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这本A4大小、每一页面的四角都有手绘装饰的布面精装书，问世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于世界各着名大学的图书馆都占有一席之地，女书的故事也在香港、台北制成舞台剧，在好莱坞拍成了剧情片，到世界各地公演。
此书出版十九年之后，二○一○年，我终于和好友们林维红、余汉仪、范情、谢园及维红的女儿刑本宁一同踏上前往女书原乡的旅途。这趟旅程新鲜有趣，美景无限，却不无遗憾：为出版这书穿针引线、两岸奔波的郑至慧己于一年前随风飘逝。在纪念她的周年，我们试图寻觅故友的屐痕，会见她因女书结缘的朋友，一偿宿愿。
（photo credit：谢少林）
女书，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女人祕密文字，曾经悄悄地在湘桂粤交界的山区流传，因为隐祕，不知始于何时，却因战争、文革和流行文化入侵而告终。1991年，这些不被看好、村妇之间的私密书信首度在台北集结成册、布面精装出版，汉字与女书对照，并且做成英文简介，向全球发行，着实震动了全球妇女研究界。
江永到台北的直线距离超过一千公里，当时两岸未通，江永还是管制区，群山环绕，没有铁、公路直达，从四面汪洋的台湾过去，千山万水，还得克服重重人为障碍。当时女书的自然传人多已凋零，仅剩两、三位老妇，和台北以青壮年为主的妇女运动者相差至少两个世代，语言不通、文化隔阂，是什么样的动力让都会的女性主义团体倾其所能、不计成本，集体抄写、出版从未谋面、世居深山、纒足老妪的私密话语？
推荐给你：看见女性生理器官的两种失去：“亲密的文字”与“割礼”仪式
在父权社会中，女人做为他者和第二性，有人自觉，有人不察，但在本质上，处境实属雷同，差异的可能只是程度。女人各自在自己的时空挣扎，就是所谓的油蔴菜籽般的命运吧，自觉为他者或第二性的历程也是各自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其他女人相遇，看见彼此，得到印证，也因而获得智慧和力量。女人似乎总是在别的女人身上看到自己。
翻开妇女史，女人的成长在集体的、妇运层次和个人层次同时进行着，互相交错增强。
和地方性的社会运动相比，妇运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女人和女人之间那份互相倾诉、互相扶持的需求，这份需求甚至可以跨越文化差异，得到满足。
往前追溯，早在十九世纪，不同国籍的女人就不辞舟车劳顿、环绕地球、一次又一次地召开世界妇女会议，在现代化客轮和飞机尚未问世之前，这样做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盼望，得储蓄多久啊！
妇女运动的目的在改变社会现状，过程中自然会遭受既得利益的抗拒和反扑，运动越成功，反扑的力道也就越大。从一九七○到一九九○年代，世界妇运声势日盛，联合国接连召开了四届全球妇女大会，但同时收编妇运成果的行动也来势汹汹。
（photo credit：澳门妇女事务委员会）
一九七○年之后的世界，出现了许多女性主义书籍，如《女性情义力量大》（Sisterhood is Powerful,1970)、《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Our Bodies Ourselves, 1971）等等，女性成为言说的主体，女人用自己的、女性的眼光看自己的身体、看周遭世界。
二十年后，女性中心的出版事业更盛，《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经过一版再版，变成厚厚一大本的女性健康手册；Morgan再出了一本《女性全球大团结》（Sisterhood is Globa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考古学教授MarijaGimbutas 揭露了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女神文明：古欧洲的世界》（The civilization of the goddess: the world of oldEurope, 1991），探讨新石器时代及之前的母系文明和女神崇拜，证实了以非暴力为基础的女性文化不是乌托邦，在地球上的确曾经存在过。这些研究成果鼓舞了女性主义者欢欣乐观面对未来。
