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路的《黑水》,以妈妈嘴咖啡店事件为书写脉络,真实与虚构交杂的文本,探讨“蛇蝎女”这样泛化的名词背后,更可能真实存在的故事。蔡宜文针对此书撰写书评,连结《黑水》东野圭吾的《白夜行》,这个社会渴求蛇蝎女的存在,可惜书中的佳珍跟现实生活中的谢依涵从来都不是我们期待的蛇蝎女。(推荐阅读:

期待惊悚的情节、惊异的转折,最好她不是真凶,没人料到的真凶原来躲在幕后。类型小说让人养出奇情的口味,读者期盼奇情的人生,尽管真实的人生不是那样。——读书会成员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最多的并不是妈妈嘴这个案子,而是东野圭吾的《白夜行》:一个被母亲出卖给恋童癖男性的女孩,另一个则是这名恋童癖男性的儿子,儿子目睹父亲的行径后,悲愤之下杀死父亲,在场两人决定装作互不认识、互不相干的,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为了能够继续活下去并且不被发现这件事的情况下,互相扶持地不停地犯罪。

在同样是东野圭吾的作品《幻夜》中文版最后附有陈国伟的评论,里面提到东野圭吾在受访中曾提及《白夜行》的女主角雪穗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典型,更认为《幻夜》中同样藉由不停地犯罪重生的美冬是他心目中的究极之女。

其实不只东野圭吾,我想这个社会是喜欢“蛇蝎女”的,真正的蛇蝎女,像雪穗,像电视剧《后宫甄嬛传》里弑夫夺权的甄嬛,像电影《告白》里让学生一步步步入地狱的老师,她们充满魅力,步步为营,或张狂或冷静地达成她们对于这个世界的复仇。

人们爱着那些活在文本中真正的蛇蝎女,让她们来完成自己想要的复仇。

可惜谢依涵并不是“蛇蝎女”,她是现实世界中的犯罪嫌疑人。可惜的是,佳珍也不是蛇蝎女。

正如我开场所引用《黑水》中的注解,真实的人生不是那样。

佳珍一点都不像雪穗,若是雪穗来进行这场凶案,想必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尸体与真相或许就真的会随着淡水河漂向太平洋。东野圭吾有一系列的小说都在写女性犯罪者,而这些女性犯罪者都高贵、典雅、亲和,充满一切吸引男人的魅力,无论是上面提到的雪穗、美冬或《圣女的救赎》的绫音等,这些完美女性总是能吸引读者的同情,让人忍不住的站在她们那一边,同情并同理她们遭受到父权社会下的迫害或剥削后,以最极端的方式对这个社会提出抗议,以最残忍的手段蜕变、重生,作为读者,我们同情却又赞叹那样的重生。

佳珍不同,作为真实人物的召唤,同情很难这么轻易的出现。 现实生活中的女性犯罪者无法如此浪漫的活着,或者该说,现实生活中的女性都无法如此浪漫的活着。(同场加映:

妈妈嘴命案结辩时,检察官引用了日剧《HERO》的名言“死掉的人没法说话,只有检察官能代替他说”对谢依涵求处死刑。这句引用很有趣,死掉的人真的无法说话,需要司法体系才有办法厘清真相与责任归属,但这并不是来自一个真实的法庭所产生的论述,而是一部讲述热血检察官的日剧对白,正如同检察官能够替死者说的话,也并不是真的死者所说的话,而是由证据、法庭演变等所浮现出的适用于法庭的对白。

《黑水》也是这样的对白,作为一本虚构又不完全虚构的小说,佳珍与洪太作为既虚构又不是虚构的加害者与被害人,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难处,既无法像侦探或犯罪类型小说般能有出乎意料的情节安排,又无法百分百的纪实观看到现实之细节。佳珍与洪太的阶级与性别处境,决定了故事的基底。洪太的故事像是女性电影中所有中年太太的典范:无性、无爱,被婚姻捆绑着的生活。(推荐阅读:没有“性”的婚姻,幸福吗?

而佳珍则更不用说了,她的命运则是女性主义关怀下女性犯罪的典范:幼年的遭遇、性与金钱的纠葛、阶级与性别的双重弱势,就连这场犯罪也是男性先带的头,她只是先配合后顺着计画连洪伯一起杀掉而已。

她们都不是蛇蝎女。

洪太错过了成为蛇蝎女的机会,她甚至有个完美的计画:“当时施点小惠,她很容易取得对方的信任⋯⋯她还可以立即加码,公开丈夫的日常用药。⋯⋯想来年轻女性自有办法,让老男人吞几颗助兴用的充血剂,在床上卖力一点。她想着扯戏偶的线绳,几个因素一起出现,说不定酿成完美风暴。”洪太不是没想过主动的复仇,但终究她还是期待男人的悔悟。

而佳珍更不是,从作为性侵的被害人开始,到与洪伯持续的性关系,再到设计犯案,佳珍一直都是被动的做出回应,这并不是说佳珍没有责任,让自己被动跟自己主动并没有相差太多,得到的还不是想要的结果,她就是如同另一具水中浮尸一般,无法跟任何人诉说的,只能被代言的,流到了这个结局。(推荐思考:

《黑水》让我们看到,那些让我们恋慕的,在文学与戏剧中主动张着牙毒死、扬着尾巴螫死这些负心汉、施暴者、束缚女性的传统守门人⋯⋯的蛇蝎女们其实难以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毕竟,无论是蛇还是蝎都是遇到其他动物宁可退避不攻击,除非她们认为自己已退无可退,逼不得已时才会出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