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谈“我眼中的台湾”。她肯定自己将是影响台湾未来发展的人，她说：“我要为台湾找出大家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坐在台下听，我其实满高兴的。三十几岁的人，甚至像刚才有一位十六岁的年轻人，可以把自己表达得这么清楚！ 这是我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想像的事情。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不知道，这个人将来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念完博士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书不要念太多，妳连话都说不清楚。”我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的支持者在底下都说：“主席，听无啦！讲台湾话啦！”常常主席讲了很久，底下一片茫然，不晓得妳在讲什么。
我的人生跟我的经历，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在选总统，而且是第二次选总统，而且，我还满可能当选总统的。
但是我必须讲清楚，我没有立志要卖咸酥鸡！我也没有立志要卖咖啡！虽然我喜欢喝咖啡，不喜欢吃咸酥鸡。但是，我真的没有立志要做总统！这个我可以发誓。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总统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再强调一遍，我现在在选总统，而且我真的很有可能选上总统。
注：盐酥鸡与咖啡的发言源自前两位讲者，分别为生态绿创办人余宛如：“力推公平贸易咖啡与农产品”TEDxTaipei 创办人许毓仁：“在高雄夜市长大，小时立志卖咸酥鸡。”请见：蔡英文X许毓仁X余宛如女力时代对话
先讲讲我的人生历程吧，这决定了我怎么样来看台湾。将来，我也可能是影响台湾发展的那个人。（同场加映：“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让国家更好是我最执着的梦想”南韩第一位女总统 朴槿慧）
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台大法律系
我是台大毕业的。台大法律系毕业。近来，台大法律系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台大法律系。
我记得，我台大法律系念到第四年，要结束时最后一科的考试；考完这一科，我们所有学程就完成了。这科的考试，叫做法理学，也就是法律哲学，是所有的法律学里最困难的一堂课。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在台大法律系念了四年，我究竟念懂了多少，我自己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法理学考完了，大家从教室出来，有些人心里是很沉重的，我有一个同学从后面赶过来，然后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他说：“蔡英文，我今天终于报仇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考完试他说他报仇了？
他说：“我在台大念了四年，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今天这张考卷，他一定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这就是我们当年念台大法律系的人共同的感觉。他一语道尽。
18岁的年轻人，进大学，就学法律！各位你知道法律是什么吗？法律是人生经验的总结，是你生活的法则。但是人生经验不太充足的人，就开始学法则，你如何能听得懂呢？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在那样困难的年代里，创造出来、可以生存下来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在社会生存！听不懂，你竟然可以写完考卷、拿到那样的分数。那个年代，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被称为“永远当不掉的学生”。就是 survivor （生还者）。就是你要求生存。求生存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就这样毕业了。
老实讲，台大毕业后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我父亲说，妳就陪我好了，妳不要再出国念书了。可是我想想，我从小到大，就住在中山北路；我的上学呢，就在长安国小，后来在吉林国小；国中呢，就去念了北安国中；然后高中呢，我去念中山女中……就在那个中山区的范围而已，那就是我的人生。我想想，我的人生就在中山区吗？喔，还有屏东，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回去扫墓。我父亲会带着我们回去扫墓。
所以我就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的人生就是中山区，和屏东家乡吗？ 我决定告诉我父亲：“我还是出去一下好了。”我的父亲说：“妳真的不要去，妳要买什么车，我都买给妳；妳只要不出国，我什么都好。”我要出国的时候，我母亲在飞机场流着眼泪：“妳如果觉得太困难了、生存不下去，妳就赶快回来，不要紧的。”可是我告诉我母亲，我这一去，几年之后会念完硕士、几年之后会念完博士。我妈妈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到大书念得不太好的人，可以很精准地告诉妳说她什么时候要念完什么、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也确实按照时间表、照表操课，念完我的博士就回来了。
推荐给你：留学长路：培养直视自己灵魂的能力
我在康乃尔：“苏格拉底式的教育”
我到美国以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美国人讲英文──英文是我不熟悉的语言，可是老师讲的东西，我都听得懂？可是在台湾，老师讲的语言我听得懂，可是她讲什么我却听不懂？那就是教育的方式真的不一样。
我在美国受的教育，叫做“苏格拉底式的教育”。
