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廷泡5妹当爽兵？那些“不够男人”的替代役们

《周刊王》以“极乐替代役：陈为廷泡5妹当爽兵”为题，再度掀起台湾媒体及（以男性为主的）社会舆论轮番挞伐陈为廷及替代役。关于“替代役不是兵？”、“替代役是爽兵”这个已经被讨论到烂掉的问题，事实是：国军主管单位是国防部、替代役主管单位是内政部，且依据兵役法，服替代役期“无”现役军人身分，替代役年资甚至可以并入公务人员年资。因此，替代役不是兵，嘲笑替代役是爽兵，根本就是无效的批评。既非兵，何来爽兵之说？

图片来源：快点报报

为什么嘲笑替代役？父权结构下的性别政治

正如范纲皓所言：“替代役在‘成为男人’的金字塔阶层中，俨然就是属于最低层。”父权结构下，男子气概（masculinity）一直是男性在性别社会化过程，社会阶序排定的标准，男性要 man、要强调自己是“真男人”，通过比大小、阿鲁巴，乃至各种语言暴力（包括嘲笑比较不 man 的人、在男性群体中意淫女性、强调自己性能力），都是通过性别政治及对他人的性别暴力，来展示自己在男人中的地位。

在军教片及对服兵役的男子气概想像下，当过越耐操的兵种、上过更艰难的战场，自然成为自我定位男性社会阶序的原则。因而“连兵都不是的替代役”被嘲笑“爽兵”不够 man，“不 man 的男人竟然还可以跟女人约会，还跟5个”的逻辑，则让这些自认最 man 的男性被大打巴掌，这个违背性别阶序的逻辑，触动了当过兵的异性恋男性内心最深的焦虑，而这套性阶层是怎么构成的？

好的性，坏的性：替代役与男性性阶层

Gayle Rubin 曾提出性阶层（sexual hierarchy）的说法，分析社会对不同的性行为及性身分的价值判断。在Rubin的说法里，他区分了“好的性”（good sex）与“坏的性”（bad sex），所谓的好／坏，是社会依据社会道德观区分正常与不正常。当一个人的性在越多方面被归类为“不正常”时，这个人就“越坏”，他所属的“性阶层”便较低，他可能被社会排挤、被污名化、被歧视。

虽然 Rubin 提出的二元对立式分类在往后受到许多研究者挑战，他所分类的位阶依据也不尽然完全适用台湾社会，但是大抵上在替代役污名化及陈为廷的事件里仍然是有参考价值的。

Rubin（1984）提出的性阶层概念图，同心圆内圈是“好的性”、外圈是“坏的性”，若一个人拥有越多外圈的特质，这个人就越被歧视、所属的“性阶层”阶序便较低。

在一般台湾“男性”性阶层里（特别是我们从小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异性恋父权社会），男子气概（masculinity）是重要的排序依据。性、性别、性欲特质更成为架构性阶层排序的重要依据：一个男人多像一个男人（man／娘）、一个男人与多少女人约会、一个男人欲望的主体是不是道德的。从异性恋、双性恋到同性恋，因为性欲望对象的不同也能构成阶序，性数量的多寡也成为证明阳刚气的准则──但这套逻辑仅适用在异性恋男性社群中，在异性恋男性社群里，性欲望对象“正确”，并且“数量多”（百人斩、千人斩）成为是展示自己行情的性别政治，不见得那么不道德，甚至在性阶层里还能因为突显自己“更男人”而有较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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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套架构若加入女性，一套政治正确的社会道德观便进入性阶层评价的体系。因此，在“单一性伴侣”与“纯洁爱情”的异性恋爱情道德观底下，淫乱／专情成为公开的性阶层准则。淫乱的男人与女人都是“坏的性”，替代役这种“比较不 man”的男人，如果比当一般兵的男人还要更淫乱，那真是坏透了。

异性恋男性社群里“好的性”与“坏的性”的分别，和整体社会不见得一致

人帅益生菌，人丑大肠菌？

因此，替代役根本不是兵、不能上战场的陈为廷，这么不 man 的陈为廷，是男性社群里性阶层的底层，但“竟然”可以在11天内与5个妹碰面，性阶层底层的陈为廷怎么可以有行情，这套价值冲突让猎奇的媒体为他贴上“替代役”、“不道德”、“坏的性”标签，是为了将他“再”打到性阶层底层，以满足社会常理的性别逻辑。 

泡妹？把妹高手？消失的女性主体

男生跟女生见叫泡妹、把妹，跟很多女生见面叫把妹高手。父权体制里，男人的价值可以靠“能够跟多少女生见面”衡量，能够约到更多女生，表示手段越高明、越厉害。如果是高富帅，还会被调侃人帅真好、有钱真好。一个男人越有权力（有钱、有外貌，或其他无形资本，如知名度），其身为男人的价值便更高。

女性在这当中，被简化成“马尾妹”、“酒窝妹”，仅成为被凝视的客体。跟有钱男人在一起的女人，被谴责为爱钱；跟帅的男人在一起，如果自己不够美就被酸是真爱，彷佛只有门当户对、长相匹配的王子公主值得被大众祝福，女性从来都不是主角，只能在爱情中被观看。有能力的女性，还经常被讥可能嫁不出去没人要；事业成就不够的女性，更要被讥为花瓶（但经常无论女性在事业上多努力，都还是可以被讥为花瓶）。

图片来源：时代力量立法委员洪慈庸脸书

这不仅完全合乎典型父权社会对女性投射的理想典范，也完全是社会对完美（异性恋）爱情典型想像。可是，女性能不能有欲望？女性能不能成为性关系／性欲望中的主体？在一个异性恋关系中，我们能不能不要将女性简化成“马尾妹”、“酒窝妹”，女性在被观看／再现时，能不能不再扮演“在家的女人”成为照顾家人、打理家务的角色？在再现女性的过程里，能不能不要将女性“去欲望”，女性能不能成为主动认识男性、面对自己欲望、选择自己要的爱情的主体？

我们需要质疑“淫乱”与“纯洁”的父权爱情道德观：男性在社群内通过“约会数量”展示自己行情，与此同时不要再污名化有行情的女性为荡妇、水性杨花。同样的，跳出男性社群之外，当淫乱／纯洁不再成为性阶层的排序依据，拥有一个以上的约为对象真的有什么问题吗？

父权再制与宰制：永远该被去欲望的陈为廷与吴育升

《周刊王》及其他媒体对陈为廷事件的操作，正突显媒体及社会如何拥抱父权。操弄父权底下，男性对替代役一直以来的污名，并结合陈为廷过去在性别议题上的负面记忆，召唤女性为符号，为女性（再）贴上受害者／活该成为受害者（被摸奶）的标签，回过头再次讥讽陈为廷。

陈为廷过去曾有“不道德的性”是一种“罪”，他因此道歉，这个事实没有需要被质疑。但作为“性罪犯”，是不是应该被去欲望？我们期待他“走向纯洁”，但如同吴育升撕不掉的薇阁标签，一旦成为社会的“性罪犯”，我们难道就永远将他打入性阶层底层，预设他们该去除欲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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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父权社会结构，对性罪犯不切实际的纯洁期待，事实上也同时为难了任何他们身旁的对象。正如同马尾妹、酒窝妹和香奈儿美女，我们以八卦讪笑的方式嘲讽陈为廷与吴育升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压迫了与他们产生关连的女性呢？

这次陈为廷事件“被制造”出来的问题，真的不在于陈为廷、不在于替代役，而在于父权与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