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温州公园旁一块金属牌刻着〈我的肛门主体性〉一诗，遭附近居民涂改，贴上字条质问“肛门主体性等于在地文化？”作者黄星桦投稿，从“肛门主体性”事件看大学里的包容与排除。
一夜之间，我的肛门，就突然有了他的主体性。
我原以为 他，就只是个粪便
和阳具会经过的地方⋯⋯
陈克华的旧作〈我的肛门主体性〉近日闹上新闻，起因是台北温州公园旁的一块金属牌刻了这首诗，遭附近居民涂改破坏，并贴上大字报：“肛门主体性等于在地文化？”“言论自由等于不需保护儿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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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门”与“阴道”弄脏了儿童，还是大人心中的纯洁想像？
刻有陈克华诗的金属牌，是台电为庆祝“七十周年”而设的公共艺术作品之一。为了强调在地连结，台电与当地的“温罗汀独立书店联盟”合作，请各书店选用一句话代表自己，再将句子集中刻在一面金属牌上。陈克华这句诗，便是台湾知名同志书店“晶晶书库”选的。
事件中最明显可见的争议，当然就是如何看待同志文化。站在反歧视的立场，当地的 LGBT 社群何其多，实在没道理把同志文化排除在当地文化之外。但这首诗之所以引发抗议，除了“肛门”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中以“阳具”两字直指性行为，因此被认定是“儿童不宜”的猥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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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中，儿童确实可能成为性弱势的一方，从而受到暴力对待或骚扰，当然需要保护。然而如果真要让孩子拥有拒绝不喜欢事物的能力，我们应该要告诉孩童“性是不洁的”、一定要远离所有跟“性”有关的符码；还是应该让她们学习面对自己的性、自己的欲望与不欲望，学习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如同“单亲妈妈和她的小孩”作者周雅淳所指出的，一味教导孩子“一定要避开性”，却不告诉他们自己拥有同意／拒绝的权力，除了容易让孩子对自己的性与身体感到羞耻，更容易让她们在受到伤害时自我责难。他们不知道犯错的，是那个未经同意，就进行性接触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让原本纯洁的身体变得“猥亵”。
现场大字报中最吊诡的一幅，就是用比原诗显眼百倍的大字写道：“就算换成‘阴道主体性’，同样会让孩子不舒服，因为那是色情和猥亵！”如果认为儿童会因看到“肛门”、“阴道”等字眼受伤，那么这张大字报又是所为何来？其所欲保护者，与其说是儿童“远离色情”的权利，还不如说是大人心中对“纯洁儿童”的想像。
“公共艺术”是谁的公共？
由于大字报晓以“儿童权益”，是不少教会组织（如信望盟）常用的论说方式，不少网友便认为附近教会和此事脱不了关系。但我们无法确知大字报是谁贴的，且这件事也不是单纯的“教会／反同志”与“LGBT／挺同志”之争，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在地脉络。
晶晶书库的存在本身，其实就象征着同志文化与里民观感的冲突史。根据晶晶所在地“文盛里”里长的说法，过去曾有里民为了抗议同性恋，砸毁了晶晶书库的玻璃。后来的妥协方法，就是要求晶晶“所有活动只能限于店内，或是到二二八公园举行”。里民的态度也才由“反对”转为“眼不见为净”。
在里长的叙事中，同性恋是“老旧社区”难以接受的观念，因此希望晶晶书库可以“收敛一点”，让“彼此”能够相安无事。[1]
从里长的叙事中，同志受歧视的处境昭然若揭。我们从不会要求异性恋相关活动必须限制在某个专属空间，却要求同志文化必须限制在固定的“私领域”中。事实上，多数人恐怕根本从未意识到异性恋也是多种性倾向中的一种，因此也就对异性恋者享受的特殊地位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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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里长的叙事不同，晶晶书库在台湾 LGBT 社群的叙事中，是相当重要的同志知识集散地，甚至是“启蒙圣地”。许多出柜同志都曾提及，离家上大学的经验、以及晶晶书库提供的丰富讯息，都是他们在这满怀歧视的社会中，寻求一己力量的重要资源。
