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改变世界：你我都有能力改变中提到，当我们谈到自己在这个世界遭受的挫折时，总说这是“体制”或“现状”造成的，然后耸耸肩，抱怨自己无能为力，结果不了了之。之所以会如此，部分原因在于，一般人普遍相信这种说法，且孩子从小就学习帝王将相的历史，以为身居高位的人一定握有权力。就像《绿野仙踪》一样，父母与老师鼓励孩子相信，这些人（以及其他“权威”人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我们长大成人，也被鼓励相信，雇主和政府也都握有权力。事实上，只要我们相信这种说法，他们就真的握有权力。
把日常生活与反对强有力的君主连结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世上有许多人在面对恶霸欺凌时确实感到无计可施—无论这些恶霸是统治者、雇主或甚至是你的亲友—你必须牢记一点（这能让你如释重负），即使是顺从，无论它会带来什么结果，也必须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托尔斯泰对于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道理感到困惑。他不懂，为什么加入沙皇军队的俄国农民会愿意杀死其他的俄国农民，甚至包括杀死自己的父亲与兄弟—只因为沙皇要他们这么做。托尔斯泰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社会正义的问题感到忧心，于是放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隐居于自己的农庄。他在农庄生活时，结识了一名住在南非，积极参与政治的印度年轻人。托尔斯泰写信给他，这封信后来出版为〈给一个印度人的信〉。
托尔斯泰在信里提到，印度屈服于英属东印度公司的淫威之下：“一家商业公司奴役了一个人口达两亿的民族。把这件事告诉一名毫无迷信的人，他一定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区区三万人—他们并非身强体壮之人，只是柔弱而寻常的办事员—就能将充满活力、聪明、能干与爱好自由的两亿印度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当中的意义是什么？光是数字就能说明一切，那就是印度人自己奴役了自己。”
这名收到托尔斯泰回信的印度年轻人就是甘地，他跟托尔斯泰一样，属于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但甘地在南非却因为皮肤黝黑而被人从火车上扔了出去，他因而尝到不公义的羞辱滋味。从那时起，他决定起而反抗压迫。甘地回到当时仍受大英帝国统治的故乡印度，开始发起争取自由的非暴力运动。
甘地认为意志的改变极为重要，因为它是改变顺从与合作模式的前提。他要求印度民众做到几件事：首先是心理的改变，从被动的顺从转变为强调自尊与勇气；其次，使民众了解自己的妥协等于变相帮助殖民政府；最后，要有决心，绝不合作也绝不顺从。甘地认为，这些改变可以透过意识层面的影响而加以推动，因此他致力鼓吹这些改变：
我的演说是为了激起“不满”。我要让民众了解，协助政府或者与政府合作是一件羞耻的事，特别是这个政府已经不值得我们尊敬或支持。
当奴隶决心不再成为奴隶时，他的脚镣也随之脱落。他不仅解放自己，也为其他奴隶指点一条明路。自由与奴役都是心理状态。因此，我们的首要之务就是告诉自己：
我拒绝扮演奴隶的角色。我不仅不遵从命令，还要违反命令，因为它们违背我的良知。
可以想见，英国人一定对甘地的做法大为光火。至今有些人仍难以接受市民不服从的正当性。他们会说，人人都应该守法。然而，抱持这种想法就等于认为，一旦希特勒掌权，所有德国人都必须遵守他的命令。我想现今已经没有多少人能认同这种说法。相反地，大多数人都相信，在某种状况下，不服从法律与违背法令绝对站得住脚。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服从。人们有时会违反法律或不遵守情节轻微的法规，有些人甚至经常如此。有些人违法是基于自私的理由，有些人则是怀抱着高尚宗旨。充满戏剧性的集体不服从，只是更具体证明这个普遍而日常的真理。
如果你是因为想改变世界—例如，生产便宜又好穿的鞋子—而阅读本书，那么你也许会对书中提到改变世界的例子感到吃惊：甘地说的心灵奴役与我提到的希特勒。这些事与你何干呢？的确，想改变世界，我们并不需要相信自己受到奴役或生活在独裁政体之下。我们只需相信这个世界的确有什么地方很不对劲（目前市面上卖的鞋子太贵或不好穿？），而且能坚决表示自己不愿再忍受这种状况。
