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人迷，我们关注 #Herstory！今天要介绍给你中国传奇创业家张欣的故事。她的传奇故事开始于不要向命运低头的信念，从女工到剑桥，从 MBA 再到华尔街，最后回到中国创办 SOHO 成为中国前十大富豪，张欣相信吃得了苦，才能激发出最大潜能。
大陆的开放改革三十年，听起来是一个长长的历史，而体现这长长历史的最好人物，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张欣，她比她的先生潘石屹还要有名，而且更要传奇，国际媒体争相报导她的一大原因是，她原来是一个女工，而且是个童工，她的父母亲离异，爸爸要了儿子，妈妈带着女儿，后来她到香港找妈妈，那时她只有十四岁半，就开始当起了生产线上的女作业员，她告诉我，富士康发生危机的时刻，似乎把她抓回那个时代，她说当一个人完全机械化的时候，她完全了解那种感觉。
因为她在工厂整整工作了五到六年，她最大的愿望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向命运投降，她要离开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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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非常具备冒险家的精神，没有任何人的协助，五年积蓄，买了一张到英国的单程机票，一句英语都不会说就上了语言学校，一边卖炸鱼和薯条，一边完成了她在英国高中的学业，最后考上了着名的剑桥大学，而且完成了 MBA 硕士学位。她到了华尔街上班时，正好遇上中国改革开放，她看到了商机，后来认识了潘石屹。潘石屹和她认识四天后就向她求婚，她毅然回到了童年时代困苦的北京，从此开创了她和潘石屹两人成为中国十大富豪的传奇故事。
陈文茜：是什么样的想法让你觉得你不要向命运投降，一定要离开北京，离开中国？离开父亲？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张 欣：我觉得中国人到今天为止，最大的财富就是因为我们吃苦。
那时候我一路“逃”到香港投靠母亲，第二天就去上工。当时的香港，高楼的每一层就是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可能只做领子，下一层工厂只做拉炼，再下一层工厂就是做袖子，最后一个工厂再把它们都弄在一起。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剪线头，每天晚上像山一样高的衣服来了以后，就一点一点的剪。所以，我很知道流水线上女工的心态，总觉得时间老是不走，时间就是慢得不得了。那时，我在工厂一心想寻找出路，离开那个环境，因为离开就好像重生了一样。所以，几年之后，等我终于离开香港到英国上学，那时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终于逃离了以前的生活了。
陈文茜：你那时只有十四岁半，不怕吗？
张 欣：胆子我们中国人并不缺乏，因为我们都经过文化大革命，跑过很多地方，受过很多苦。到了英国之后需要工作，而英国人很喜欢吃炸鱼和薯条，去英国每一个商业区都有炸鱼和薯条店。那时，我只会讲简单的英语，所以，他们就叫我去卖炸鱼和薯条，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三个晚上我就去卖，问客人要盐，还是要醋，只要会讲这一句话就可以了，但如果客人要是多讲了，我就听不懂了。
那个店是中国人夫妇开的，很会做炸鱼和薯条，非常受欢迎，因为他们加了味精，但外国人不懂，所以就是比别家好吃，而店总是排队排得很长。但是，也有卖不出去的时候，那时，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工作完了之后，我就会包一大包炸鱼和薯条回宿舍吃一个星期，导致我现在闻到炸鱼和薯条，就想作呕，不想再吃了！
陈文茜：听说你当时一周能挣到五十英镑，暑期还跑到伦敦银行打工，做临时祕书也不用交税，不仅够你一年学费，还能到欧洲到处玩，但等到你进入剑桥攻读硕士，才算真的确立自己的经济地位。拿到硕士后，你进入巴林银行，在香港分行研究中国民营化问题，后来又到华尔街汇聚一流人才的高薪集团级―高盛工作，但你最后为什么选择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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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欣：我在华尔街那几年不是非常愉快，总觉得这个地方所有的价值观和我想像的不一样，认为自己还是要参与大的社会变迁，而那时候中国正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也就是九○年代初期，所以，我那时一门心思就是要回国。华尔街都是要赚大钱的，要当合作夥伴，而我当时的精神状态不行，没有办法、不匹配，所以，当时我有一个机会遇到潘石屹，觉得终于可以回到中国了。
陈文茜：你当时以投资银行家的身分到中国寻求合作机会，认识现在的先生，也就是号称“万通六君子”的潘石屹，但是你是海归派，他只是甘肃出来的穷小子，你们两个怎么会一拍即合？
张 欣：当时他很土，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身穿一套紫色的西服，配上花花的领带，人又瘦小的不得了，戴一个大眼镜，全部框在脸上。但我觉得这些人很有原创性，因为我看他们的东西，有强烈的理想，他有社会和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这一段经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而吸引力就是从那开始，表面的土不土都不要紧了，也盖过去了。
