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教育热诚的老师,却往往可以因为制度的关系,而坐领较高的薪水与职位?我们不能要求具有热情的老师,要无限制地付出,却没有办法得到实质的回馈,这样把老师当圣人的期待,是不切实际的“齐头式平等”。(同场加映:

每次世界杯足球赛开打,总能在全国引起一阵观赏球赛的风潮,赛事高潮迭起,结局经常跌破众人的眼镜,冠军赛更是嗨到最高点,能拿到冠军的队伍,必然会有一、两位闪耀的球星为众人所关注,而失败队伍虽然输了球,但是大家对于其中几位闪亮明星高超的球技依然赞赏有加。

这时心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如果把各队最亮眼的球员组成一队,是不是就能拿下世界杯冠军呢?其实未必如此!冠军队伍并非仅靠一、两位闪亮球星的惊人球技就能赢球,还必须仰赖全体队员团队合作才行,即使如此也未必能赢球,球队的向心力才是发挥战力的核心关键;向心力来自球队长期营造,以及球队领导者的经营思维,球队总教练则掌控着人员的调度。该用谁?何时用?球员像是棋子,总教练得下盘好棋才能帮助大家得到荣耀。

那么,如果将全国优秀的老师集中在一所学校,这间学校的发展又会如何呢?

自由与公平

自由与公平是个普世价值, 不过误用自由与公平却也是普世现象。黄老师在美国奥勒冈州(State of Oregon)念博士班,一念就念了七年,他相当热爱钓鱼,周末没事就去河边钓鱼,他发现在美国钓鱼竟然要买钓鱼证,而且一条河需要一张钓鱼证,买了甲河的钓鱼证,不能到乙河钓鱼;更让黄老师惊奇的是,买了甲河A鱼的钓鱼证,竟然就只能钓A鱼,不能钓其他种类的鱼,如果钓上了B鱼,很抱歉,请放回去。台湾的朋友听到这件事都哈哈大笑,并且表示在台湾谁会理你啊!确实,这种规定在台湾像是个笑话,台湾的朋友爱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就算这条河旁边的告示牌写着“禁止垂钓”,还是会有人视而不见。若问抓鱼者此处不是不可以钓鱼吗?他会回答自己是用“网”的,可没有钓鱼!

美国朋友这么“笨”地遵守规定得到了什么好处?奥勒冈州政府收了钓鱼证的钱之后,专款专用,全部用作维护溪流的生态环境,在适当地点建设钓鱼平台、厕所、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并且会养殖特定鱼种至一定大小再野放,因此美国朋友不但可以舒舒服服且安全地钓鱼,还能钓得很过瘾,因为钓起大鱼总是让人心情爽快。

台湾的朋友想要溪钓,必须自己研究钓点,还要披荆斩棘想办法抵达溪边,溪边不但环境脏乱,溪水品质堪虑,钓起来的鱼经常连巴掌大小都不到。表面上看来,美国朋友真不自由,钓个鱼还得买张钓鱼证,但是他们得到了品质和真正的方便;台湾则看似自由,爱去哪里钓都可以,想用各种工具都行,但每个人为了自我的方便,最后却造成大家都不方便。(推荐阅读:

齐头式平等的谬误

安杰过去是一位极富正义感的学生,看到同学被欺负,经常会不畏流言主动仗义执言,不过他自己也有一些状况,那就是对读书感到意兴阑珊,对运动也未必积极,很多分内的事总是一拖再拖,上课也总是在梦周公。多年以后,安杰踏入社会工作三年了,月薪只有二万六千元,对比同学安东在私立高中当老师,月薪六万多,安杰总感到心有不平。只是安杰忘了一些事,当他在恍神、睡觉、玩手机游戏时,安东总是聚精会神地听课、认真学习,拚死拚活度过各种挑战,并积极参与各种校外活动,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最后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考上正式教师。接着再拚命教书,一周二十五节课,下班后继续上课辅班,课辅结束,还接着晚自习,才拿到六万多的薪水,这......不公平吗?如何才算公平?

教育界很强调公平,却是一种表面上齐头式的公平。志光是一位很认真的老师,不但教学认真,对于教材研发更是用心,因此还得过教学卓越金质奖、师铎奖等荣耀与奖项。教得好又用心,将班级交给志光老师负责几乎不会有负面批评,于是,志光老师的课愈上愈多。

学校里另一位孟非老师则是经常被学生和家长投诉,校长接二连三地接到教育局公文要求处理,使得学校行政人员非常头疼,为了减少麻烦,只好尽量让孟非老师少上一点课,甚至干脆让他去负责行政职,只是行政人员也没人想与他共事,最后只好调动孟非老师到一个闲到不能再闲的处室。

与孟非老师相同年资的志光老师,每天劳心劳力地为教育打拚,薪水却比闲到不行的孟非老师还少,因为“按照制度”,孟非老师比志光老师多了“行政加给”;根据现有制度,这种状况等于是变相鼓励大家:“摆烂”可以让自己比较轻松,努力只会让自己累死,而且更好笑的是,摆烂的人薪水还多一些。

