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蒂洛菲,当主流女性主义论述屏弃少女力量,视之为“弑母”符码,她却脱逃女性主义母亲的保护路线,开创另种女性主义姿态。

美国酷儿理论家哈伯斯坦(J. Jack Halberstam)在《卡卡女性主义》(Gaga Feminism: Sex, Gender, and the End of Normal)的开头,描述过一段女性主义学界的论战。[1]在一场纽约新学院(The New School)举办的研讨会中[2],美国有名的女性主义者苏珊法露迪(Susan Faludi)挪用母亲女儿的世代符码,以母亲辈女性主义者的立场,大力批判年轻一辈的少女,认为少女不懂女性主义,不尊敬自己的母亲前辈。美国少女因此正在“谋杀女性主义”。

谁是法露迪?为什么法露迪可以代表“母亲辈”的女性主义?法露迪早在1991年,就以《反挫:谁与女人为敌》(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3]一书一夕成名。在这本厚达五百页的女性主义经典中,法露迪细数八〇年代末的媒体再现如何形成反挫七〇年代女性主义的保守力量。

这本书不只得到美国书评协会奖(The 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更一跃成为国际畅销书,甚至走入海伦费尔汀(Helen Fielding)的《BJ 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中,化为流行文化中的女性主义符码。因此,法露迪可以说是九〇年代美国最知名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延伸阅读:

同一场研讨会中,哈伯斯坦却以“卡卡女性主义”的崭新概念,跳脱传统的女性主义悲情控诉,跳脱刻板的母亲女儿传承轴线,以不再遵循传统世代论的酷儿政治,作为挑战女性主义线性世代叙事的逃逸路线。哈伯斯坦的概念吸引了研讨会中许多年轻世代的学者,法露迪却视这样的酷儿思维为哗众取宠、不切实际的理论游戏。年轻世代对传统女性主义的疏离,让法露迪感觉更孤单了。

法露迪决心反击。在《哈泼杂志》(Harper’s Magazine)中,法露迪以一篇〈美国女性主义的弑母仪式〉(American Electra: Feminism’s Ritual Matricide)[4],提出自己最后的控诉。她在这篇文章中以自由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爬梳了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女性主义线性历史,从第一波的投票权(suffrage)到第二波的堕胎权(abortion rights),接着她提出结论:美国女性主义的问题正在于女儿辈的反抗。女儿不懂得珍惜母亲辈争取而来的权益,女儿甚至反过来批判自己的母亲。

所以,女性主义“死了”。是我们“杀了”女性主义。法露迪就是自己口中被杀死的女性主义殉道者。

法露迪口中的女性主义“弑母仪式”,当然不是千禧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早在九〇年代,就有一批年轻世代的少女,跳出来挑战女性主义。其中,1993 年可以被视为美国女性主义“弑母仪式”的关键历史年代。因为在这一年,一个知名女性主义者的女儿,以一本掀起女性主义天翻地覆论战的争议之书,挑战了校园中的女性主义情欲戒严,因而成为女性主义界至今不被原谅的头号公敌。(同场加映:

她的名字叫凯蒂洛菲(Katie Roiphe)。

这不是我认识的女性主义:凯蒂洛菲与《宿醉之晨》

1991年,一个普林斯顿大学英国文学博士生,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发表了〈约会强暴恐慌症〉(Date Rape Hysteria)[5]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批判弥漫于美国校园中的约会强暴(date rape)讨论。所有人都在讨论约会强暴,所有人都在批判约会强暴。作者却一反主流批判浪潮,精确分析这波约会强暴论述背后暗藏的保守思维。在这波论述之中,女人总被描述为只能抵抗的脆弱受害客体,而男人则是无所不在的父权施暴者。

在这波论述之中,只有男人想要性,女人不想要。原本应该解放女性情欲的女性主义,居然反过来加深父权社会中古老的刻板角色设定,将女人描绘为去情欲化的纯净客体,将约会推回五〇年代的禁欲约会文化。凯蒂洛菲发现,约会强暴已经化为“恐慌症”。

发表这篇文章的人名叫凯蒂洛菲。女性主义界可能没有人听过凯蒂洛菲的名字,但是,她们绝对知道凯蒂的母亲。凯蒂的母亲安洛菲(Anne Roiphe)是七〇年代知名的女性主义作家,1970 年以一本《主妇狂想曲》(Up the Sandbox)成名,在这本小说中刻划一名纽约家庭主妇在沈闷生活之外的狂野幻想[6]。作为知名女性主义作家的女儿,凯蒂洛菲却跳出来批判女性主义,可以说是九〇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弑母仪式”的代表人物。

