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兰多夜店枪杀案后,作者柴点出,此案件不只是恐怖攻击问题,美国政府煽动恐同与性别反动论述,更该看见背后社会结构问题。

在美国各地正要迎接六月“同志骄傲月”一系列活动的时刻,六月十二日凌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同志夜店“Pulse Club”的拉丁夜,发生一起大规模的枪杀案,目前已有 50 人死亡,多达 53 人受伤。被警方目击的枪手 Omar Mir Seddiqu Mateen,为 29 岁的穆斯林美籍男性。

据媒体报导,在案发之前他曾打电话给警察局宣示他对于伊斯兰国(ISIS)的认同,也曾因为被怀疑和恐怖组织有所连结,而二度被 FBI 搜查。美国总统欧巴马与奥兰多政府将此次事件称为国内的恐怖攻击事件与仇恨犯罪,但酷儿社群组织,比如穆斯林性别多元联盟(Muslim Alliance for Sexual and Gender Diversity),也纷纷发布声明稿,强调不该将此次的枪杀案建构为“LGBTQ”与“穆斯林”社群的纷争,如此二元对立的描述,只会更加撕裂性少数社群,以及那些生活于性别与种族矛盾交界上的酷儿有色人种,加深当下全球蔓延的伊斯兰仇恨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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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志酒吧不再是性少数的庇护所

同志酒吧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于工业化的都市兴起,提供 LGBTQ 在异性恋霸权文化之中得以喘息的空间。错落于美国城市中的同志酒吧,这将近一世纪来的起起落落,也造就了好几波同志运动的开始。对于同志而言,酒吧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消费或娱乐的空间,喝醉、跳舞或猎艳,而是人们能够寻找认同与归宿的庇护所,在城市的边陲,学会次文化的语言,磨练出能抵抗压迫的外皮,甚至组成自己的选择家庭。

但在一个结构性暴力的国家之中,同志酒吧从来都不是真正安全的。1969 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革命,即是警察使用针对性别常规所设的歧视法条,不当临检石墙酒吧而引起的警民冲突。

九零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政策之下的都市计画,以打击犯罪和扫黄之名赶走了无法维持高房租与警力介入骚扰的同志空间,留下“漂白”后的同志都市人口:白人、中产的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新兴的都市同志阶级,不再为冲撞国家暴力的主体,在整体面对全球化压力与房地产金融化的市场竞争之下,为了巩固房产的价值,反而成为诉求国家权力保护的潜在受害者,但也因此与被驱逐于城市外围的有色人种移民社群形成了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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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空间与国家暴力

奥兰多的同志夜店枪杀事件,除了凸显美国城市同志空间中,性少数与有色人种在保守政策下不断被套入僵持与对峙关系的问题之外,LGBTQ 社群所受到暴力后的创伤情感,从八零年代同志运动主流化后,经常被保守势力挪用为合理化国家权力与国家机制的动能。

因为同志少年 Mattew Shepard 的虐待谋杀案件而推动的同志仇恨犯罪立法(hate-crime legislation)运动,也被多数酷儿学者批判为反动并且适得其反,不仅无法实际减少对少数的针对性暴力,反而正当化了城市的警力部署,使得原本就得面对日常警力监察与骚扰的有色人种跨性别与酷儿们成为法令下的牺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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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蔓延美国各地针对国家司法与警察机制抗争的 Black Lives Matter 运动,以及其显而易见的有色人种跨性别与酷儿的参与,某种程度上也是呼应了主流 LGBTQ 运动的限制和种族上的盲点。

写在悲剧之后,提及这数十年来同志酒吧与运动错综复杂的历史,是为了强调这次的枪杀案无法用单纯的“同志歧视”或是“恐怖攻击”去理解,更不是个人仇恨所酿下的惨案,而是长期以来国家暴力所形成的种族、阶级与性别的矛盾。911 之后美政府利用恐同与性别反动的论述,来合理化美军在中东的帝国主义权力部署,使得同志创伤的情感更容易被挪用来煽动伊斯兰仇恨的情结氛围。

身为 LGBTQ 社群的一份子,我们有责任提醒彼此,酷儿空间存在的理由不应该是建构暴力或责难他者的边界,而应该是要去支柱并生产更多在霸权之下难以生存的社会关系。

这次的枪杀事件将会是 LGBTQ 社群中不能遗忘的巨大伤痛,用最决断并戏剧化的方式夺走了这么多的生命,但它无法夺走的是酷儿的韧性,在光鲜亮丽的舞台和混杂音乐与枪声的背后,我们都曾经穿越多少屏障,才能来到这样一个空间,寻找城市边陲的一份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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