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巫店,这个所有独立音乐人的精神摇篮,青峰说他近乡情怯、安溥(张悬)说女巫店让她自立自强,陈绮贞说她的敏感神经在这里发芽。走过20年,女巫店不张扬地用心维持着城市里的阴性空间。听听女巫店创始人彭郁晶说,当初那灵光乍现的念头,却让女巫店成为许多人灵魂的家、一辈子最深刻的记忆。

“提到女巫店,就有故乡的感觉;虽然我总是很少回家。但家是这样的,随时在等你;家在呼喊你,不顾一切,也要回去。女巫的故事,应该是充满幻想的情结与神奇的描述的,可在她面前我总变得拙实而情怯。因为在纷纷扰攘的曲折解读的世界之中,我知道,她会知道,这个情怯的,是真正的我。”——苏打绿 青峰

20 年前, 一个刚从台大社会系毕业,对甜点充满热情的女生,每天窝在台北西华饭店地下 5 楼的厨房里做着点心,负责把主厨交办的食谱好好完成,她对生活也还算满意。然后突然有一天,她的 BB call 响起,那是来自新生南路上女书店的讯息,说是有紧急的事,请她速速回电。“我们楼下的花店搬走了,妳不是想开咖啡店吗?快点来开店啊。”电话那头,女书店的朋友热切地说着。

“咖啡店?我那时心想,我有跟你说过我想开店吗?结果对方只说,因为知道我对甜点很有兴趣,就推论我未来应该想开咖啡店。”郁晶笑着说,自己其实好像也没想过要开店啊,只是听朋友这么一说,突然觉得好像还不错。回到家和爸妈说了,爸爸只问了一句“要多少钱?”,陪她来看看空间,发现这个场地竟然很特别地没有柱子,那个年代景气不错,找了几个朋友投资,店就这样开起来了。

这是女巫店老板彭郁晶的开店故事,谁也没想到,这间在有点糊里糊涂的情况下开的店,竟会成为台北独立音乐人的摇篮,成为许多人共同的青春记号,更成为大家一辈子也忘不了、不想失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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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要开一间,女生可以玩很晚的店”

“郁晶几个句子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她说‘我就是要开一个店,让女生可以表演啊!剩下来的,再给男生来唱。’她让我觉得,女生唱自己写的歌,讲自己的想法是很重要的。我本来不觉得自己写写歌唱唱歌有那么重要,可是,听她那么一讲,好像也满重要的。”——巴奈

许多初来乍到的人,或许会对女巫店的店内环境感到有些惊讶,椅背上挂了几件胸罩,墙壁上有裸女,以及随意走动时可能会撞见的各种下体海报。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阴性空间,我对郁晶说,开咖啡店是一回事,但开怎样的咖啡店又是另一回事,她当初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这样的一个场域呢?

“大学的时候出去玩,发现怎么可以玩到比较晚的店,都以男性为主体?想要玩晚一点的话,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所以我想要创造一个以女性为主的空间,让女生可以待晚一点,在这个空间里,妳有想说的话、想表达的想法,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出来。”我能想像 20 年前,女权正好像点点繁星冒出来的世代,那个何春蕤等人高喊“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的世代,郁晶参与其中,也许便是在那样的潜移默化中,才擦出了女巫店这样的火花。

社会运动,瘦小身躯的振臂高呼

“我高中念的是女生班,在那个年代,大概是大家对邱妙津跟三毛都很在意的年代,所以当看到一个可以投射‘我是女生’这个身份,而不是“男生眼里的女生”的地方,妳就会觉得,那是我的。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是在女巫店厨房训练出来的,妳真的就学会,怎么用一个女生的方式自立自强。”——安溥(张悬)

用一个女生的方式自己坚强,是郁晶一直在做的事情,而她的身体力行,也带领了许多女生找到属于她们的自立自强。我好奇地问,过去的郁晶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她看着怎样的书、听着怎样的歌、经历着怎样的社会,才使她成为现在的她。

