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舜翔,领少女们在时光里嬉游,细看自身情欲的苏醒与革命。六〇年代,披头四狂热,实为少女挪用披头四,创造自身的情欲探索。

2011年,英国男孩团体一世代(One Direction)推出单曲〈你如此美丽〉(What Makes You Beautiful)。在美国青春偶像麦莉、小贾斯汀与强纳斯兄弟一个个长大转型以后,这首泛滥着男孩青春的校园流行乐,居然成功地进驻北美大陆,掀起了二十年来美国流行乐领域的英国干枯期之后,新一波的英国音乐浪潮。同年,一世代推出首张专辑《青春无敌》(Up All Night),这张专辑使得一世代成为美国流行音乐史上,第一个能够以首张专辑空降美国流行音乐告示牌(Billboard)排行榜冠军的英伦团体。一世代掀起的英伦浪潮,让媒体们一致惊呼:新一波的英国入侵(British Invasion)来了!

为何是“新一波”的英国入侵?原来,一世代的英伦浪潮不是流行音乐史上的头一遭。早在1964年,披头四(The Beatles)就靠着五支单曲,强势攻占美国流行音乐告示牌,掀起第一波英国入侵。是这四个利物浦男孩改写了五〇年代的美国摇滚乐,让美国听到来自英国的摇滚声音,也是这四个利物浦男孩在英美两地掀起了势不可挡的青少年革命,让六〇年代成为青少年的年代。

可是,披头四不只很少年,还很少女。披头四为何少女?原来,披头四掀起了第一波少女粉丝的情欲革命。这波少女的情欲革命还有了历史上的名字:披头四热(Beatlemania)。是披头四热让披头四成为少女革命史的一部分。披头四热不只关乎披头四。披头四热是一波由少女粉丝掀起的狂热。所以,谈披头四可以只谈青少年革命,可以只谈男性摇滚乐,谈披头四“热”,却一定要谈少女。

到底披头四热如何成为少女革命史的一页?我们可以从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革命说起。

青少年革命:披头四、摇滚乐与泰迪男孩

六〇年代是青少年的年代。在六〇年代以前,青少年还不被视为一个具有反抗性的主体位置。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革命,却创造出青少年另翼身份(oppositional identity)。这是普普文化崛起的年代,也是青少年文化浮现的年代。青少年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次文化(subcultures),以时尚,也以音乐,拼贴组装出崭新的身份。

一时间,英国有了摩斯族(the Mods),也有了泰迪男孩(Teddy Boys)。前者穿上特制贴身西装却搭配义大利伟士牌(Vespa)与兰美达(Lambretta)摩托车,后者刻意修改爱德华时期(Edwardian)英式传统西装混以美式摇滚青少年色彩。摩斯族与泰迪男孩以街头叛逆嘲讽英式传统,以劳动阶层能量颠覆中产阶级拘谨,因而在英国保守社会掀起一阵道德恐慌,化为知名社会学家柯恩(Stanley Cohen)口中的“俗世恶魔”(folk devils)。[1]

披头四在六〇年代的青少年革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出身劳动阶层家庭,身穿不合身的过大西装,本身就是泰迪男孩时尚的典型。他们源自利物浦小酒吧的摇滚乐也与泰迪男孩的街头叛逆完美结合,成为青少年不满现实、愉悦反抗的音乐能量。披头四因此成为青少年革命的舞台偶像。这是青少年与青少年之间的认同投射,泰迪男孩与泰迪男孩之间的自恋凝视,也是六〇年代源自街头的男性神话。

披头四、摇滚乐与泰迪男孩,创造出一股强势的青少年文化,对抗成人世界的体制框架。是在这时青少年开始形成自觉意识与年龄政治,是在这时青少年跳出来自称青少年。就连老一辈的泰迪男孩也在七〇年代被新一代随着庞克乐崛起的泰迪男孩革了命。赫柏第(Dick Hebdige)就在他经典的研究《次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2]中说了,第二代的泰迪男孩既是复兴,也是革命。青少年文化因此也发生了内部革命,永远淘汰世故,颠覆传统。青少年革命是永远的进行式。

