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前夕,让我们谈谈台湾母亲承担的“母职”。从余宛如职场妈妈带小孩案例、至父职被社会剥夺,看向台湾育婴假潜在对女性的压迫。我们要松绑的是母职与父职,是均衡所有台湾父母亲的情感责任与劳动责任。(同场加映:

今年新科立委余宛如带小孩进议会,我们开始讨论“母职”与“职场责任”的分野。二月,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发文以“百货公司育婴室男士禁止进入”讨论父职何在。他说:“对父职不友善,就等于是把女性跟母职捆绑得更深,预设许多事情都是妈妈才‘应该’做的。它表面上是在歧视男性,但骨子里是女性歧视。”

你怎么看待母职的压迫与父职的无可发挥?(推荐阅读:

母亲节前夕,我们想问的不是台湾的爸爸在哪里,而是台湾爸爸,有没有可能拥有新的路径,去抚育孩子;台湾的母亲,在腾出育儿责任空间前,还有多少疼痛要走。首当其冲,我们想先与大家讨论“母职”在大众媒体中建构的形象。

从温柔母亲到自主母亲

英国女性杂志《Lady ' s Magazine》在 1770~1837 年间将“温柔的母亲”形象深刻塑造,将母职理想化、浪漫化及情感化,母亲必须有同情心、忧思于孩子是否健康快乐、随时准备给孩子支持和慰藉的温柔。母职的神化,建立在诋毁女性自主权上。

之后,女性广受“健康手册”、“科学知识”影响、以及育儿杂志的普及,被教导如何成为一位好母亲。母亲的权威、自主性都因科学与知识的普及更加降低。医学专家建构好妈妈理论,竭力提高母亲素质,要求母亲以“正确方式”喂养孩子;心理学以“安全型依恋模式”将孩子的成长及终生幸福托付在母亲身上。当时助长母职教条化——身为一个好母亲,爱孩子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将孩子的需求放在首要位置。(推荐阅读:

媒体上呈现的名人母亲的故事,是完美母亲的标准,让人永远无法企及。它让母亲产生内疚感并由此对母亲造成伤害;媒体上也上演着全职母亲和职业母亲之间的“战争”以及针对福利母亲的“战争”,在她们互相指责的争辩声中。——Susan J. Douglas and Meredith W. Michaels《The Mommy Myth: The Idealization of Motherhood and How It Has Undermined Women》

20 世纪 80 年代后,母亲形像因女人大量投入劳动市场,发展出了“单面向的母亲”一词。单面向的母亲,指的是女人在职场家庭的二选一,要不是家庭取向,要不是职场取向,难以兼备。

女人开始在“母职”上充满焦虑,职业母亲和全职母亲的二元对立更被媒体彰显。20 世纪,从瑞典传出了新母亲主义,主张在经济与社会上独立自主的母职论述,过去强调牺牲与养育的传统母职规范正被推翻。大众蔚为疯狂地建立起自由、独立、自主的母亲形像。

全职妈妈与职场妈妈:幸福何必择一?

流行杂志开始散播“自主妈妈”形象,赋予女人对母职与职场的职权。然而在职场女性开始拥有人生话语权时,背后依然存在许多困境。例如,许多女性在结婚生小孩后,要再回到职场,面临技能落差、市场排挤;单身女性面临的单身歧视。甚至,身为全职妈妈,也有被社会遗弃的现象。身为一个全职母亲,并不拥有“如职场妈妈”的社会阶级与权利。

职场妈妈在因应社会结构不能给予资源的情况下,发展出了“超级母亲”一词。一位好妈妈,要有效率,想要职涯发展,就要有过人能力。杂志文本鼓励女性在工作时更加高效,“成为两者兼顾的职场妈妈”一类文章没有“解决”妈妈承担的困境。大量论述支持自主妈妈,同时也请女性斟酌能力,以“若不能适应蜡烛两头烧的生活,就做全职妈妈”观点,忽略了现实中母亲在结构困境下的挣扎。