凯蒂洛菲的文章引发不小的争议,不过,她对女性主义的批评并不仅止于此。两年后,她将自己对女性主义情欲戒严的批判,延伸为一本长达一百七十页的书:《宿醉之晨:性、恐惧与女性主义》(The Morning After: Sex, Fear, and Feminism)[7]。在《宿醉之晨》中,凯蒂洛菲以自己求学经验为基础,发展出对校园女性主义的重新检视。她在这本书的开头说了,她对女性主义的认识建立于母亲在《主妇狂想曲》中写出的幻想逃逸。她没有对“女性主义”有太多深刻的想法,因为女性主义已经自然而然地烙印在她身上。可是,1986 年,当她成为大学新鲜人,踏入哈佛大学,接触校园内的女性主义时,一切都变了。

这不是她所认识的“女性主义”。八〇年代走入美国各大校园的“夺回黑夜”[8](Take Back the Night)游行,原意是夺回女孩的身体自主权,可是,当凯蒂洛菲参加校园游行时却发现,在这场游行的发言中,女孩们一个一个在黑暗的讲台上哭泣,悲情控诉父权社会的压迫。越悲情的女孩发言权越大,因此,凯蒂洛菲发现了“夺回黑夜”游行中的矛盾性:你唯有越被噤声,你才更有资格发言;“无声”竟成为“发声”的唯一管道。原本应该发展女孩身体自主权的“夺回黑夜”,居然将“自主”缩限于“噤声”与“拒绝”的单一位置。原本应该培力女孩的“夺回黑夜”,居然反过来,把每个女孩都变成了无能无助的受害者。

校园因此化为一个恐慌戒严场域,提供紧急通报的“蓝灯系统”(the blue-light system) 也化为校园女性主义的唯一符码。女孩随时都要小心自己成为受害者,女孩永远只能是被动的情欲客体。凯蒂洛菲问,为什么那个她妈妈努力挑战的五〇年代女性脆弱意象,会在四十年后,于九〇年代的校园重生,而且这次,居然是“女性主义者自己替这个形象创造了新生命”?凯蒂洛菲惊讶地发现,女性主义修辞与传统保守论述,居然在这波恐慌症中交叠在一起了。

隐藏在这波校园恐慌背后的,其实是反色情女性主义(anti-porn feminism)论述。八〇年代,美国女性主义界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性论战(sex wars),将女性主义阵营分成了反色情与拥性(pro-sex feminists)两大派别。反色情女性主义者朵金(Andrea Dworkin)以《色情片:男人掌控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9],指出男性内化色情片意识形态,压迫并控制女性身体。

另一个反色情女性主义者麦金侬(Catherine MacKinnon)则更进一步以《迈向女性主义国家理论》(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10]与《不变的女性主义》(Feminism Unmodified)[11] ,企图结合国家体制力量压抑色情。不只个人论述,朵金与麦金侬更联手合作,共同推动“反色情权利条例”(Antipornography Civil Rights Ordinance),建立起无所不在的国家审查体系。(同场加映:

凯蒂洛菲曾参加麦金侬在普林斯顿大学高斯研讨会(The Gauss seminar)所主讲的讲座。在这场讲座中,麦金侬坚持自己反对色情片的立场。因为,她认为色情片不只“再现”了男人对女人的施暴:色情片本身“就是”男人对女人的施暴。

因此,麦金侬希望透过国家体制,禁绝所有色情片。麦金侬的论述不只强化了女性永恒的受害位置,更取消了女性潜在的情欲能量。对麦金侬来说,女人不可能喜欢看色情片,不可能从色情片中取得情欲快感,更不可能自己创造色情片。这样的论述以保护之名,抹灭了女性观看色情片、拆解色情片、翻转色情片、创造色情片的能力。

最后,凯蒂洛菲发现,八〇年代的女性主义反色情论述,发展成为九〇年代校园女性主义的标准教科书。从法院到学院,麦金侬、朵金与“类麦金侬”的论述,走入学院女性主义的课程大纲,成为校园女性主义的主流论述。在逐渐成为主流的女性主义论述背后所隐藏的,是对情欲的审查与规范。我们从此只能拥有“政治正确”的性,我们失去了“绝对正确”的好性与“绝对不正确”的坏性二元对立之外的各种暧昧性。面对性与情欲,我们不再允许权力的暧昧游移,权力的翻转颠覆。我们只能有绝对的压迫与绝对的受害。

这不是我认识的“女性主义”,凯蒂洛菲再次反思。她所认识的“女性主义”应该带给女性情欲的解放,也应该带给女性反击的力量。她所认识的“女性主义”应该挑战五〇年代女性脆弱纤细的受害意象。她所认识的“女性主义”也应该去挖掘情欲关系中各种权力的翻转可能与模糊地带。凯蒂洛菲当然不是单纯地“反对”女性主义。她是试图在政治正确的“女性主义”与政治不正确的“反女性主义”之外,开创出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游移暧昧的文化空间。