也是在这时青少年变得情欲。六〇年代以前,青少年当然不是没有情欲。只是,六〇年代的青少年开始形成情欲的自觉意识。青少年革命因此“发明”了青少年情欲。青少年失落挫败的情感,无处宣泄的欲望,压抑郁闷的性,全都在摇滚乐与街头叛逆中得到解放。摇滚乐是情欲的投射也是情欲的出口。创造摇滚乐,聆听摇滚乐,在摇滚乐空间中失去自我,就是青少年抒发情欲的逃逸路线。

披头四带着青少年革命的颠覆能量,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大陆,立刻成为美国少年少女疯狂追随的青少年偶像,创造出历史上第一波英国入侵。不过,披头四不只带来青少年革命,更与六〇年代风起云涌的另一波革命相逢,那就是中性革命。(推荐阅读:

中性革命:中性男孩、中性女孩与另一个性别空间

六〇年代的女孩不愿只当女孩,六〇年代的男孩也不愿只当男孩。这是女孩开始穿上裤装,也开始穿上迷你裙的年代。这也是男孩开始留起长发,开始穿上色彩的年代。这更是中性时尚(unisex style)走入流行文化的年代。

中性时尚可以是雌雄同体时尚(androgynous style),同时结合阳性与阴性风格,中性时尚也可以是性别中立时尚(neutral style),同时去除阳性与阴性特质,中性时尚甚至可以是性别跨越时尚(cross-dressing style),女孩大量穿起男孩的衣服,而害怕阴柔化的男孩虽然仍不敢穿上女孩的衣服,却终于愿意让女孩的元素走入男性的衣服。[3]不管是雌雄同体,性别中立还是性别跨越,六〇年代都是中性的年代。

六〇年代的女孩很中性。所以,这个年代的女孩不再是四〇年代的蛇蝎美人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也不再是五〇年代的性感尤物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六〇年代女孩是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奥黛丽赫本在《罗马假期》(Roman Holiday)中剪去了长发,她的赫本头从此定义了下一个年代的女孩。《罗马假期》中的安妮公主是早了十年现身的女孩图像,于是六〇年代的女孩不要长发,要短发。不要性感尤物,要雌雄不分。不要玛丽莲梦露,要奥黛丽赫本。(同场加映:

也是在这个年代,女孩穿起了裤装。裤装革命其实也不只是性别的革命。裤装被视为不正式的服装,是在这个年代,正式与不正式的界线开始模糊,庄重与休闲的定义受到动摇,女孩才因此可以穿上裤装,大方走入公众空间。可是,裤装革命依然是性别的革命。女性裤装被视为更情欲的服装,凸显了女性的臀部。别忘了这同时也是玛丽官(Mary Quant)掀起迷你裙革命的年代。六〇年代的女孩要挑战裸露的限制,情欲的压抑,所以不怕穿上裤装,也不怕穿上迷你裙。

六〇年代的男孩也很中性。这个年代的男孩开始留起长发。为了捍卫长发的权利,男孩甚至不惜挑战学校权威与法律体制,不时有男孩为了长发掀起校园事件与司法争议。这个年代的男孩也开始从非白人的次文化时尚学习,穿上鲜艳的色彩,阴柔的材质,解构十八世纪末以来的“男性时尚大扬弃”(the Great Male Renunciation)[4],也解构了“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5]六〇年代的中性男孩,因此掀起了《君子杂志》(Esquire)专栏作家弗莱兹(George Frazier)口中的“孔雀革命”(The Peacock Revolution)。[6]现在,男人也要当孔雀。

如果傅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3年以一本《阴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质问了父权社会对阴性身份的建构,那么,孔雀革命就是男孩们透过时尚对父权社会“阳性迷思”(the masculine mystique)的挑战。男人也不是生来就是男人。男人“成为”男人。六〇年代不只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的年代,也是第一波男性研究萌芽的年代。当女人质问父权社会对女人施加的性别框架,男人也同时反思父权社会对自己套上的性别样板。因此,孔雀革命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彻底改造男性时尚,而在于重新形塑男性主体。

披头四也是中性的。不同于上一代的摇滚偶像,披头四的外型并不特别阳刚。披头四的覆额长发,披头四的不够阳刚,于是也与孔雀革命接合,成为男孩争相模仿的对象。有趣的是,披头四的不够阳刚,与六〇年代女孩的雌雄不分,居然产生了相会交叠,使得女孩也可以在这个暧昧模糊的性别形象中找到自我。史塔克(Steven D. Stark)在《遇见披头四》(Meet the Beatles)中也说了,披头四是女孩的自我投射。[7]