郁晶说,她高中时参加的是“三民主义研究社”,当时学校社团大多以技术性、康乐性为主,思想性社团很少,而她加入的三民主义研究社便是其一。“那时就是挂着三民主义的名,在偷看共产主义的东西,看一些尼采啊,马克思啊,其实也看不太懂,看一看就想睡觉。后来大学加入客家社,我是台北长大的客家人,客语不太好,但当时社员多来自客家庄,都讲着一口超流利客语,我从客家社得到很多乐趣。”郁晶边讲边笑,玩笑地说着在客家社体验到了许多文化差异和“异国情调”。

大学时期的性别运动,郁晶没有缺席,但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运动经验,发生在她参与客家社那段时间。1992 年底,政府以开发南部水资源为理由,计画在美浓兴建水库,但当地环保团体认为这将造成一场生态浩劫,于是美浓地区民众便开始了自发性的抗争,这是运动史中不能被忽视的“美浓反水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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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很震撼,客家人很顽固啊,无论是青年还是长辈,乡亲们包车上来立法院,全都团结在一起,最后还真的把计画挡下来了。性别运动常常没有结果,但这种运动却能立即反应结果,我很敬佩他们。”这是大学时期的郁晶,瘦小身躯不怕与强权对抗,时常高喊着“来啊,我不怕,台大就在立法院附近啦!”这样坚强而有力的外表下,是一颗对台湾社会充满温柔和爱的心。原来女巫店的亦刚亦柔,便像是郁晶灵魂的具体实践。

为独立音乐装上翅膀,音乐人永远的家

“每一年,老板都会带着她的孩子出现,然后在孩子开始出现困脸时离开。一样是简单问候我,今天她拿了一根汤匙,换掉我手上的卫生筷...。看着我唱歌之前吃的东西,皱了一下眉头,她关怀的方式多年不变,不废话,很真诚。对女巫店眷恋的不只是唱歌的当时,在那之前,在那之后的细节,都灌溉着我敏感的神经。虽然观众只有 100 人,这种细致的激情如同盛大的演唱会后,继续绵延在很深的夜里。”——绮贞

女巫店之初,并没有想要成为展演空间,直到 1996 年底,台北独立音乐最后一块阵地 Scum 在和政府对抗后失守,独立音乐人宣告无处可走。当时骨肉皮乐团的阿吉找上了女巫店,从那天起,郁晶接收了来自 Scum 的设备,也收留了没地方演出的独立音乐。“我当时也听黑名单工作室、林暐哲那类的歌,原本有想过店里能有动态活动,但光经营就太忙了,刚好接上独立音乐,也觉得满合适。”这样简单的想法,让女巫和独立音乐正式交会,展开一段绵密而奇幻的故事。

但受限于女巫店环境,一开始从 Scum 过来的金属团等演出音量较大,导致邻居报警、店被开罚,这让郁晶开始思考,究竟怎样的演出适合女巫店。“我后来决定,所有演出都要 unplugged(不插电),也希望乐手是常有新作品的,然后以女歌手为优先。”这样的条件,逐渐筛选出了与女巫店调性符合的音乐,不适合的逐渐离开,适合的也常自己找上门来,而1998 年后,Vibe、地下社会出现,插电演出也不怕没有呼吸的空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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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此,我问郁晶怎么看独立音乐这件事?她把手放在下巴,思考了好一阵子。“独立音乐,对我而言是写书、写诗等等之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摇滚乐的功能,除了抒发情感以外,也在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与反叛。有些东西用说的人家不会听,但可以用音乐偷渡,就像一种思想传教吧。”她说,会坚持来女巫店的乐手得要唱自己的创作的原因,也是如此,“当然,既有的东西有它的好,但也有其限制,但我们都在等待一种巧妙,一些新的刺激。”

女巫店因为独立音乐而注入了全新生命,许多独立音乐人拿着 demo 过来希望能有演出机会,陈珊妮、黄小桢、陈绮贞、张悬、谢宇威、陈明章...,这些数都数不完的音乐人,和女巫店之间全有段亲昵过去,那是他们和女巫店的秘密,一种难以言说的情谊与交融在青春岁月里的印记。而郁晶没想到的是,竟是这些印记,让女巫店在 2011 年的熄灯号危机中,安然无恙地存活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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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Rachel
摄影/Rachel
场地提供/女巫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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