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舜翔从《第凡内早餐》谈起,谈柯波帝笔下的荷莉,奥黛丽赫本的黑色洋装如何把荷莉活成经典,催生六〇年代交际女孩的降世。

喜欢时尚或古典好莱坞电影的人,大抵都忘不了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在《第凡内早餐》(Breakfast at Tiffany’s)开场,在背景音乐〈月河〉(Moon River)与曼哈顿晨曦的陪伴下,以一身优雅的小黑洋装现身,驻足于第五大道上的第凡内珠宝店前,一边吃着廉价早餐,一边戴着墨镜凝视着店里闪闪发光的珠宝的经典场景。1960年十月二日是个星期日早晨,当这部电影在曼哈顿第五大道上展开拍摄的第一天,奥黛丽赫本或许没有想过,自己所扮演的纽约单身女郎荷莉˙葛莱特莉(Holly Golightly),不只会改写她一直以来的萤幕形象,成为她演艺生涯的重大转捩点,更改写了六〇年代美国年轻女性的集体图像。

《第凡内早餐》为何这么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无法将《第凡内早餐》视为一个独立的文本来处理。《第凡内早餐》很重要,因为小说家柯波帝(Truman Capote)很重要,因为女明星奥黛丽赫本很重要,因为设计师纪梵希(Hubert de Givenchy)很重要。《第凡内早餐》是文学、电影、明星与时尚的文化交会点,是超越文本存在的历史图像。《第凡内早餐》更象征了六〇年代少女的性别革命,使得交际女孩(café-society girl)在六〇年代重生。这次,交际女孩不再是污名,而成为优雅的标记,叛逆的符号,新兴的身份打造。

到底《第凡内早餐》如何成为六〇年代划时代的传奇作品?这一切,我们可以先从同样传奇的美国小说家柯波帝说起。

柯波帝的天鹅们:《第凡内早餐》中的交际女孩

《第凡内早餐》是柯波帝在1958年发表的中篇小说。[1]透过这篇小说,他将自己的文学名声推至高峰,也是透过这篇小说,他创造了文学与电影史上最传奇的角色之一。荷莉是传奇,因此,她甚至无法以自己的声音,说自己的故事。她必须透过叙事者小说家“弗雷”[2]的描述,以记忆优雅现身,以距离保持神祕。

荷莉是一个单身女孩,在曼哈顿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单身公寓,享受大都会中赋予年轻女性的移动自由。弗雷说,荷莉总是“准备出门”,也总是在外游荡至半夜两点,三点,或着四点,才终于甘愿返回公寓,按下门铃,任性打扰他的睡眠。当整座城市陷入睡眠,正是荷莉灵魂苏醒的时刻。

荷莉是一个交际女孩,每次弗雷看到荷莉,她总是与不同男人,出现在不同曼哈顿的不同地点。她穿梭于社交聚会,周旋于男人之间。她从不给任何男人真爱,因为对她来说,爱情也可以被训练,被建构,正如,她“训练自己爱上上了年纪的男人。”

荷莉是一个物质女孩,唯一能让她永远获得快乐的方式,不是索取男人的爱,而是一个人搭乘计程车,来到第五大道的第凡内店内,嗅闻着珠宝的气味。荷莉以珠宝取代男人,以物质取代爱情。男人可能带来幻灭,爱情可能不再存在,只有第凡内永远不会出错。

荷莉更是一个时尚女孩,弗雷仰慕她卓越的穿衣品味,弗雷也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与她的相遇:那时,荷莉穿着一身黑色洋装,踩着黑色鞋子,脖子上围着一圈又一圈的珍珠项炼,一如三年后,奥黛丽赫本在萤幕上登场时那样优雅经典。

荷莉是“假的”。在另一个角色柏曼(O. J. Berman)的口中,荷莉是个假货,却是“货真价实”的“假货”(a “real” phony)。在这边,荷莉翻转了“假”的意义。假不再只是真实与虚假的二元对立,而是透过身份建构形成的游移辩证。假也不再只是形容词。假是动词,是创造,是自我变身(self-fashioning)。假是六〇年代女性重新打造身份的革命。荷莉来自南方,来自德州,却可以重塑自己的口音,穿上小黑洋装,将自己重新打造成城市中的交际花蝴蝶。

