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 T 妈妈》揭露早年传统生活下,女同志妈妈如何面对社会性别结构,邀你看见传统社会民众对女同志的真实面貌与态度。

疗愈伤痕,该从哪里开始?

在《我和我的 T 妈妈》这部纪录片里,这个问题绵延了二十几年,导演黄惠侦选择打破平和而沉默的日常安全网,谈论沉积在家族中的悲伤过往,让疗愈从直视与掀开伤口的阵痛中展开。

要回顾家族历史,多少会触碰伤痛,在这部片中,T 妈妈与女儿们来自庞大社会结构的伤痕,使触碰变得更加不易。一如英文片名 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 ,独行的女祭司,她们曾经各自被抛在坚固的秩序之外,孤独走在荒野之中。而被社会所否定、排除,也就意味着他们更难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去回顾、重述,甚至疗伤止痛。



照片来源: 《我和我的T妈妈》官网

T 妈妈是成长在 1950 年代台湾乡村的女同志。在保守的当时,结婚成家被视为女人必然的归宿,她迫于家族的压力嫁给嗜赌的丈夫,遭遇家暴,却又被传统价值绑住,无法向外求援,只好带着女儿逃离家庭。(同场加映:

为了讨生活,她找了昔日歌仔戏班的姊妹与女友成立牵亡魂阵,带着女儿行走江湖。女儿从小失学,跟着跳牵亡阵,母亲也承担着生活的负荷与记忆的重担,母女心中的痛苦、自咎,被每一天的繁琐日常与生存压力层层覆盖,早就找不到好好说出来的方法。

但只有说出来,才可能疗愈伤痛。

于是,从十几年前片段的家庭影带开始,黄惠侦架起镜头,反反覆覆的追问:压在母亲与她身上的,是怎样的结构?在晃动的家庭影带里,小侄女天真的说:本来就应该是一男一女才能在一起啊!这样的价值,从十一岁起因为长辈的闲言闲语,使她在未知当中感到混乱无助。

喜欢女人的母亲、带着孩子逃家的母亲、旁人口中“不正常”的母亲,从来没有主动与她说起自己的母亲…对于这些标签的困惑一直跟着她,到了二十岁离家开始拍纪录片,她才终于找到谈论的可能。(推荐阅读:



照片来源: 《我和我的T妈妈》官网

谈论总是困难的,尤其她试着掀开的,是这么亲爱的母亲身上的伤口,而这道伤口,又与她自己的伤紧紧相连。片中总有许多尴尬的沉默,有时 T 妈妈掩面离开镜头,拒绝再说,也有更多母女对视,不知如何开口的伤心时刻。而那些无法清楚被说出来的,就是最深的悲伤。

纪录片试图追溯到 T 妈妈成为母亲之前的历史,她跟着母亲回到原生家庭,追问阿姨舅舅关于妈妈的性向。比起说到母亲婚姻的侃侃而谈,他们不约而同的尴尬回避。导演在此处没有下任何道德判断,只是呈现出这些长辈们在大环境之下是如此生活,又是如此看待自己的生活。上一辈的他们并不习惯使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他们而言,日子就是这么过下去,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去的就应该让它留在过去。

但过去的痛苦记忆,并不真的能随时间被抚平。在电影中段,导演透过掀开自己压抑数十年的祕密,打破她与妈妈之间最难解的结。对着家人掀开自己,不可能愉快。她们只能用拙劣的方式,相对枯坐三小时,挣扎着找到解答。但在漫长的等待之中,她们还是确认了对彼此的爱—虽然她们的爱还是牵连着无法面对的伤痛,以及不自由的负担。(推荐阅读:



照片来源: 《我和我的T妈妈》官网

在片子的开头和最后, T 妈妈一个人走在稻田边缘,导演的声音从画面之外传来,她问母亲:如果时间可以倒转,如果她可以选择和女人结婚,还会成家生子吗?母亲说,她还是想要自由。(推荐阅读:

黄惠侦导演在拍摄札记里写到,如果可以,她希望能用自己的未曾出生,换取母亲的自由和快乐。但束缚着她们的生活,或许也像片子里追寻答案的痛苦过程,让她们,以及更多更多相似的“她们”,在荒野之中不必再孤单的独自行走。

故事大纲

这是一场仪式。

我的母亲牵亡超渡亡魂,而我试图超渡母亲与我之间说不出口的伤痛。

作为一名法师,我的母亲透过牵亡仪式的吟诵与祷念,带领亡灵得到救赎。然而她却始终无法超度自身所背负的伤痛过去。

作为一个影像工作者,我试图以音像来说出应该被说出的故事。然而我却一直无法面对及揭露,那些藏在心里深处令我羞愧的秘密。

当她执起法器,我开启摄影机,我们之间这场超渡仪式,就在阴间与阳世,过去与现在之间展开。”


《我和我的T妈妈》预告片

 


5 月 28 日,带着辛苦的妈妈一起来市府广场前,迎接我们的大好时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