谁怕凯蒂洛菲:女性主义坏女儿的诞生与幻灭

可是,因为批判“夺回黑夜”,因为批判“女性主义”,因为挑战了八〇年代的女性主义偶像麦金侬,凯蒂洛菲还是成为了女性主义的头号公敌,女性主义的亡命之徒。美国的女性主义者矛头一致,对准凯蒂洛菲。她们说凯蒂洛菲不懂“女性主义”。她们说凯蒂洛菲其实是保守份子。她最终成为了法露迪口中那个“谋杀”了“母亲”的女儿,化为美国女性主义九〇年代最轰动的一场“弑母仪式”中的主角。凯蒂洛菲是女性主义的坏女儿。

不只凯蒂洛菲被女性主义者视为头号公敌,就连《宿醉之晨》也成为了美国女性主义学界的“禁书”。所有的女性主义者都在批评《宿醉之晨》。法露迪也在《女士》(Ms.)杂志中发难,认为凯蒂洛菲只不过是右派保守势力的一份子。[12]唯一一个“母亲辈”女性主义的支持,来自美国另一位饱受争议性的学者佩利亚(Camille Paglia)[13]

佩利亚曾在九〇年代初期跳出来大力支持流行乐天后玛丹娜(Madonna),认为玛丹娜满溢的情欲揭露了女性主义禁欲面具的虚伪,代表了女性主义的未来。她也曾直接批判与她同年代的麦金侬与朵金,抨击她们所带来的审查制度与戒严氛围。佩利亚因此成为“母亲世代”的女性主义者中最特立独行的激进声音。面对新世代叛逆少女凯蒂洛菲,佩利亚认为,《宿醉之晨》是一本雄辩滔滔的书,只是“被一群不诚实的女性主义者给毁了。”[14]

凯蒂洛菲因此不只代表女性主义的女儿世代叛逆,更揭露了女性主义的母亲世代分裂。其实,早在八〇年代开始,女性主义的“母亲们”就已经充满矛盾冲突,而这样被隐藏在“女性主义大论述”之下的历史分裂,终于在凯蒂洛菲成名的那一刻爆发出来。

鲍嘉纳(Jennifer Baumgardner)和芮查丝(Amy Richards)或许是少数愿意跳出来替凯蒂洛菲说话的“女儿”。在她们2000年联手写成的第三波女性主义代表作《少女宣言》(Manifesta: Young Women, Feminism, and the Future)[15]中,鲍嘉纳与芮查丝用了整整一个章节〈谁怕凯蒂洛菲〉(Who Is Afraid of Katie Roiphe),回头爬梳这段发生在九〇年代女性主义学界最大的历史争议。她们承认自己对这本书有着非常复杂的暧昧情结,可是,她们仍然替《宿醉之晨》辩护。面对法露迪在《女士》杂志中对凯蒂洛菲的指控,鲍嘉纳和芮查丝反击:女性主义者若无法将凯蒂洛菲与保守右派论述作出区分,抹杀她论述的所有价值,那将会是女性主义最大的损失。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宿醉之晨》虽然是九〇年代最被讨论、最受争议的一本书,得到了超过三百五十篇书评与报导,这本书的精装本与平装本加起来,却只不过卖了三万本。早两年,沃尔芙(Naomi Wolf)批评美貌工业的《美丽神话》(The Beauty Myth: How Images of Beauty Are Used Against Women)[16],单在美国就卖出超过二十万本。

沃尔芙获得大多数女性主义者的拥抱,包括因《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知名的女性主义者葛瑞尔(Germaine Greer)、《阴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作者傅里丹(Betty Fridan),以及第二波女性主义大将史坦能(Gloria Steinem)。相较于凯蒂洛菲,沃尔芙就像是女性主义的“乖女儿”,成为主流女性主义学界的新宠儿。[17]

凯蒂洛菲从此成为了女性主义的坏女儿。不过,她并不是唯一的坏女儿。在九〇年代,一波少女世代的女性主义者跳出来,批判母亲辈的女性主义。在这长达十年的历史皱摺中,“女儿们”每一次论述的交会与分歧,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大于个人的世代图像与思维走向。因此,凯蒂洛菲象征的,是美国女性主义的少女世代叛逆。

我不是我妈妈的姊妹:美国女性主义的少女世代革命

在凯蒂洛菲因为《宿醉之晨》掀起女性主义界的轩然大波以后,另一个“坏女儿”现身。丹菲德(Rene Denfeld)是一个自由撰稿记者,也是一个业余拳击手,却踏入了这场女性主义历史大论战中。在1996年,她因《新维多利亚人:当少女杠上女性主义》(The New Victorians: A Young Women’s Challenge to the Old Feminist Order)[18]一书,走入了女性主义学界的黑名单中。丹菲德的书名也说得很清楚了,她是一个少女,而现在,她要来挑战母亲辈女性主义的神圣教条。