没有真正的荷莉,只有永恒流动的荷莉,持续变身的荷莉。

也因此,荷莉永远都戴着她的黑色墨镜。那副墨镜是伪装(masquerade),是扮装(drag)。只要戴上墨镜,荷莉便穿戴上另一个身份。荷莉的女性身份永远是伪装,永远是逃逸,透过时尚,透过装扮,荷莉验证了芮维尔曾透过精神分析提出的经典理论〈女性特质是伪装〉(“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3] 

《第凡内早餐》也写出了异性恋爱情之外的新关系。弗雷与荷莉互相依赖,互为镜像,他们一起游荡于曼哈顿城市,一起在夜晚分享心事。弗雷认为自己爱上了荷莉,可是,他们从未以异性恋爱情建立关系。那么,弗雷口中的爱究竟是什么爱?有人说,弗雷就是柯波帝的自我投射,所以,和柯波帝一样,弗雷是同志。可是,弗雷的有趣之处,正在于他没有表明自己到底爱男人还是爱女人。也因此,他与荷莉之间的关系,只是大都会中两个单身灵魂的相知相惜。正如荷莉所说,她不属于任何人。弗雷不属于她,她也不属于弗雷。于是,弗雷和荷莉才创造出都会中的男女新关系。这是一段关于既非同性恋也非异性恋的男人与不像女孩的单身女孩之间的罗曼史,这是一个对抗爱情神话的爱情故事。

虽然荷莉在小说中没有什么好下场,卷入缉毒案,最后甚至逃出了美国,可是,这并不阻挠荷莉成为六〇年代女孩的全新偶像。在柯波帝发表了《第凡内早餐》以后,所有的美国女孩都疯了。她们争相表示自己正是柯波帝笔下那个周旋于男人之间的花蝴蝶荷莉。荷莉成为全美女孩集体投射的对象。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荷莉可能出自柯波帝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她的母亲妮娜(Nina Capote)。

和荷莉一样,妮娜也是“假的”。妮娜不是她原本的名字,她原本的名字是莉莉梅(Lillie Mae),正如,荷莉原本的名字是卢拉梅(Lulamae)。也和荷莉一样,妮娜从乡村逃到都市,从南方逃到北方,在曼哈顿创造出自己的新身份,然后周旋于男人之间。妮娜是柯波帝生命中的第一个荷莉。

可是,妮娜也不是唯一的荷莉。那些疯狂想当荷莉的女人其实也没说错,荷莉不是个体,而是群像。 在母亲离开他的许多年后,世故了的柯波帝身边环绕着一群“天鹅”,这些在纽约上流社会飞舞的名媛包括葛洛莉亚金妮斯(Gloria Guinness),包括玛芮拉阿涅里(Marella Agnelli),当然,也包括天鹅之后贝比佩莉(Babe Paley)。在贝比与柯波帝闹翻之前,贝比一直是柯波帝最珍爱的天鹅。所以,妮娜是荷莉,贝比也是荷莉,柯波帝的天鹅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荷莉。荷莉是虚拟的综合体,是超越独立角色存在的文化图像。

这样一部轰动了文坛也轰动了美国社会的争议性小说,在三年后被搬上萤幕,却成为一部货真价实的浪漫喜剧。原本无爱、甚至反爱情的《第凡内早餐》,为何在三年后成为浪漫爱情的代言人?此刻,导演爱德华(Black Edwards)现身。

爱德华的电影爱情梦:《第凡内早餐》的浪漫喜剧化

五〇年代末的美国文坛可以容许《第凡内早餐》存在。六〇年代初的好莱坞还没准备好。

1960年,当制片人朱诺(Martin Jurow)与薛波(Richard Shepherd)打算将柯波帝的《第凡内早餐》搬上萤幕,他们就明白,《第凡内早餐》不能只是《第凡内早餐》,它还必须是一部浪漫喜剧。这部电影必须通过严格的电影审查,所以,性不能浮上台面,擅长性喜剧的编剧阿瑟罗德(George Axelrod),必须将这部小说中的性暗示层层叠叠地包裹起来。这部电影也必须以浪漫爱情收买观众,也所以,这个故事不能没有爱。