陈文茜： 你的偶像为什么是柴契尔夫人？可不可以谈一下她对你的影响？
张 欣： 那时，我的直觉是如果要过上更好的日子，就要离开工厂的环境，那什么是过上更好的日子，就是要上学，能受到好的教育，找到好的工作，这个就促使我去英国学习，等我到了英国之后，其实我就有了一个榜样，而且一定是个女性，就是柴契尔夫人。那时候，我记得每一、两个星期，英国就有国会辩论，我就特别崇拜，常会去看柴契尔夫人答辩，这么多人给她刁钻的问题，她总是有理有据的一一回答，而且有时候问她刁钻的问题，她不直接回答，而是让你听她要讲的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这位女人很了不起。
陈文茜：你从中国到英国，再从英国到纽约，进入了华尔街最好的银行工作，但最后为什么你还是选择回到中国？
张 欣：我们那一代人的情况是要奔出去，要冲破现有的桎梏，和现在这代人不一样，要冲破以前的状态，走到外国去，虽然生活已经很好了，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在华尔街，但是不行，还要再冲回中国去，因为总是要冲破自己的舒适环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创造力的第一步，也就是你总是对你现有的东西不满意，总想再往前走一步。
但是，我觉得女性在美国的舞台，也不见得那么大，当然有非常极端的例子，像希拉蕊、脸书执行长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erg），但是这是很少的几个人，更多的情况是我们看到实际上美国的经济也是被大企业控制的经济，在大的企业里有一大套的程序，什么人该升，什么人不该升，女性能升到什么位置，它都有一大套固有的思维，这些东西不容易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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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大公司里一个最简单的想法，你这个女性年轻的时候，MBA 刚毕业来很好，可是一旦你结了婚、生了孩子，肯定你的心没有在这里，因此，在提升你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一看你快生孩子了，提升你就要谨慎一点，同样是女性来讲，我一边生孩子，一边照顾孩子，觉得我升职的机会也不是那么多，那我就回家了。
陈文茜：如今女性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和角色又是如何？
张 欣：我们女性在中国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做的，比如说曾经有人给我一个数字，中国在奥林匹克拿到金牌的女性比男性多得多，你看私营企业里女性成功的比例非常的大，为什么？因为这些地方是相对女性比较可以自由竞争的，奥林匹克总之成绩好了就可以了，可是很多其他地方，不是因为你优秀就能脱颖而出，在中国有好多地方是属于这一类的，比如政治你是不可能的，你没有看到什么女性（领导）在政治上，又比如像国营企业，大企业老总不会看到女性，可能偶尔一个、半个，远远从比例上来讲没有私营企业多。
陈文茜：你出生在文革，当过女工，在英国完成高等教育，却放弃华尔街高薪，和潘石屹在北京共同创立 SOHO 中国，你可以说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传奇，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你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张 欣： 我记得美国 CNN 曾问我：“你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时候大概是二○○八年，我就跟他们说：“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现在我看到中国社会的腐败，是已经到连很小权力的人都在腐败，比如说可能是街道办事处的人，他的权力不是很大，但也可以腐败，而当一个社会的腐败这么严重的时候，是很可怕的。
例如，有时候和一些人去吃饭，叫很多的菜都浪费掉了，也吃不。因为一方面我们的情感还像小时候受苦时，感觉这个不对，不应该这样子做；一方面又看到了这个现象，所以是一个挣扎的状态，中国可能有很多人都是在这种状态，所以有不安全感，找不到方向的迷失感，因为旧的新的价值，在短期之内大量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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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你回中国后为什么决定走入房地产开发这个行业？
张 欣：当时我是门外汉，根本不懂房地产开发，但是我看过的房子比潘石屹多。因为我们到处住，就觉得房子盖得不好，或是可能都卖出去了，但是都盖得不好。所以，很偶然的，我就变成经常想“能不能改一改设计啊？”从这里就入门了，入门了之后，就很喜欢建筑、艺术，好像是无心插柳就走进了这一行。
陈文茜： 你为什么会两度请到札哈哈蒂（Zaha Hadid）这位女性建筑大师在北京建筑如此前卫的商业办公大楼？你如何让望京SOHO 这样的建筑出现在古老的北京，不但克服了困难，而且还获得国际业界的肯定，入选二○一四年世界最佳高楼奖？