尽管如此，我举纳粹德国为例并非出于偶然。我想表达的是，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努力无法改变大局，尝试去做仍有其必要。
怀疑论者总认为，一般民众的非暴力政治活动无法击败纳粹。事实果真如此吗？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证实。夏普（Gene Sharp）不愿受限于“非暴力是否能击败纳粹”的论战中，相反地，他鼓励我们思考，无论在德国境内还是境外的占领区，纳粹实际上受到什么样的非暴力反抗？
夏普获得牛津与哈佛大学的教授终身职，他于一九六○年出版第一部作品，由爱因斯坦为他写序。夏普在大作的第一卷《非暴力行动的政治学》中要求读者脱掉眼罩，好好认清政治权力是我们自己的权力，政治权力不是只存在于投票箱里。除了这本书，夏普还在别的作品里提供内容多得惊人的非暴力抵抗纳粹运动，这些行动经常受到军事史家的忽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列出所有事例。以下每一段所举的例证，各自代表事件不同的面相。
- 当犯人从波兰一所监狱逃脱时，一名年轻女性电报员冒着生命危险，故意延迟通报时间。
- 在挪威，民众无视于德军的存在，把他们当成透明人，在大众运输工具上拒绝跟他们坐在一起。这种做法看似温和，却足以惹恼德国人：如果在搭乘路面电车时明明有座位却故意站着，对德国人显然构成了冒犯。谁能想像纳粹的士气竟是如此脆弱呢？
- 在丹麦，国王同情犹太人的遭遇，于是也戴起犹太人被迫佩戴的黄色大卫星。当丹麦官员得到指示，要围捕犹太人并且将他们递解出境时，这些官员故意走漏消息，让犹太人有时间藏匿。许多丹麦人无视于纳粹规定的宵禁，在深夜仍流连街头。
- 在荷兰，有两万五千名左右的犹太人在非犹太人的协助下成功藏匿。
- 在德国，有一群非犹太裔民众公然上街抗议，因为他们的犹太裔丈夫与妻子被带走。这场抗争发生在二战的高峰期，地点就在柏林。难以置信的是，抗议者的诉求居然获得回应：他们的配偶成功返家，而且在往后的战争期间都未曾受到迫害。
- 德国有几位元帅在会议中顶撞希特勒，而且这种情形发生了两次。
- 厌恶纳粹政权的医师故意让年轻人体检不合格，使他们不用当兵（这些医师后来被称为“日安”医师，因为他们跟病人打招呼时总是说“日安”，而不是说“希特勒万岁”）。
- 德国音乐家面对“不准演奏美国爵士乐”的禁令，于是取巧地为他们喜爱的旋律取了德文名字。
- 最着名的反希特勒行动，是由一群署名“白玫瑰”（White Rose Group）的人士组织进行的，他们制作反纳粹宣传单，从电话簿随机挑选投递的人家，然后把传单散布到全国各地的家庭里。这些传单最早出现于一九四二年，当时德国在战场上仍处于有利局面。“我们绝不会沉默！”其中一份传单写着：“我们要唤起你的罪恶感！”全国各地都可见到这类传单。没有人想像得到，白玫瑰居然只是慕尼黑的一小群朋友组成的。最后一批传单成功偷渡到境外，在印刷了数百万份之后，由盟军飞机空投到德国各地。消息甚至传进了集中营。“当我们听说慕尼黑发生的事时，”一名囚禁者日后回忆说：“我们彼此拥抱而且大声叫好。毕竟德国还是有一群正义之士。”
有些非暴力行动实在温和得可笑：演奏美国爵士乐！但我们将会看到，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颠覆行动，也能激励他人起而反抗。要不是民众前仆后继进行微弱的抵抗，希特勒的政权很可能做出更恶劣的事。换言之，如果当初有更多人勇于抗争，相信纳粹也不会明目张胆做出那么多令人发指的事。
我这么说并非评断当时的人做得对不对，而是要对现在的我们提出挑战。想像自己在纳粹德国时期能做出大胆的行为，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我们要诚实面对的问题在于，今日有什么事是我们应该去做的，有什么事是现在正在进行而我们应加以阻止的。我们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曾有过应采取行动却冷眼旁观的时候，那种后悔莫及的感觉要牢记在心，而为了避免再有这种感受，今后我们应剑及履及，勇于行动。
我们都有能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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