为了创造出浪漫爱,弗雷就不能继续游移,不能既非异性恋也非同性恋。弗雷因此经历了“异性恋化”(hetero-sexualization):他在电影中成为保罗。保罗仍然是小说家,仍然与荷莉住在同一栋大楼,仍然与荷莉相知相惜,可是,这一次,保罗必须千真万确地爱上荷莉。保罗是异性恋,保罗与荷莉之间是真爱,不再有模糊空间,不再有游移可能。

导演爱德华因此不顾柯波帝与阿瑟罗德的意愿,硬是在电影最后添写了一段保罗的告白。在大雨中的计程车上,保罗说自己深深爱上了荷莉,他要荷莉不再逃逸,他要荷莉面对自己。荷莉仍然不愿任自己属于他人,不愿任自己被牢笼束缚。她是城市中的无名灵魂,她是自己那只不被豢养的猫。保罗愤怒下车,他说荷莉真正的牢笼就是自己。荷莉最终在雨中与保罗相拥而吻,〈月河〉响起。《第凡内早餐》电影版以〈月河〉开始,以〈月河〉结束;以无爱开始,以浪漫爱结束。[4]

如果《第凡内早餐》不能只是《第凡内早餐》,还必须是一出浪漫喜剧,荷莉也不能只是单纯的交际女孩,还必须是一个“怪咖”(Kook)。荷莉再天真烂漫,她仍是一个交际女孩,冲撞了六〇年代美国社会的性别框架与道德界线。于是,荷莉若要理直气壮地成为萤幕新偶像,她就必须成为“怪咖女孩”。

“怪咖”是五〇年代的叛逆英雄,大胆翻转古怪,重新定义疯狂,一时间,越是古怪疯狂的越是正面。所以,奥黛丽赫本扮演的荷莉,不是恶女,而是怪咖。她虽然古怪疯癫,倒还不至于离经叛道。她虽然不是邻家女孩,倒还不至于成为末日恶女。派拉蒙于是用怪咖冲淡了荷莉的情欲叛逆,他们一再强调,荷莉不是坏女孩,是怪女孩。荷莉冲撞了中产阶级婚姻道德与情欲禁忌的能量,也因此化为怪胎对于常规社会的戏耍。

派拉蒙成功了。对六〇年代的美国社会而言,荷莉不是真的那么坏,她只是古怪。她不是坏女孩,她是怪咖。

不过,若以为荷莉因此被收编,那就太低估了这个角色在少女革命史中所扮演的重要意义。就算是怪咖,荷莉仍是一个单身女孩,以一套重新复兴的小黑洋装,改写了六〇年代的少女身份。

荷莉就是六〇年代女孩。

奥黛丽赫本的女孩革命:单身女郎、小黑洋装与六〇年代女孩

在《第凡内早餐》上映后的一年,海伦葛莉布朗(Helen Gurley Brown)出版了《欲望单身女子》(Sex and the Single Girl)。这本书迅速轰动了北美大陆,掀起了六〇年代的单身浪潮,海伦葛莉布朗也成为美国单身教主。在海伦葛莉布朗出版这本单身圣经之前,美国女孩还不觉得单身可以是一种选择,一种姿态,一种叛逆。在海伦葛莉布朗之后,单身却成为一种风尚。女人开始探索婚姻之外的各种情欲可能,自己一人住在大城市,拥有多段性爱关系,甚至与已婚男子调情。(推荐阅读:

当然,早在海伦葛莉布朗之前,奥黛丽赫本就替美国社会展示了单身时尚。她住在曼哈顿的单身公寓中,邋遢、懒散却悠然自得,唯一固定的陪伴不是男人,而是一只从来也不属于她的猫,正如她也从不属于任何人。奥黛丽赫本透过萤幕向美国女孩揭露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奥黛丽赫本以自己的慵懒优雅向美国女孩说,你可以一个人住,你可以懒惰邋遢,而且,这还满时髦的。

为了让单身成为风尚,奥黛丽赫本需要带起时尚新浪潮的服装。在柯波帝的小说中,荷莉永远打扮时髦。当这部小说搬上萤幕,荷莉要如何成为观众心目中的时尚经典?这时,纪梵希的小黑洋装隆重登场。