什么叫“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通常我们上课，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坐一间教室，上课前老师会给你作业，大约有五、六个案例。然后上课时，从第一个案例开始，就把你叫起来讲这个案例的摘要，第二个，这个案例涉及的议题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判决？他就这样一直问，问到你答不出来，坐下，再换下一个人。他就一直问到大家都很紧张。老师教我们的这些案例，就是刚才许毓仁讲的，人生的故事；每一个案例，都是真实的人生故事，你必须去了解故事里所产生的人的冲突之间，要怎么去解决。
我记得我的老师讲过一句话，我问了你们这么多，其实，法律只有一个字，叫做 reasonableness，就是“合理”这两字。你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去追求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我听懂了。
英国老师不怕你知道题目，但要你有自己的答案
我到英国念博士以后，教育又不一样了。
每次要考试，大家都知道题目是什么，因为老师不怕你知道题目。考古题你自己去找，图书馆都找得到。他要考你一样的题目，可是他期待你给不一样的答案。它也不像美国式的考试，各位如果考过美国的 SAT ，或是我们考律师的 LSAT，它是一连串的 multiple choices，限定几个钟头内妳要回答一百题、两百题、或三百题； 美国式的考试，它考你对每件事的快速反应。可是英国它考你的是甚么呢，他考你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就会面对的，人的问题。你要用现在的知识、现在的情境，来回答人类历史上反覆发生的事情，你要怎么去解决？这是另一种训练跟挑战。
人类的问题，几千年来都是一样的。它用不同的形式，出现相同的问题。英国人显然是悟出了这个道理，它的教育告诉你，我的题目就是这几题，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它也不怕你离开教室后再回来写，因为它考的是你的思想，不是课本里的东西。这又是另一种教育。它要训练你面对人类几千年来同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新的思考的方式？
好，那我也很成功的面对我的挑战，三年内拿到 LSE （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
性别刻板印象：前途无量，还是蠢女人？
在 LSE 可以三年拿到学位，算是非常好的学生了。所以当时我考完学位考试，我的指导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对我说"You are a 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你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学者。）听起来感觉不错，在那一刹那间，我就觉得自己应该真的算是有知识的人了，这个世界的知识都在我的脑袋。
结果我走出学校，走在街上，因为没有注意到红绿灯，一台跑车突然紧急刹车在我眼前，那个开车的英国女人非常生气对我说 "You stupid woman!" （你这个蠢女人！)那一刹那，觉得落差怎么那么大，我就从我自己那种菁英的感觉掉落凡间。我想，我在别人眼里还是满愚笨的。那我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我应该还要再学些什么呢？但是因为我父亲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就回来了。
我到政大教书，刚开始教书时，有很多学生，听到最后一堂课，人越来越少，就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我当年还算是受欢迎的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带回来的东西，是以前他们没听过的东西，所以我的指导学生很多，我的学生也很多，我每天也忙着教育他们。
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结婚了，他说他没有司机，我就说我去帮你开礼车。你们大概没有经验过，有人开结婚的礼车还开错路的！我连礼车都开不好。我这个朋友，是位年轻的律师，而且是非常杰出的律师，刚好在协助国家谈判智慧财产权，他就说，蔡英文那你就代班一下。我就从那里代班了15年。
这15年，就是我的谈判生涯。
15年的谈判生涯，看遍国际政治冷暖
这15年间，我到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不一样的谈判者，有些是很老练的，有些很锐利，也有人一走进这房间，第一句话就跟你讲“This is NOT negotiable! （这个没有办法谈）。”对手会说：“如果不能谈，那你人在这里干嘛？”你看到的是，当处理人的利益冲突时，各式各样的人他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面前的问题。在日内瓦谈判最兴盛的时候，日内瓦有成千上万个人，每一天都在开会，每一天都在谈判，他为的是什么？为了产出一套国际贸易法则，包括公平贸易。
动员了这么多人，多少个回合的谈判，谈出了两万多页的文件，全球所有的贸易和产品，全部都在这两万字里。这个组织，在早年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叫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叫 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他的名字后来被人家改了，叫 General Agreement on Talks and Talks（一谈再谈的总协定），就是不断地谈。那这是一个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经验，也就是你在一个不断地谈的过程中，去把这个距离这么大的两个人、三个人，把它缩小到有一天坐下来说：We have a deal. （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个需要的是什么？靠的是耐心，跟你的 creativity（创造力）。创造力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在所有的困难里面，你常常看到僵局，但是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靠你的创造力，靠你的耐性和你的体力。有时候是比体力的，那个我们常常在美国谈判谈到三更半夜才有一局和局，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谈判员累了，但是台湾的人历经了时差，到了晚上，华盛顿 DC 的12点，精神正好。