于是,披头四的中性时尚对于六〇年代的青少年粉丝而言,不在于单纯的风格模仿,而在于创造出另一个性别空间,使得青少年粉丝可以在这个空间中与性别框架持续协商,不停游移,进而组装出新的性别身份。 披头四是属于男孩也是属于女孩的。男孩在披头四身上找到了理直气壮留长发的理由,留着一头披头四的长发对他们而言是成为泰迪男孩的身份打造。女孩也在披头四身上找到了理所当然叛逆的理由,追随披头四对她们而言是摆脱邻家女孩的逃逸路线。

所以,披头四不只是少年的革命,更是少女的叛逆。披头四一体两面。他们一面是摇滚的英雄,少年的偶像,一方面却是情欲的出口,少女的另一个自我。他们一方面重新形塑了男性主体,延续了孔雀革命,一方面却改写了女孩生命,创造了少女革命。披头四可以很少女,不在于他们本身很少女,而在于,六〇年代的少女可以透过披头四所打造出的这个性别文化空间,掀起一场属于她们的情欲革命。

这才是披头四热背后隐藏的秘密:不是披头四收编了少女,而是少女挪用了披头四。

是六〇年代的少女,把披头四变成披头四热。

情欲革命:性、少女与披头四热

如果说,男孩们在摇滚空间中释放自己无处宣泄的愤怒,女孩们也透过披头四解放受到压抑的情欲。都说了六〇年代是青少年情欲被“发明”出来的年代,这当中不只有少年的情欲,更暗藏了少女的情欲。

六〇年代的少年可以是叛逆英雄,六〇年代的少女却大多仍是邻家女孩。六〇年代的青少年情欲与地下次文化之所以可以掀起道德恐慌,正在于主流社会的保守框架仍未被拆除。面对情欲萌发的少年,少女仍被期待保持贞洁,拒绝诱惑。相对于少年的叛逆岁月,少女的青春时期是婚姻前最后的自由时光,少女只是“前婚姻”的过渡阶段。在那之后,少女就要走入婚姻,走入家居空间,成为妻子,成为母亲。(推荐思考:

1964年二月七日,披头四改写了美国少女的生命。这是披头四第一次造访美国。当他们抵达纽约,美国少女都疯了,超过四千名少女聚集在甘乃迪机场失声尖叫。她们更包围住四名男孩入住的广场饭店(Plaza Hotel),使得男孩成为少女的情欲俘虏。披头四让美国少女理直气壮地走入公众空间宣泄情欲。披头四让美国少女理所当然地把男孩化为情欲客体。披头四也让美国少女有了挑战性别双重标准的正当理由。安瑞芮曲(Barbara Ehrenreich)、赫斯(Elizabeth Hess)、洁卡柏(Gloria Jacobs)因此在那篇有名的披头四研究中,直接将披头四热定义为六〇年代美国女孩带起的第一波情欲革命(sexual revolution)。[8]

披头四让少女觉得释放情欲很安全。相较于猫王(Elvis Presley)的阳刚摇滚形象,披头四不够阳刚的中性意象,不太情欲的性别特质,反而让六〇年代的少女能够更安心地投射情欲。披头四因此创造了一个性别翻转的潜在空间:在这边,男孩不够情欲,女孩反而非常情欲。在这边,男孩是情欲客体,女孩才是情欲主体。古德(Jonathan Gould)在知名的披头四传记《爱情无处买》(Can’t Buy Me Love: The Beatles, Britain and America)中说了,披头四提供了美国少女一个安心宣泄自己情欲的文化场域。[9]所以,披头四绝对是情欲的,可是不在于他们本身很情欲,而在于,他们引发出少女潜抑已久的情欲。

少女的情欲也引发男人的焦虑。许多男性批评家嗤之以鼻,他们说披头四热不过是少女被商业收编的证据。[10]他们说少女失控的行径是女人歇斯底里、失去理性、无法控制自己的证据。可是,少女的失去控制,少女的失去自我,恰好是披头四热之所以带来少女情欲革命的原因。