张 欣： 这么超前的这种建筑，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这个项目刚拿去的时候，政府说：“不行，你这两个（建筑）太大了，你这个变成两个长城堵在那里了。” 我们说：“真有这么大吗？”他说：“你想想你这个宽到什么程度了！” 我们才从两栋变成三栋，所以，你从天上照下来的照片可以看到，以前是两条鱼，现在变成三条鱼了！
陈文茜： 北京 CBD 摩天高楼很美，你们屋顶花园非常的自然、很美，还有芦苇，跟一般的空中花园很不一样，请问设计者是谁？
张 欣： 这是一个韩国老太太设计的，六十多岁，我去韩国找她，她就带我去，她说：“我带你去看我做的地方！”然后带我去到一个大山上，把一个自然的山给做成有园林的景，非常的美，但是很自然。我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太很了不起，我就问她：“我们来自北京，你能不能来帮我们设计呢？但我没有那个大山，只有楼。”她就说：“可以！”就做成这样了。
陈文茜： 你的艺术眼光和执行力为你赢得许多头衔，但是，你为什么愿意放那么多心思在妈妈这个角色上？
张 欣： 我的小儿子从小就爱踢球，有一天，大概他六岁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封英国人写来的信，他说：“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在同一班，我的儿子告诉我，你的儿子很喜欢踢足球，而且踢的很不错，我是一个足球队的教练，我想邀请你儿子来测试、选拔。”我觉得挺好的，就带他去了，结果就被选拔上了，从此之后，我这个小儿子就开辟了另一种新的生活，而且把我们全家都带进了体育。我自己没有机会（从事体育），但是，我看到小孩在体育的训练里，培养起来艰苦的意志力，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小时候输球，生气啊、哭啊、打架都有，可以一点一点怎么扳成（改变），现在都校（正）起来了，我就发现人的很多潜能是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发挥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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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 你会在潘石屹的朋友圈中变成恶女人的形象？
张 欣： 我都已经是恶女人了，就算了吧！
陈文茜： 为什么你觉得再富也要穷小孩？坚持让孩子小时候去读公立学校？
张 欣： 我的孩子去公立学校也是迫不得已，因为你要是把他放在国际学校，他的中文就不够好，无法学更好的中文，或是对中文有一个更好的体验，我经常跟他说，中国十几亿的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而且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长大，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他的东西都变了，但这个东西还没变，他可以知道父母以前上小学是什么情况。
他们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意，但我们跟他说，这也是你们做为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经历。你把孩子放在公立学校他当然就是叫苦连天，天天考试，学很多东西，他老是告诉我学这些东西没有用，跟他的生活离得很远，但是，这给我们一个机会看到这些学校是多么需要紧迫的改革。我觉得再大一点的时候，以后还是要出去的（出国念书），因为中国的教育实在是需要改革，最重要的关键是没有把人隐藏的潜能发挥出来。
陈文茜： 听说你决定事业不传子，五十五岁就要“裸退”，做慈善？
张 欣： 我一直跟潘石屹商量，如何对待孩子的方式和我们自己的事业。你看海外的中国人，台湾就非常多，老子创了一番事业，儿子一定要来继承事业，儿子不管做得好不好，都一定要上来做。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两个东西：一个就是千万别让我们的孩子到我们的公司里工作；另一个就是该退休的时候，一定要赶快退休，千万不要挡年轻人的道，才不辜负我们创造的这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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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知道流水线上女工的心态，总觉得时间老是不走，时间慢得不得了。那时我在工厂一心想寻找出路，离开那个环境，因为离开，就好像重生了一样。”─张欣
“当代建筑有它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力量，我们不需要去复制古典的东西。”
（图为长城脚下的公社，图片提供．SOHO 中国）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你的资本是全球化的，创造力也是全球化的，外国最好的设计师可以到中国来，中国最好的设计师也可以到外国去。”
（图为长城脚下的公社之竹屋，图片提供．SOHO 中国）
“这么超前的建筑需要一定的勇气。”（图为望京SOHO，图片提供．SOHO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