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温州公园旁一块金属牌刻着〈我的肛门主体性〉一诗,遭附近居民涂改,贴上字条质问“肛门主体性等于在地文化?”作者黄星桦投稿,从“肛门主体性”事件看大学里的包容与排除。

一夜之间,我的肛门,就突然有了他的主体性。
我原以为 他,就只是个粪便
和阳具会经过的地方⋯⋯

陈克华的旧作〈我的肛门主体性〉近日闹上新闻,起因是台北温州公园旁的一块金属牌刻了这首诗,遭附近居民涂改破坏,并贴上大字报:“肛门主体性等于在地文化?”“言论自由等于不需保护儿童权益?”(推荐思考:

“肛门”与“阴道”弄脏了儿童,还是大人心中的纯洁想像?

刻有陈克华诗的金属牌,是台电为庆祝“七十周年”而设的公共艺术作品之一。为了强调在地连结,台电与当地的“温罗汀独立书店联盟”合作,请各书店选用一句话代表自己,再将句子集中刻在一面金属牌上。陈克华这句诗,便是台湾知名同志书店“晶晶书库”选的。

事件中最明显可见的争议,当然就是如何看待同志文化。站在反歧视的立场,当地的 LGBT 社群何其多,实在没道理把同志文化排除在当地文化之外。但这首诗之所以引发抗议,除了“肛门”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诗中以“阳具”两字直指性行为,因此被认定是“儿童不宜”的猥亵物。(推荐思考:

在现实的权力关系中,儿童确实可能成为性弱势的一方,从而受到暴力对待或骚扰,当然需要保护。然而如果真要让孩子拥有拒绝不喜欢事物的能力,我们应该要告诉孩童“性是不洁的”、一定要远离所有跟“性”有关的符码;还是应该让她们学习面对自己的性、自己的欲望与不欲望,学习做自己身体的主人?

如同“单亲妈妈和她的小孩”作者周雅淳所指出的,一味教导孩子“一定要避开性”,却不告诉他们自己拥有同意/拒绝的权力,除了容易让孩子对自己的性与身体感到羞耻,更容易让她们在受到伤害时自我责难。他们不知道犯错的,是那个未经同意,就进行性接触的人;反而会认为“自己没有保护好自己”,让原本纯洁的身体变得“猥亵”。

现场大字报中最吊诡的一幅,就是用比原诗显眼百倍的大字写道:“就算换成‘阴道主体性’,同样会让孩子不舒服,因为那是色情和猥亵!”如果认为儿童会因看到“肛门”、“阴道”等字眼受伤,那么这张大字报又是所为何来?其所欲保护者,与其说是儿童“远离色情”的权利,还不如说是大人心中对“纯洁儿童”的想像。(推荐给你:

“公共艺术”是谁的公共?

由于大字报晓以“儿童权益”,是不少教会组织(如信望盟)常用的论说方式,不少网友便认为附近教会和此事脱不了关系。但我们无法确知大字报是谁贴的,且这件事也不是单纯的“教会/反同志”与“LGBT/挺同志”之争,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在地脉络。

晶晶书库的存在本身,其实就象征着同志文化与里民观感的冲突史。根据晶晶所在地“文盛里”里长的说法,过去曾有里民为了抗议同性恋,砸毁了晶晶书库的玻璃。后来的妥协方法,就是要求晶晶“所有活动只能限于店内,或是到二二八公园举行”。里民的态度也才由“反对”转为“眼不见为净”。

在里长的叙事中,同性恋是“老旧社区”难以接受的观念,因此希望晶晶书库可以“收敛一点”,让“彼此”能够相安无事。[1]

从里长的叙事中,同志受歧视的处境昭然若揭。我们从不会要求异性恋相关活动必须限制在某个专属空间,却要求同志文化必须限制在固定的“私领域”中。事实上,多数人恐怕根本从未意识到异性恋也是多种性倾向中的一种,因此也就对异性恋者享受的特殊地位视而不见。(推荐思考:

然而,与里长的叙事不同,晶晶书库在台湾 LGBT 社群的叙事中,是相当重要的同志知识集散地,甚至是“启蒙圣地”。许多出柜同志都曾提及,离家上大学的经验、以及晶晶书库提供的丰富讯息,都是他们在这满怀歧视的社会中,寻求一己力量的重要资源。