为什么荷莉的洋装必须是黑色?因为性,也因为叛逆。二十世纪是女人开始穿黑色的世纪。二十世纪之前,黑色是寡妇的象征。二十世纪之后,因为香奈儿一手打造出的小黑洋装,黑色却成为叛逆女子的代名词。1926年,当香奈儿一手打造出的小黑洋装登上美国版《Vogue》杂志,她便重新定义了二〇年代的女性身份。当香奈儿以一席小黑洋装出现在上流社会场景,她既非贵族女子也非高级妓女,她以服装创造了女人崭新的身份。小黑洋装是摩登女子,是叛逆女孩,是单身女郎。[5]

黑色在二十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更迭与复兴。二次大战以后,迪奥(Christian Dior)以一席“新风貌”(The New Look)黑色洋装,再次唤醒了美国女人享受时尚扮装乐趣的权利意识。迪奥的黑色洋装象征的是时尚的愉悦,也是时尚的逾越。战争时期的女人不敢打扮,打扮的女人是奢侈也是叛逆。迪奥却以一套黑色洋装,让美国女人再次敢于享乐。[6](推荐给你:她们就是名牌!把自己活成“经典”的时尚女人

五〇年代,女人重新走回家庭,扮演家庭主妇。黑色不再成为女人的颜色首选。女人再次穿上色彩,黑色成为电影里坏女人的代名词。这倒也未必不好,反而使得黑色经历了“再叛逆化”。于是黑色成为强势女性情欲的象征,成为情欲自主、不受掌控的女人最爱的颜色。

是在六〇年代,纪梵希为奥黛丽赫本与《第凡内早餐》设计的那一套小黑洋装真正复兴了香奈儿的时尚现代主义,也是在六〇年代,小黑洋装与单身女孩成功结合,成为独立自主的时尚符号。从此,六〇年代的美国单身女孩都要小黑洋装。小黑洋装不只是情欲的象征,叛逆的符码,更是独立与自由的时装展演。只要穿上了一席小黑洋装,美国女孩就可以成为单身女孩。

《女士》(Ms.)杂志的创办编辑波葛宾(Letty Cottin Pogrebin)后来也坦承自己深受奥黛丽赫本的荷莉启发。她因为荷莉买了一套小黑洋装,也因为荷莉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单身生活。她将自己视为荷莉的分身,单身女孩的代言人。一年后,波葛宾负责海伦葛莉布朗《欲望单身女子》的宣传行程,成为美国少女单身革命背后最重要的幕后推手。萤幕上的奥黛丽赫本,书本中的海伦葛莉布朗,以及幕后的波葛宾,是六〇年代单身革命的三大传奇人物。

于是,奥黛丽赫本的荷莉掀起的不只是小黑洋装的时尚复兴,更是六〇年代的女孩意识,单身女郎的性别革命。这是女性主义政治与大众流行文化的互相启发,也是女性主义与少女革命的互为主体。

这样看来,《第凡内早餐》当然不只是《第凡内早餐》。它不只是一本小说,也不只是一部电影。《第凡内早餐》是交际女孩,是单身女郎,是性别历史,是时尚浪潮。

《第凡内早餐》是六〇年代的少女革命。

 

作者个人部落格:“后女性的魔镜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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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pote. Breakfast at Tiffany’s: A Short Novel and Three Stor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2] 小说中,叙事者并没有名字。弗雷是荷莉弟弟的名字,一次,荷莉称呼叙事者为“弗雷”,从此弗雷便成为叙事者在小说中的代称。

[3] Riviere. “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10 (1929): 303-13.

[4] 关于这段从小说到电影的改写过程,可以参考华森(Sam Wasson)的电影纪实,《永恒的优雅:奥黛丽赫本、第凡内早餐与好莱坞的璀璨魔法》(Fifth Avenue 5 A.M.: Audrey Hepburn, Breakfast at Tiffany’s and the Dawn of the Modern Woman)。

[5] 关于香奈儿创造小黑洋装的历史,可以参考皮卡迪(Justine Picardie)的香奈儿传记《黑色,是我永恒的姿态:香奈儿的传奇》(Coco Chanel: The Legend and the Life)。

[6] 关于迪奥与“新风貌”洋装的意义,可以参考葛兰特(Linda Grant)的时尚论述《深思的穿衣者》(The Thoughtful Dresser: The Art of Adornment, the Pleasures of Shopping, and Why Clothes Ma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