费思科(John Fiske)在《瞭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11]中,以“具有生产力的愉悦”(productive pleasures),分析大众通俗文化中的两种身体:生产的身体与逃逸的身体。费思科认为,往常受到压抑的身体,往往可以在通俗文化中找到逃逸于主流规训之外的空间与时刻。也正因为受压抑的身体在这些时空中积极地生产出一个更叛逆的自己,因此,这些身体也是生产的身体。

披头四热中的少女身体是逃逸的身体,也是生产的身体。她们在追随披头四的过程中失去自我,可是,这样的失去自我却不只是单纯的歇斯底里,而是对父权社会的一种有力反抗。这是少女对于束缚她们的贞洁框架的逃逸,也是少女对于捆绑她们的双重标准的反击。披头四热是少女透过狂热对社会化自我的消融,也是少女透过情欲对性别化自我的解构。

在披头四热过后,许多少女走入家庭,成为人妇。可是,披头四热已经成为她们主体的一部分。在一段段访谈中,当年参与过披头四热的人妇纷纷回忆,当初带领她们追随这四个大男孩的动力,是对于自由与解放的渴望。她们不愿意长大成人,她们不愿意走入婚姻,她们不愿意只当妻子。披头四提供她们最后一个解放的机会。是在披头四浪潮中,她们可以冲到甘乃迪机场,包围广场饭店,与其他少女一起疯狂奔跑,放声尖叫。是在披头四浪潮中,她们可以成群结队走入摇滚音乐空间,听着披头四唱着〈我想牵你的手〉(I Want to Hold Your Hand),想像自己与这四个大男孩浪漫约会,释放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备受压抑的情欲。追随披头四,就是六〇年代美国少女的日常情欲革命。这不是什么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却是日常生活中持续改写少女生命的小革命。

披头四永远地改写了六〇年代少女的生命。她们仍未平静,仍在期待下一波少女革命的到来。

 

作者个人部落格:“后女性的魔镜梦游”

图片来源:来源来源来源来源来源来源


[1] 柯恩在《俗世恶魔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一书中以摩斯族、剃头族(skinheads)与泰迪男孩分析创造出道德恐慌的另翼族群与主流社会之间互生互构的关系。请见Cohen.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1979.

[3] 相较于女性大量穿起裤装与男装,六〇年代男性的中性时尚最大的改革在于细节的阴性化,例如穿起鲜艳的色彩与阴柔的材质。关于美国发生于六〇年代的中性革命,可以参考宝列缇(Jo B. Paoletti)所着的时尚论述《性与中性:时尚、女性主义与性别革命》(Sex and Unisex: Fashion, Feminism, and the Sexual Revolution)。

[4] “男性时尚大扬弃”是心理学者弗吕格尔(John Flugel)在1930年所创的概念,指出十八世纪末男性时尚走入简约、去除鲜艳色彩与过多装饰的过程。这同时也是男性主体“去时尚”、“去身体化”的过程。关于男性时尚的变迁历史,可以参考爱德华(Tim Edwards)写的时尚理论《时尚放大镜:概念、实践与政治》(Fashion in Focus: Concep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5] “穿着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源自美国小说家威尔森(Sloan Wilson)1955年的小说作品,隔年改编成电影《一缕灰衣万缕情》。这个书名唤起的当然是男性时尚大扬弃以后对男性时尚的经典想像:去色彩、去时尚的男性。

[6] 关于孔雀革命,也有人认为这是流行想像多于实际革命,毕竟真正愿意穿起鲜艳色彩与阴柔材质的男孩仍是少数。而在七〇年代中期以后,男性时尚也逐渐回归保守传统。不过,孔雀革命的意义当然不在于实际上改变男性穿着,而在于透过流行文化的再现带来男性主体的重塑与反思。

[7] Stark. Meet the Beatles: A Cultural Geography of the Band That Shook Youth, Gender and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ing Inc., 2005.

[8] Ehrenreich, Hess & Jacobs. “Beatlemania: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The Adoring Audience: Fan Culture and Popular Media. Ed. Lisa A. Lewi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84-106.

[9] Gould. Can’t Buy Me Love: The Beatles, Britain, and America.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7.

[10] 关于男性批评家充满性别歧视的论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丹赛(David Dempsey)在《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中发表的评论。请见Dempsey. ‘Why the Girls Scream, Weep, Fli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3 Feb. 1964.

[11]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