在我的谈判年代里，我很深的感受到人家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人眼中的台湾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遇到的一场谈判，是美国有一个计画是要给他们的农业补贴。我就说他们给农业补贴，可是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国内农业补贴啊，但是他说你不行，你违反国际协议！我就很生气跑去问我们入会的那个主席，是一个英国的大使，说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我们不可以呢？
这个英国的大使，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说 "My dear, 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do what I say. This is NOT a place you do what we do." （亲爱的，这里是一个你们听我们话的地方，不是我们做甚么，你们也可以做甚么的地方。）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强权的时代。国际间就是一个强权，你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台湾呢，是一个贸易大国，是一个政治小国，最弱最弱的谈判者，典型就是这样。你是贸易大国，所以你的脖子是掐在别人的手上；但是你是一个政治小国，你就没有政治的 leverage （政治影响力）来谈判，你的谈判的空间跟筹码，是有限的。
这种情势呢，在一个讲究多边主义的组织里，你还可以勉强维持住，因为多边主义不可以在贸易国之间有歧视。但是到了今天，21世纪，这个国际规则改变了，也就是台湾将不会受到国际多边主义的保护，因为已经进入到双边 FTA 的时代了，这就是台湾现在最困难的处境。 那，外国人怎么看台湾？
反正所有最严格的规定，都放在台湾。叫台湾先接受。接受完了以后再跟韩国说：“台湾接受了。”韩国接受了以后，再去找日本说：“台湾跟韩国都接受了，你日本要不要接受。”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现实，在国际社会的现实。
但是，我们台湾人在忙什么呢？
有位美国的外交官，副国务卿曾经跟我讲过，那时我已经是陆委会主委。他说，“我不太了解你们台湾”，照理讲，一个海岛中求生存的人，它应该是团结起来往外看；历史上的这些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甚至英国，都是往外看的国家。但是他说，“我真的看不清楚你们台湾人，为什么站在台湾的边缘都往内看，而且都自己杀成一团呢？”
我们是不是要问我们自己：外国人为什么这样看我们？
那我们自己又怎么办呢？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我也知道，有一天我做总统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刚才也有人提到，台湾的政治为什么是这么样的纷扰，这么样的不规律？为什么台湾人就是不能团结呢？而且这个国家是最需要团结的。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最需要团结的，是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却是最对立的。
移民社会，最需要找寻共同点
这个国家是有对立、是有分裂的种子，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电视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叫做 "Immigrant Nation, Divided Country"，如果你是一个移民社会，因为先来后到，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跟历史的记忆，就很可能有分裂的因子在这样的国家里面。
这种国家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找寻的是 commonality，就是共通点。这种国家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是一个机制，可以解开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冲突。那现代的社会最好的机制是什么？就是民主机制。这个国家需要一种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愿意坐下来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国家还需要一种态度，叫做包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因此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的遭遇，跟历史的记忆，那大家是不是就应该要包容。这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让民主的机制可以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语言，跟解决问题的共同机制。
那这个国家最不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国家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公平的选举、需要一个优质的选举，而不能在选举的过程中，造成国家的撕裂跟分裂。但是很可惜在过去的几场选举里，我们都经历了这种撕裂。
台湾从2000年到现在，其实历经了一个民主的转型期，因为从威权到民主，它有个过渡期，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所以很多威权时代的东西都还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次一次的清，一次一次的清，但是这每一次留下来的东西都造成我们社会的冲突。
解放思想，才能把国家从困境中救出