在台湾，女书店那时还没有成立，妇女新知基金会设有出版部，至慧主责，一九九○年出版了《四十七个女人最真实的声音》，目的在让平凡女人发声，彰显女性文化。然而，销路并不好，初绽嫩芽的女性主义在父权的土壤上得不到多少养分，甚至受到妇女研究机构打压，被排除于学术之外。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华人社会之性别研究研讨会”，首次召集两岸三地的妇女研究者共聚一堂，十分难得。但会里会外各自仍守着自己的小圈子，互动不多。主办单位因为“失误”，不小心将我与郑州大学的李小江安排住在同一房间，台湾的领导则住到面海的高级套房。
主办人不好意思地再三道歉，我和小江却一见如故，形影不离，整天说个没完。她总是在谈她梦想中的妇女博物馆，我则三句话不离女性主义。我支持她的梦想，建议博物馆取名中华，不要用中国，这样更为包容。她却对源自西方的女性主义有诸多批判，坚持寻找自己的路。次年三月，她在郑州召开“中国妇女社会参与和发展研讨会”，邀请我参加，我邀了至慧一起去，这也是我第一次登陆。
那次会议有很多第一次：六四后第一次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全国妇女研究会议，也是许多人的第一次接触。气氛有点紧张，但情绪极为高昂。大陆的妇女干校系统、妇联系统、港台、欧美都有人参加，学术与实务并重。每晚有不设主题的“夜间沙龙”，大家天南地北聊个没完，欲罢不能，曲终人难散，也激励大陆产生了第一代妇女研究学者。
当时台湾刚经历解严，妇运声势正盛，但也面临反挫，女性主义受到压制。大陆则是正要对外开放、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妇女研究停留在前女性主义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最关心大男、大女未婚的问题和女性的离婚与就业。双方用不同的观点和语言诠释女性意识，对许多大陆参与者而言，体现“自我意识觉醒”意味着扬弃过去文革年代的压抑，在服装、美姿、美容上追求西化的时尚，在情感上寻找避风港，或做一个家庭事业兼顾的女超人，从共产主义的单一性别回归传统男女有别的价值观。（给职业妇女一个爱的鼓励！家庭与事业兼顾的方法）
因此，当宫哲兵教授在会议中展示他无意中发现的女书作品时，大陆学者认为，这些目不识丁、小脚村妇的作品毫无文学价值，不值一顾。台湾的妇运者却如获至宝，特别因为作者不识男字、未受父权文化洗脑，而弥足珍贵。远离中原的山区、汉瑶杂居的化外、女人之间的祕密书写，有可能逃过父权文化的天罗地网吗？世上可能存在我们梦寐以求的原生态女性文化吗？
给女孩女人：别当父权体制的模范生，让世界欺负妳
于是会后至慧立即改变行程，随宫哲兵回到武汉，亲自检视他收集的女书原件和翻译稿，决定在台湾出版，期间她越过崇山峻岭，亲访江永做田野研究。然而，女书作者习惯于身后焚毁作品，文革也没有放过这个远在天边的山区，损毁了大部份幸存的作品和女人相聚吟唱女书的花山庙。后人只有凭藉女书曾经存在的事实和留存下来的极小部份作品遥想那曾经绽放的女性创造力和生命力。
（photo credit：联合国官网）
《女书》的问世集结了众多人力：原着者、保存者、发现者、翻译者、编印者、出资者等，缺一不可。出版时封面上原本根据合约只印上宫哲兵的名字，新知方面极不以为然，我们坚持至少应加上原作者的名字和主编郑至慧，最后至慧仍不挂名，但同意改为高银仙、义年华、胡池珠着，宫哲兵编着。这样做违背了合约，也凭添了哲兵和原作者子孙之间的误会，他们向他索取报酬，而新知内部也因为此书成本过钜，回收不易，引发不快。
二○一○年九月，宫哲兵自己生病了，他的儿子宫步坦律师和江永的何校长陪着我们，与来自武汉的密小华和她女儿、金凤、袁丽霞、曲汉，来自四川的申子辰、来自深圳的沈鹭等人一同在江永的青山绿水间走访女书遗迹和旧友，想像至慧当年的跋涉。长年研究女书的周硕沂先生己经过世了，杨仁里先生仍健在，他多次提起至慧的朴实勤奋还拿出自己保存的至慧亲笔卡片，唐功喡、吴多禄先生都记得至慧的谦让，女书最后一代传人高银仙的孙子胡强志已经长大成人，现在经营女书文化站。
曾经接受当地政府女书培训的新一代女书传人何静华不曾见过至慧，要求我打开电脑档案，看着至慧的照片，即席做了女诗一首，和周先生的妹妹周惠娟当场高声吟唱：
一根红线连向天，
天下姊妹连拢来；
潇湘河水深千尺，
不及天下姊妹情。
这根红线让我们暂忘世俗的烦忧，牵连起古今西东、天上人间的真情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