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说过:“爱情不是你想卖就能卖,想买就能买。”一旦买卖,爱情就不再是爱情。本周的中国性别观察从中国高端鲜花品牌 roseonly 的崛起开始,去看在现实条件绞杀后,“爱情”一词在中国人内心的意义(延伸阅读:全球欲望城市中的阴性恶魔:当台湾女人遇上西方男人

冬日的某天一早醒来,发现宿舍门口插了一束花,好奇地问了隔壁房的同学由来,她笑了笑说:“楼上的大一学妹收到了追求者的一千朵玫瑰,正愁没地方放呢,所以就宿舍每间房都发一束,这样一千朵玫瑰大概也要台币七八万块吧。”

当日“一千朵玫瑰传奇”成了女孩们争相讨论的话题,语气里头尽是欣羡,不容质疑地是鲜花一直在爱情中主宰着重要的地位,彷佛花的鲜艳能让年轻的爱情绽放,我们的关系就此圆满,再也没有任何想望的煎熬与苦痛。

一束束的鲜花,也是一张张的爱情证明。送花者,以此证明自己爱恋的坚定。而收花者,则暗中惦度爱的重量。于是乎,我们就此交换了彼此永恒的承诺。

一生只为一人绽放的真爱想像

以花示爱的操演在我的生活里重复操演,中国高端鲜花品牌 roseonly 更把这样“独占”的真爱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该花店买花,一辈子只能送一位佳人,如果换了伴侣,则不再能通过 roseonly 送花给新女朋友。爱能永恒,而你的玫瑰一生只为一人绽放。

Trust roseonly, trust love. 信者得爱,爱是唯一。

像是昆凌在情人节收到周杰伦的礼物、刘诗诗与吴奇隆的世纪婚礼捧花,大家透过 roseonly 的“一生一世,只有一人”来呈现对爱情的信仰,可我总不禁在想,在中国女孩的眼里,为什么爱情要靠玫瑰才能相信呢?又为什么真爱要建立在始终如一上呢?

或许是因为“爱情”在中国是一场颠沛流离的过程。在中国内部,人们把上世纪 50 年代的爱情定义为单纯,60 年代是压抑,70 年代是扭曲,80 年代是觉醒和挣扎,90 年代是颓废,千禧年以后是严重物化。中国人反覆从爱情中靠近及逃逸,想像也因此不断产生巨大裂变。

走过 60 以及 70 年代文革的残害后。“爱情”在 80 年代重新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中,试图将创伤抚平,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终于能够不再带着猜忌接近。由此,80 年代的爱情观得以树立——生而为一个真正的人,爱情是彼此用信任来交换对未来的希望,恋人们对于美好年代有着强烈执着。这样的爱情观试图以人性作为基础,以现代作为共同的理想。但始料未及的是,当“现代生活”真的如约而至,爱情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改革开放后,财富的累积却让愿景远离。现实变动得太迅速,恋人们的时间不再属于彼此,有可能在转身间就已消逝,所以 90 年代的爱情观要的是“过把瘾就死”,爱情不再是努力就“可获得的”,只能以非理性的方式获得。对爱情还有憧憬的红男绿女们如此热烈地追忆,有更多的是逃离现实的渴望。

在走到了现代之后,爱情天秤上摆放的都是金钱——恋人们之间再也没有甜美的想像,只能尝试无关爱情的婚姻,而取代的是日渐顽强的爱情拜物教。

“这就是上海,它这样微妙地维持着所有人的白日梦,它在浩瀚辽阔的天空上悬浮着一架巨大的天秤,让这座城市维持着一种永不倾斜、永远公平的,不公平。”

近年在中国火红的《小时代》即反映了这种社会氛围,它赤裸裸地表达了镀金时代下的精神失重。人们将“物质”作为精神的救生圈,致使拜物教登堂入室,成为大众信仰。 

是什么毁掉了中国人的爱情?