关心教育的各界人士喜欢赞美把薪水捐出来的老师,颂扬不拿钱帮孩子免费上课的老师,推崇没日没夜没休假地照顾学生,却抛妻弃子的老师。如果要当个好老师必须把薪水捐出来、提供免费演讲、当义工课后辅导,假日还要带着孩子上山或环岛,我想不会有太多优秀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行业。如果教育要靠一群“寂寞的傻瓜”自我牺牲(或说自我实现),真的是相当扭曲和残忍。

与我同期的师铎奖得主陈清圳校长,每天从云林大埤的家里,开车三十公里到华南国小,再开十七公里到樟湖国中小学,每个月光是油钱就要花掉二万元。为了让学生能有更好的生态学习机会,还自掏腰包租下学校前面的田地,这么想为教育做点事的人,资源却少得可怜,各界除了拍手之外,也必须体认这种现况的不正常,更需要有系统地解决教育资源齐头式平等的谬误。

像这样的偏乡学校,若是能打破现有制度所谓的公平,多提供人力与经费,即使一个老师只带一个学生的状况也愿意支持,那么不用多久,就会有不少老师争取到偏乡教学,也会有不少家长愿意花费较长的通勤时间把孩子送到偏乡学校,因为可以预期自己的孩子肯定会受到较多的关注。当然这时必定会有人批评是浪费教育资源,而且只教一、两个小孩,工作量这么少,太“不公平”了。

教育不是一门生意,不能用成本效益来衡量,拉偏乡的孩子一把,是让社会阶层流动的必要举措。偏乡的孩子及其父母为什么会待在偏乡?因为他们多是弱势的一群。经常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分享佝偻的老婆婆摆摊子养活家人的故事,希望藉由分享吸引人们去消费,因为老婆婆属于弱势族群,所以激发了大家想帮忙的慈善心,但为何碰到给予偏乡地区的弱势族群多一点教育资源之议题,就一再强调表面上的公平呢?(推荐阅读:【独家】刘安婷成大毕业致词全文:“找个值得耕耘的地方,种下你的幸运”

长远的教育发展

另一位同期的师铎奖老师杨志朗,每个月将六分之一的薪水捐出来给学生买书,大家都相当感动(李涛拍摄的《善耕台湾》系列,光是杨志朗的特辑,就有五百多万的点阅率),然而他却牺牲了经营自己的家庭,四十多岁仍然孤身一人。我曾问志朗:“你寂寞吗?”

“非常寂寞!”志朗坦白地回答。

将值得尊敬的教育界人士塑造成“完美”英雄形象,不但会伤害他们,也会伤害其他教育者。志朗捐钱捐了十七年,捐得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他自己想帮孩子,出名之后,总有些闲言闲语,原本出于热心的捐款,现在却变得如同欠谁钱似的,好像不捐不行,令志朗感觉变得有负担了。每月花费二万元油钱、捐六分之一薪水......全国有几个老师能做到?然而,我们真的期待全国老师都这样做吗?长远教育发展是这样运作的吗?

如果把芬兰最优秀的数位教师集中在台湾的一间学校,是否这所学校就会变得非常优质呢?那就得看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否一样很优秀,这个地区的教育局长是否有前瞻的理念,这个国家的教育部长是否有引领未来的眼光和勇气。

现在的教育现场是如何选出一位教育部长呢? 教育局长是如何指派的呢?各校校长又是怎么遴选出来的?教育部长和教育局长何等重要,实在需要成立一个超越党派的遴选与推荐委员会,来帮国家的未来找到适当的领导者。教育部长与教育局长选对了,那么各校校长的遴选也就对了一半,另外一半就必须修改现有教师升任行政人员的办法。

现在各个学校的行政人员,当然不乏拥有教育热忱又热心服务的教师,但也有很高比例是被强迫负责行政的菜鸟教师;不可讳言,还有一些教学状况不佳,或是说不清为何要聘用导致无课可上的老师,以及参与学校行政比例极高的体育老师。这些行政人员都有机会成为主任,在高中里只需校长任命,就可以成为主任,不需要任何考试,也不需要任何遴选,成为主任之后,只要用心经营人脉,不出数年大多可以顺利当上校长。

如果新科校长是由拥有教育热忱又热心服务的教师升任,这不但是学校的运气,更是国家的福气;如果新科校长是当年教学状况不佳转而负责行政职的老师,因为多年的人脉经营,如今顺利转任校长,那真的只能请大家自求多福吧!

中学校长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体育老师转任校长的比例特别高(有一说高达二分之一),这种现象当然是现有制度所造成。或许有人会提出,上述是否对高中校长由体育老师升任有偏见?这么说吧,高中校长有一半是数学老师、地理老师或是音乐老师等,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造成这种现象的制度不需要讨论一下吗?这才是本文期望引起教育界思考的重点所在。(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