在这本书中,丹菲德以“受害者神话”(the victim mythology)一词,批判逐渐取得女性主义主流发言地位的麦金侬与朵金,如何巩固了女性作为被动受害客体的迷思。随着受害者神话而来的是“新维多利亚主义”(New Victorianism),以禁欲的道德氛围,重新打造出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贞洁形象。原本应该带给女人情欲力量的女性主义运动,居然在最后,把每个女人都变成了两百年前的父权社会理想图像:那个无知无欲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凯蒂洛菲的《宿醉之晨》主要以个人的校园经验出发,丹菲德的《新维多利亚人》却大量访问了同一世代的年轻女性。面对在八〇、九〇年代逐渐成为主流的反色情女性主义运动,丹菲德一代的年轻女性感到疏离。她发现,许多女性私下时常透过色情图片幻想、自慰、取得性快感,这与反色情女性主义者所巩固的纯净女性形象完全相反。在女性情欲崛起的年代,为什么女性主义者走回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禁欲氛围,以保护之名压抑女性欲望?丹菲德说,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与她同年代的年轻女性开始拒绝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的原因。

这是少女拒绝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的年代。以《性别/文本政治》(Sexual/ Textual Politics)一书知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莫伊(Toril Moi)惊觉,在她的课堂中,年轻的女学生对女性主义理论怀抱浓厚的兴趣,可是她们都拒绝称自己为“女性主义者”。面对“你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提问,她们总是如此回答:“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是……”。[19]“女性主义”成为少女拒绝被贴上的标签。莫伊将这个九〇年代的世代转变,归咎在新世代挑战女性主义教条的“坏女儿”身上,包括凯蒂洛菲,以及她引发女性主义大论战的那本《宿醉之晨》。

可是,莫伊不知道的或许是,拒绝“女性主义”的标签,未必是单纯的保守反挫力量。亨蕊(Astrid Henry)就发现,“反认同”(disidentification)是少女世代创造自己身份的关键。在《我不是我妈妈的姊妹:世代之争与第三波女性主义》(Not My Mother’s Sisters: Generational Conflict and Third-Wave Feminism)[20]中,亨蕊以“认同”与“反认同”的交互关系,提出一个重新检视女性主义世代战争的思考路径。亨蕊认为,新一代的少女面对上一波走入体制、化为典范的女性主义,不再是被动接受,也不再是全心信仰。处于叛逆期的少女,反而正是透过对女性主义的挑战与反叛,建构出自己的身份。

因此,“反认同”正是第三波女性主义[21]的形塑关键。 新一代少女自九〇年代以来,对上一波女性主义所提出的各种批判,都可以被视为少女透过“反认同”替自己创造出新身份的历史关键时刻。少女对女性主义的批判不是单纯的保守论述或“反女性主义”。少女对女性主义的批判,反而是在“反认同”的革命过程中,颠覆传统女性主义的世代传承线性叙事,创造出“后”女性主义世代的解放可能。

所以,我不再是我妈妈的姊妹。

谁还怕凯蒂洛菲:在《宿醉之晨》之后

在《宿醉之晨》出版将近二十年后,凯蒂洛菲仍然不被原谅。

《宿醉之晨》以后,凯蒂洛菲已经有好些年不写女性主义了。2001年,她以《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小说家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与爱丽丝李德尔(Alice Liddell)之间的神祕关系为基础,写下小说《她仍萦绕我》(Still She Haunts Me)。[22]六年后,在《非典型结合》(Uncommon Arrangements: Seven Marriages)中,她写下两次大战之间发生在英国文学圈中的七段非典型婚姻。[23]2012年,凯蒂洛菲重新回到自己,以两次离婚的挫败经验,替“不健全主义”辩护,挑战强制幸福健全的美国社会。这本书有了一个跟凯蒂洛菲同样叛逆的名字:《邋遢颂》(In Praise of Messy Lives)[24]

可是,凯蒂洛菲还没被原谅。在《邋遢颂》出版以后,美国历史学者道恩斯(Jim Downs)发现,当他试图在同侪之间提及凯蒂洛菲的新作,他面对的都是立即的否定。[25] 凯蒂洛菲仍持续因《宿醉之晨》而被惩罚。没有人愿意读她的书,没有人愿意听她说话,一切只因为她在少女时期,写下了一本挑战女性主义教条的书。道恩斯害怕,这是一个不再能够容忍暧昧、允许异议的时代。他问:谁还在怕凯蒂洛菲?

也许我们都还在怕凯蒂洛菲,以及其他的“凯蒂洛菲们”。我们怕她们的异议,怕她们的叛逆。我们更害怕那个被建构出来的“女性主义大论述”面临幻灭。我们真正害怕的,是在看似平滑的面具之上,那些无法抹除的历史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