所以我还要再讲一遍，今天台湾社会其实已经成熟，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民主机制，我们需要好的司法体制，我们需要的是成熟的选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跟理解的心情。现在的你们，不论你现在是三十岁还是二十岁，至少你的老师没有告诉你反攻大陆是唯一的选项嘛！所以，你们的思想，其实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被解放的，比我们这个时代来得更自由。
所以也难怪，我们去年有三一八学运，今年有课纲，真的不禁要叹一口气说，英雄出少年。你看一下台湾的历史，台湾人最大的本性是什么？有个日本的总督说，台湾人很难治理啊！为什么？台湾人就是叛逆性特别强。有叛逆的个性，才有求生存的意志，而台湾人就是要有求生存的意志，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国家，从现在这种困境里面救出来。
这里是讲女力时代，我还是讲一些女性的事情。我2008年做民进党主席，民进党里自己都吓一跳，因为长久以来，民进党被看作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党。那2008年找来一个不太会讲台语的，然后讲话是她的群众听不懂的，而且更糟的一点，她是个女生，来做主席。这样回想起来，我也不禁觉得，民进党真的不错！民进党有那种台湾人叛逆的特质，叛逆到决定找一个女生来做党主席。
推荐阅读：从欧美看台湾！女人参政让社会更好
民进党叛逆到选出一个女性，来做党主席
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我的群众，不太知道要和他们讲什么；他们想听什么，我也实在抓不准。 但现在我也会问台下说“是不是？”、“好不好？”这是一种和公众沟通感情的方法。我们现在的选举经费怎么来？就是靠那只猪嘛！我每次在街上，就会有人塞给我一只猪，说：“主席，这只给你！”
你知道吗？那只塞满十块钱铜板的猪到底有多重吗？结果前几天，有人送我一只猪，那个人很有心，他把它一张张的纸钞折得细细的，里面充满了50张一千块的纸钞，我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竟然有人有这个心。
有一次募款餐会，一个餐位一万块，我一桌桌去喝水敬酒，有一桌的人跟我说，他们这桌其实是坐了一百个人，因为他们一个人付不起一万块，就十个人凑一万块，然后派一个人来吃饭。这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这个党其实是群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政党不会分裂，因为他的群众不会分裂。
这个党有可能会失败，但是这个党会回来，因为他的群众会鞭打他、会骂他，让他回来。所以民进党从2008年历经了这样困难的局面，它会回来。
带领民进党，叫他们都坐下来谈
那你会问说，那主席妳怎么带他们呢？我只做一个决定，就是他们事情没决定好，我就叫他们坐在那里，把事情决定再出来。这就是我过去谈判的训练。
妳要让他们坐下来谈，谈出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一个结论。在政治上，没有说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选项一定是很多的，而我那个苏格拉底式的老师告诉我，所有的社会现象，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性”。
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就是合理性。今天的民进党有派系，但是派系是团结的，今天的民进党内部有冲突，可是面对外面的时候大家是团结的，这就是我的领导。
去年我们打完九合一大选之后，整个党发现“我们为什么打胜仗？”然后他们开始回想，原来主席在过去，从2008年是怎么样布局，我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比如说萧美琴带着她的猫离乡背井到花莲去，今天花莲是民进党最困难的地方，可是萧美琴在花莲很可能就会选上立委。
被我派到桃园去选市长的郑文灿，他前一次去选县长的时候，因为民进党情势坏到不能再坏，没有人要选，郑文灿是我的文宣部主任，我就说：“那你就去好了。”选前58天他就去选，输了四、五万票。第二次他又去选立委，输了更多。第三次他再去选市长，我看着他想说，“这次他再选不上，不晓得他要怎么样面对。”结果选前两天他告诉我，“主席，妳要有心理准备，后天当选的人可能是我。”我们全党的人都觉得怎么可能，结果他选上了。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基隆的林右昌身上，基隆是民进党最艰困的地方，第一次选市长选输了、第二次选立委也选输了，第三次选市长他竟然大赢。
失败了再站起来，年轻人真的够强悍
这个党的年轻人真的够强悍，失败以后他再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失败，他再站起来一次，一次又一次失败以后，他最后会成功的。这就是台湾社会现在最需要的精神，台湾教育都教小孩说不能失败，但是我们应该告诉小孩子说，失败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现在的台湾社会，就是一个必须要从以前的风险低、算成本、算毛利的时代，走上高风险的时代，而这个高风险呢，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你才会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人要扶你，就像我一直站在郑文灿、林右昌、萧美琴后面，让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可以再站起来。而政府，就应该担任这个角色，我如果可以成功担任民进党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国家，我也可以担任这个角色。
最后，你问我说，我看到的台湾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只要这里的人，有这个意志力，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可能。台湾人的创造力其实很不错，但是我们不够自我解放，必须打开自己的心胸，让台湾的创造力出现，才能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台湾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才会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选项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