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听见强暴或性侵的社会事件时,第一时间,人们总倾向把矛头指向受害者,“一定是他太晚出门”“她自己仪容不检点”,火力集中怪罪与检讨受害者,而造成受害者的二度伤害。来自女人迷合作夥伴 TAGV 台湾反性别暴力资源网的来稿,请停止谴责性侵或强暴受害者,也不要纵容对加害者宽容对受害者残忍的社会。(同场加映:

脸书“靠北老婆”粉丝专页上,日前出现了一则和平日不太相同的告白

投稿的丈夫表示,他的妻子曾在幼年时遭到家暴与性侵,并因此罹患忧郁症,但结识现在的丈夫、当时的男友后,在男方的支持与陪伴,以及长期的谘商与用药下,总算逐渐走出阴霾,并自愿成为协助辅导受暴儿童的志工。然而,某次她在网路上分享自己的受暴经验后,却遭到网友的辱骂,攻击她“当时没报警是因为想拿钱”、“恶心”等。

投稿的丈夫更提到,身为当事人的妻子向他表示,自己长期以来都面临这样的言论攻击,质疑她为何不报警求助,甚至指责她“犯贱”等。在文章的最后,投稿人者更呼吁大家不要以异样的眼光看待受暴者,“别让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错”。(同场加映:

该篇投稿在粉丝页上得到的多为正面回响,有人称赞原作者是好丈夫,有人肯定妻子的勇敢并给予支持,更有许多网友纷纷谴责当时留言辱骂的网友。然而与此同时,不少网友也分享了自身在受暴后遭到责怪、不被支持的经验。在每一次的性别暴力新闻中,“责怪受害者”的态度也从来不曾缺席。

在许多人的心中仍然深深相信,如果一个女人受到家暴,势必是因为她“挑衅”了自己的伴侣;如果一个女人遭到性侵,是因为她的衣着暴露、行为不检。

这样的态度不只存在于台湾。2012年,印度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巴士强暴案。年仅23岁的医学院女学生乔蒂(Jyoti Singh)于夜归时遭到五名男性殴打与轮暴,最后伤重不治死亡。这个强暴案件的残暴震惊了印度社会,更激发印度女性走上街头抗议,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但责怪受害者的言论同时也在印度占有一席之地。如隔年推出的纪录片“印度的女儿”中,性侵案的嫌犯和辩护律师便指出遭到强暴的乔蒂自己也有责任,而乔蒂的母亲更直言:“每当这类犯罪发生时,人们总是责怪女孩,她们不该出门或不该穿这样的衣服,我们应该指控的是男性,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同场加映:

此外,澳洲的非营利组织 Our Watch 更在近日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介于12-20岁的澳洲年轻人当中,责怪性侵受害者的态度仍然相当普遍。约有1/4的受访者认为,男性向女性施加压力、要求发生性行为是“正常的”,37%的人同意自己难以对喝醉的女性表示尊重,更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相信,“清楚地表达自己不想要有性行为”是女性的责任。


(图片来源:网路

责怪受害者的态度在性别暴力的案件中总是屡见不鲜。女性们往往从小被教导不得夜归、裙子不能太短、不能喝酒等等,而遭受性别暴力的女性若有上述这些行为,就很有可能被视为“活该”。人们也常常检讨女性受害者们没有“明确说不”或是“极力反抗”,“没说不就是要”的强暴迷思更是普遍。(同场思考:

为什么当坏事发生的时候,人们总是习惯责怪受害者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总是期待相信这个世界是安全且公平的。当我们责怪受害者,把坏事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受害者身上时,我们一方面可以为坏事找到一个简单的解释,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自己和他们之间划出一条线,并凭藉着这个“不同”,来说服自己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另一方面,在父权社会的教育下,女性的贞洁是重要的价值,更是男性的所有物,因此女性必须“保护”自己,好维持自己的完整性,也保存自己在男性面前的价值。

责怪受害者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这样的态度让女性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暴力感到内疚,并可能因为这样的内疚感不敢、不愿说出自己的受暴经历,更不敢求助。就像“靠北老婆”专页上这个例子一样,受暴者会因为担心没有人相信自己,更怀疑没有人愿意帮助自己,而选择隐忍。

另一方面,责怪的态度也可能让受害者们受到二度、或是三度的伤害,他人的怀疑与否定可能影响受害者的自我价值,进而失去自信,与社会隔绝。最后,这样的言论把终止暴力的重担都交托给受害者,让加害者得以推卸责任,这样的氛围也持续容忍,甚至鼓励暴力的发生。


(图片来源:网路

当我们责怪性别暴力的受害者时,我们忽略了这些暴力事件并非单一独立的,而是压迫与保守的性别观念下产生的结构性暴力,粉饰了性别暴力问题的严重性,更无助于减少性暴力的生成。(同场加映:

我们并不能期待每一个受暴者都能够遇到“知心人”,进而自行化解问题。相反的,我们必须给予性别暴力受害者们更多支持,并且大声地对抗责怪受害者的态度,创造一个对受害者们更友善的环境。也唯有让加害者了解到自己的问题,负起责任,并且鼓励整个社会检讨造成性别暴力的结构因素以及纵容性别暴力的各种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我们才有可能终止性别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