作为一个母亲,为何我们不能奋不顾身投入职场?因为当你为孩子赚奶粉钱时,人们会指责你不喂母乳不顾及孩子健康;当你必须倒垃圾赶回家时,上司会指责不能加班、为公司尽力的妈妈。

所以在所有资源不愿为女人变动的情况下,女人必须成为超级妈妈,才能继续发展职涯。

要做一位好妈妈,或是做一位好员工,能不能不必二选一?家庭建立的生活最基本的安全感,职场让人拥有成就感,这样的幸福,能不能不必取舍。

从育婴假看母亲的时间分配

人们期盼女性为家庭为重心,除了角色期待,也反映在育婴假的设计。育婴假原希望改善女性于职场家庭间的拔河,请假决策结果却又造成女性在请完育婴假之后,薪资调升及升迁的不易,更强化职场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育婴假使女性“暂时”回归家庭照顾小孩,但却可能造成请假者之母职意识型态趋近于传统性别角色期待。(2007 台湾女性学学会暨高师大 40 周年校庆学术研讨会〈我国育婴假对于母职制度之影响〉)

育婴假制度的设计下,亲职责任依然落在个人及家庭身上,请假期间所损失之薪资、 请假者离开工作所需负担的成本,均由请假者及其家庭担负。然而分配至家庭的往往都是女性。

我想分享瑞典政府于 2000 年 开始的“母亲月”与“父亲月”。在育婴假制度中,小孩年满 8 岁之前,父母共有 240 天的育婴假能够申请,其中 60 天必须由主要请假者外的另一人负担。(同场加映:

这样的设计平衡了父职无法参与家庭的缺憾,藉由“时间分配”改变母职与小孩间被认为与生俱来的连带关系。

我们不需要依样画葫芦,瑞典的法律也不见得适用台湾,但是确实必须拥有适合台湾环境的制度,去支持男性回归家庭担任父职,母职藉由时间得到更多选择空间,松动长期以来桎梏女性之母职制度。

我们期待什么样的母亲?

我们的社会该期待什么样的母亲?第一件事,我仍然认为必须松绑母职定义。无论是职场妈妈,还是全职妈妈,都可以为自己的母职下注解。我可以是全心专注孩子发展的母亲,我也能是赚钱养家的母亲。看见一位母亲的主体性,她不只是某人的太太、媳妇,她仍然能是小姐,拥有被称呼为“小姐”时的一切自主权。

松绑母职同时,也在松绑父职,身为一个父亲,被冠上养家责任,必须拥有经济能力同时,男性也牺牲与孩子的情感连结。

再者,我希望我们能看见一位母亲的不能动性。一位母亲,被期待要陪伴孩子成长,要以凝聚家庭为念付出许多情感劳动。你问,那父亲在哪?这时,父亲以更易被社会价值认同的金钱劳动,巩固在社会与家庭阶级的位置,父亲不是刻意不在场,而是社会拉拔所有父亲至一个“正确的位置”。

我们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我想先看见社会上的母亲群像。有单亲母亲、有全职母亲、有职场母亲、有未婚母亲。每一种母亲背后,都有不同的难题,我们应该还给“好妈妈”生活的诠释权,好妈妈不是扁平的,好妈妈不需要顺从听话,好妈妈也在犯错中学习当一位妈妈。

我不期待拥有一个更好的母亲,我的母亲已经太好了。我甚至希望,他不要那么好。我希望我的母亲在兼备经济责任与情感责任的那么多年后,可以学习失格。那个格,是社会给他的,社会教导我的母亲,要为爱劳动、要为我的人生负责、要给我全心全意的专注。

母亲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如此,才是一个好母亲,这个格,我想亲手慢慢替他拆下。并且一起陪伴他面对拆卸教条后,人生没有真理可以遵循的空旷慌张,一步一步地,他会在哪里,拥有建立家庭后未曾遇见的,自由。

面对母职的压迫与父职的无可发挥,我们都该更虚心学习。如果你说母爱内建,父爱何尝不是?给亲爱的母亲们,留点机会,让父亲去爱好一个家;给亲爱的父亲,留点机会,让孩子更认识你。(你会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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