两种叙事的冲突,当然也和温罗汀复杂的居民组成有关。温罗汀除了有文盛里、大学里里民之外,也曾有台大教员宿舍、台电员工宿舍,现在更是许多台大生每日生活的场域。如果我们粗略地把居民分成“里民”和“大学生”两群的话,更可明显看出两者的捍格。“肛门主体性”事件一出,网路上为晶晶声援最力的,几乎都是广义的 LGBT 知识社群,同时也是非里民。而迫切要求撤下该件作品的声音,则出现在大学里里长吴沛璇的脸书页面。

谈及此,当然也就不能忽略里长与当地教会势力的关系。现任里长吴沛璇从未讳言与真理堂的关连,这点从她上任后社区教室的课程安排,便可见一斑。承其一贯对同志运动的反对,“同运不敢面对的真相”及“风向新闻”等教会色彩浓厚的媒体,也都加入了这次“反对肛门主体性”的抗议活动。

谁是“居民”?

也因此,这件事不单单只是“挺同”与“反同”之争,背后更有着“谁才是居民”、“谁代表在地”等“代表性”的难题。换言之:公共艺术究竟应该为谁服务?谁来定义“在地”所指为何?(推荐给你:

每四年举行一次的里长选举,或许正具体而微地反映了这些问题的暧昧难解。

许多在大学里居住、生活的人,户籍都不在此地,但他们在此学习、消费,撑起了温罗汀的独立书店文化。这些人大都没有投票权,反倒是许多不住此地、靠房产收租的人,拥有决定谁当里长的权利。

据大学里一位住户说,每次投票时,往往看见一车车前来投票的“生面孔”;反倒是惯常出没的学生族群、热切参与温罗汀文化的人、乃至于曾受“晶晶”启蒙的 LGBT 族群,全都在“代表”居民意见的正式选举中失去了声音。

或许也正因此,大学里已至少有三位(不是三届)里长皆出自同一家族,外人难以挑战。根据中选会资料库,高万成里长于2000年过世后,里长一职便交棒给其妻高罗美惠,而如今则交棒给了高家媳妇吴沛璇。

“里长树”与鱼木

高家“第一代”里长伯高万成过世后,邻里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思会,并在温州公园种下一颗木莲,命名为“里长树”,代表里民对高里长的纪念之意。

“里长树”就种在“肛门主体性”一诗近旁,与台电员工意外种下的一株“加罗林鱼木”恰成隐喻上的对照。

原来台电除了与“温罗汀独立书店”合作,也开放了一旁的变电施工处,让民众参观施工处内罕见的鱼木。据台电员工的说法,这是台北市区仅有的一株加罗林鱼木,且这棵树也是有故事的:

民国58年,台电要将一具大型变压器从乌来迁移到大观。运输途中,台电员工取用乌来的木材作为枕木。机具途径施工处时,员工便将枕木遗留在此。过几天来看,发现枕木竟然抽了芽。

因为台电员工的“无心插柳”,游客才得以看到罕见的鱼木。为了让民众亲近,台电也拆除了施工处的部分围墙,改以可供坐卧的造型栏杆围绕。路角新增的小广场,则使原本的巷弄空间更具包容性。天气好时,更常见到民众前来摄影写生。

──如果里长树代表了大学里,那么意外抽芽的这株鱼木,又“代表”了谁呢?

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居民”一词的意涵。生长在公园内、里民有意栽植的“里长树”,代表了大学里的全部居民吗?还是也该纳入外来的、与来客互动的、旅途间意外生根的鱼木?

公共性:“多”与“少”的辩证

至此已可看出,这次事件中的“挺同”与“反同”之争,并不是纯然的理念之争,还牵涉到了大学里内部的各方势力。不无简化地问:不具有“在地代表性”的晶晶书库和 LGBT 社群,与具有“在地代表性”的教会力量和里民,到底谁才是公共艺术应该服务的对象?(推荐阅读:

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个人则想起前任里长高罗惠美的一句话,她说大学里“博士多、教授多、老人多、教会多、书店多”,因此对生活品质有很高的期待。然则“多”岂非成就于对“少”的包容吗?而宽宏质雅如大学里,如今竟然容纳不下一首小诗?

若驻足鱼木下的人们,仍无法在公共的层次上谈论“小众”与“包容”、继续任由分众与排除的行动上演,坐视“少数”的消音与噤声,那么,我们便不曾也不会拥有一个理想的公共空间。(推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