两种叙事的冲突，当然也和温罗汀复杂的居民组成有关。温罗汀除了有文盛里、大学里里民之外，也曾有台大教员宿舍、台电员工宿舍，现在更是许多台大生每日生活的场域。如果我们粗略地把居民分成“里民”和“大学生”两群的话，更可明显看出两者的捍格。“肛门主体性”事件一出，网路上为晶晶声援最力的，几乎都是广义的 LGBT 知识社群，同时也是非里民。而迫切要求撤下该件作品的声音，则出现在大学里里长吴沛璇的脸书页面。
谈及此，当然也就不能忽略里长与当地教会势力的关系。现任里长吴沛璇从未讳言与真理堂的关连，这点从她上任后社区教室的课程安排，便可见一斑。承其一贯对同志运动的反对，“同运不敢面对的真相”及“风向新闻”等教会色彩浓厚的媒体，也都加入了这次“反对肛门主体性”的抗议活动。
谁是“居民”？
也因此，这件事不单单只是“挺同”与“反同”之争，背后更有着“谁才是居民”、“谁代表在地”等“代表性”的难题。换言之：公共艺术究竟应该为谁服务？谁来定义“在地”所指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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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四年举行一次的里长选举，或许正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这些问题的暧昧难解。
许多在大学里居住、生活的人，户籍都不在此地，但他们在此学习、消费，撑起了温罗汀的独立书店文化。这些人大都没有投票权，反倒是许多不住此地、靠房产收租的人，拥有决定谁当里长的权利。
据大学里一位住户说，每次投票时，往往看见一车车前来投票的“生面孔”；反倒是惯常出没的学生族群、热切参与温罗汀文化的人、乃至于曾受“晶晶”启蒙的 LGBT 族群，全都在“代表”居民意见的正式选举中失去了声音。
或许也正因此，大学里已至少有三位（不是三届）里长皆出自同一家族，外人难以挑战。根据中选会资料库，高万成里长于2000年过世后，里长一职便交棒给其妻高罗美惠，而如今则交棒给了高家媳妇吴沛璇。
“里长树”与鱼木
高家“第一代”里长伯高万成过世后，邻里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思会，并在温州公园种下一颗木莲，命名为“里长树”，代表里民对高里长的纪念之意。
“里长树”就种在“肛门主体性”一诗近旁，与台电员工意外种下的一株“加罗林鱼木”恰成隐喻上的对照。
原来台电除了与“温罗汀独立书店”合作，也开放了一旁的变电施工处，让民众参观施工处内罕见的鱼木。据台电员工的说法，这是台北市区仅有的一株加罗林鱼木，且这棵树也是有故事的：
民国58年，台电要将一具大型变压器从乌来迁移到大观。运输途中，台电员工取用乌来的木材作为枕木。机具途径施工处时，员工便将枕木遗留在此。过几天来看，发现枕木竟然抽了芽。
因为台电员工的“无心插柳”，游客才得以看到罕见的鱼木。为了让民众亲近，台电也拆除了施工处的部分围墙，改以可供坐卧的造型栏杆围绕。路角新增的小广场，则使原本的巷弄空间更具包容性。天气好时，更常见到民众前来摄影写生。
──如果里长树代表了大学里，那么意外抽芽的这株鱼木，又“代表”了谁呢？
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居民”一词的意涵。生长在公园内、里民有意栽植的“里长树”，代表了大学里的全部居民吗？还是也该纳入外来的、与来客互动的、旅途间意外生根的鱼木？
公共性：“多”与“少”的辩证
至此已可看出，这次事件中的“挺同”与“反同”之争，并不是纯然的理念之争，还牵涉到了大学里内部的各方势力。不无简化地问：不具有“在地代表性”的晶晶书库和 LGBT 社群，与具有“在地代表性”的教会力量和里民，到底谁才是公共艺术应该服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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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个人则想起前任里长高罗惠美的一句话，她说大学里“博士多、教授多、老人多、教会多、书店多”，因此对生活品质有很高的期待。然则“多”岂非成就于对“少”的包容吗？而宽宏质雅如大学里，如今竟然容纳不下一首小诗？
若驻足鱼木下的人们，仍无法在公共的层次上谈论“小众”与“包容”、继续任由分众与排除的行动上演，坐视“少数”的消音与噤声，那么，我们便不曾也不会拥有一个理想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