会派对中与男人暧昧调情,引领美国少女,掀起二十世纪第一场性革命。女权份子对摩登女子摇头叹息,她们毕竟要的是“心”的革命,而非“身”的革命。可是,摩登女子却扰乱了身心二元对立,就如费兹杰罗(F. Scott Fitzgerald)那本《摩登女子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所暗示的,摩登女子既与传统哲学家相对,又是代表咆哮二○年代的新兴哲学家。摩登女子在第一波女性主义之旁,挖掘出一条属于身体与情欲的女“性”主义革命,预言了往后一百年的少女革命走向。

六○年代的单身女孩是第二波少女革命。那时候,第二波女性主义风起云涌,带领女人走出家庭,烧掉胸罩。一九六三年,傅里丹(Betty Friedan)以一本《阴性迷思》,化为第二波女性主义教母。可是,早在《阴性迷思》出版的前一年,海伦.葛莉.布朗便以一本《欲望单身女子》,引领女人解放情欲,享受单身,写下属于单身女孩的女“性”主义,掀起美国第一波单身女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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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逆转了单身女孩与已婚妇女的高下位阶,使得单身女孩成为六○年代崭新的时尚代表;她也解构了父权社会的贞洁迷思,使得单身女孩成为六○年代性解放的革命英雄。一时间,单身女孩成为六○年代最鲜明的文化代言人。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第凡内早餐》(Breakfast at Breakfast)中随意摆设、恒常流动的房间,成为单身女孩公寓的经典象征。就连来自“摇摆伦敦”(Swinging London)的时尚情侣档大卫.贝利(David Bailey)与珍.辛普顿(Jean Shrimpton),都忍不住跑到曼哈顿街头漫游,创造出时尚摄影史中最传奇的单身女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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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二○年代摩登女子逃逸于第一波女性主义之外的情欲革命,单身女孩同样在第二波女性主义之外,以单身身份与情欲解放,挑战了父权社会的双重污名,打造出不同于政治权益的少女革命路线。

九○年代的少女力是第三波少女革命。来自西岸华盛顿奥林匹亚的庞克少女,与东岸华盛顿首府的庞克少女互相串联,共同掀起九○年代流行音乐史中最惊天动地的一场少女运动:咆哮女孩(Riot Grrrls)。那时,她们改写女孩拼法,重组女孩身份,使得女孩终于成为力量象征,也创造出九○年代最矛盾的文化关键字:“少女力”(girl power)。

一九九六年,英国的辣妹合唱团(Spice Girls)以一曲〈我想要〉(Wannabe)崛起,延续了来自美国的“少女力”革命。辣妹合唱团虽然不是少女力的原始创作者,却绝对是少女力的流行推广者。九○年代的少女不只创造出少女力革命,更创造出第三波女性主义。

不同于摩登女子与单身女孩从前两波女性主义运动中逃逸,少女力本身即是第三波女性主义的一部分。第三波女性主义是反认同,是世代冲突,是革白人母亲的命。所以,这同时也是少女挑战母亲的时刻。一九九三年,凯蒂.洛菲(Katie Roiphe)以一本《宿醉之晨》(The Morning After),化为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也成为女性主义的坏女儿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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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年以后,第三波女性主义的情欲书写松绑了前一波女性主义的禁欲教条。在前两波女性主义大历史中销声匿迹的摩登女子与单身女孩,原来早在几十年前就预言了第三波女性主义的诞生。于是九○年代的叛逆少女,在创造出第三波女性主义时,也串联起一百年来的三波少女革命,写下了一百年来的女性主义少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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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想写《少女革命》,也很多人问我怎么写出《少女革命》。少女革命不像女性主义大论述,走入学院,成为经典。少女革命散落在一百年的历史洪流中。所以,《少女革命》是我在这片洪流中,一点一滴打捞起来、一片一片拼凑出来的小历史。

这段百年史扰乱了女性主义大论述的义正词严,解构了女性主义线性史的理所当然。这部百年史的位置是边缘,结构是零碎,叙事非线性,史观非进步,可这正是这部百年史真正颠覆之处。它颠覆的同时是贬抑少女的父权社会,忽略少女的女性主义。

《少女革命》完成之际,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大四时,我修了伍轩宏老师的“文化研究”。我想要在期末报告中分析经典男同志偶像,研究玛丹娜与女神卡卡(Lady Gaga)之间的关系。玛丹娜早在九○年代学术圈形成“玛丹娜学”,资料很好找;可是,女神卡卡才刚崛起,文献很有限。那时我问伍轩宏,女神卡卡的资料很少,怎么办?伍轩宏说,很少,那就自己写啊。

一直到很后来我才发现,伍轩宏的那句话,成为支撑我往后研究的一股力量。没有人写,那就自己写,亲手写一本自己想看的书。而《少女革命》就是凭着这股理直气壮所写出来的女性主义边缘史、阴性史、少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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