过年时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全是对上海“孔雀女”的讨论——家境小康的上海姑娘,交了一个从江西来的男朋友,虽然小伙子工作能力不错,但没有家世背景支援,估计未来几年内没法在上海置产。而姑娘的父母因为担心女儿没法过上好日子,屡屡反对姑娘与贫穷外地人在一起。

姑娘在男友再三要求下,今年过年时她跟着男方回到老家过年。没想到在昏暗灯光下,先映入眼里的是油腻腻桌上,以简陋的餐具盛满不明所以的混合物,外加如祭祀般直立在米饭上的筷子。看到这桌如残羹的年夜饭,姑娘当场“撕脸”,直接告别男友,连夜搭车逃回上海。

无法忍受农村贫困的上海姑娘把这段逃跑故事放上网路以后,有人指责姑娘没教养,也有人感慨姑娘嫌贫爱富:“最心疼他的父母,那一份深深的自责与悲凉,老天欠他们一个好儿媳!”

这热烈讨论象征了爱情似乎只剩下功利的考量。大家眼里盯的不是“白富美”就是“高富帅”,恋爱不得不与金钱相依。有许多人认为,现在中国女孩子要的就是“票子、 房子、车子”,似乎当男人有了这些,才能顺利得到“妻子、孩子”。

但思想的背后是社会制度与经济基础。因此,谴责爱情物质主义、谴责婚姻功利主义,甚至谴责中国女孩眼里只剩下钱,这种道德指责是肤浅的,而忽略了表象后的结构。

从这个故事我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程度太高了,所以很多人开始拿婚姻当捷径,期待能在婚后改变生活品质,进入比较高的社会阶层,如果能够选择,谁想成为那百事哀的贫贱夫妻呢?80 年代相信的人性是共同努力后的理想,而新世纪以来的人性则是想过上好日子的欲望。

我的上海朋友最爱自嘲:“咱们房价、物价、奶粉价格是赶超欧美的,收入却是比肩非洲的。”

在这块土地上,承受着世界上最高的税赋,却只享有世界上最低的社会保障,甚至连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民生问题都成了牟利的工具。很多年轻人负着现实这座大山苟延残喘,怎么前行却看不到希望,在这样的幽暗未来下,婚姻就成了改变人生困境的另一条途径。(推荐阅读:台湾女孩在上海的观察记:上海,最繁华与最贫穷

早在几年前,西班牙《世界报》就说的很直白:“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灭了年轻人的想像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真爱只能靠物质实现的困境

“爱情不是你想卖就能卖,想买就能买。”爱情无法自足,它始终要有所附属,这个道理鲁迅在百年前用短篇小说《伤逝》就说得分明,爱情不是可以直接买卖的东西,一旦买卖,爱情就不再是爱情。

于是在中国的物质社会中,真爱成了个矛盾的词汇,你相信的爱情里不能有势利的成分,但我们又靠买高价的花卉来证明爱情值得。

市场一边绞杀着现实世界的爱情,却又一边努力靠高价意象重建爱情,份外明白正因为爱情稀缺,芸芸众生才需要浪漫化的爱情故事作为精神鸦片来吸食。所以中国人在市场挣扎度日,但又仰赖市场给的希望苦撑,却没见到的是爱情乌托邦高建的地方,其实正是爱情的荒冢。

在鲜花过于浪漫的想像里,或许这宛如仪式般所颂扬的,从来不是日常生活里的爱情,而是淡化了那些笨拙与忐忑,而为了说服自己“真爱”仍然有存在可能的爱情。当中国人越努力想要用高价鲜花里满溢的幸福,来为自己的爱情代言,却更让人看见爱情在市场面前的进退失据。(同场加映:写给此时此刻的生命伴侣:你无需成为“不会遗弃我的情人”

恋人们的困境在于看似拥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否认爱情或者崇拜爱情,但无论如何都无法掩饰那个躲在爱情背后,令人手足无措的现实。相信爱情或不相信,更像是面对这一困境的个人抉择,因为当社会对于爱情的认同早已匮乏。

走到了这世纪,中国人爱恋最大的不同在于,自我与世界的分裂远较过去突出,而这造成了普遍不太容易从一个人身上,体验到那种把宇宙豢养在掌心的感觉。在革命的理想主义高于天的时代,爱情是朴实无华的;在世俗入骨的时代,爱情却俨然成了理想主义的​​最后实验场。

无需再对别人爱情的“庸俗”指手画脚,一边嚷着爱情不能建立在见钱眼开上,一边又以为鲜花里只有纯粹的爱情,没有任何物质因素在作用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梦,而谁都没有比谁高尚。

就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关于爱情的论述,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重温,显得特别生动:“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