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谈“我眼中的台湾”。她肯定自己将是影响台湾未来发展的人,她说:“我要为台湾找出大家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

今天我坐在台下听,我其实满高兴的。三十几岁的人,甚至像刚才有一位十六岁的年轻人,可以把自己表达得这么清楚! 这是我那个年代没有办法想像的事情。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同学不知道,这个人将来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念完博士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书不要念太多,妳连话都说不清楚。”我做党主席的时候,我们的支持者在底下都说:“主席,听无啦!讲台湾话啦!”常常主席讲了很久,底下一片茫然,不晓得妳在讲什么。

我的人生跟我的经历,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今天我在选总统,而且是第二次选总统,而且,我还满可能当选总统的。

但是我必须讲清楚,我没有立志要卖咸酥鸡!我也没有立志要卖咖啡!虽然我喜欢喝咖啡,不喜欢吃咸酥鸡。但是,我真的没有立志要做总统!这个我可以发誓。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想过要做总统这个事情。但是我还是再强调一遍,我现在在选总统,而且我真的很有可能选上总统。(注:盐酥鸡与咖啡的发言源自前两位讲者,分别为生态绿创办人余宛如:“力推公平贸易咖啡与农产品”TEDxTaipei 创办人许毓仁:“在高雄夜市长大,小时立志卖咸酥鸡。”请见:蔡英文X许毓仁X余宛如女力时代对话

先讲讲我的人生历程吧,这决定了我怎么样来看台湾。将来,我也可能是影响台湾发展的那个人。(同场加映:“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让国家更好是我最执着的梦想”南韩第一位女总统 朴槿慧

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台大法律系

我是台大毕业的。台大法律系毕业。近来,台大法律系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我是完全不一样的台大法律系。

我记得,我台大法律系念到第四年,要结束时最后一科的考试;考完这一科,我们所有学程就完成了。这科的考试,叫做法理学,也就是法律哲学,是所有的法律学里最困难的一堂课。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在台大法律系念了四年,我究竟念懂了多少,我自己都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法理学考完了,大家从教室出来,有些人心里是很沉重的,我有一个同学从后面赶过来,然后拍了我的肩膀一下,他说:“蔡英文,我今天终于报仇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考完试他说他报仇了?

他说:“我在台大念了四年,都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今天这张考卷,他一定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这就是我们当年念台大法律系的人共同的感觉。他一语道尽。

18岁的年轻人,进大学,就学法律!各位你知道法律是什么吗?法律是人生经验的总结,是你生活的法则。但是人生经验不太充足的人,就开始学法则,你如何能听得懂呢?

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在那样困难的年代里,创造出来、可以生存下来的人,将来一定可以在社会生存!听不懂,你竟然可以写完考卷、拿到那样的分数。那个年代,台大法律系的学生被称为“永远当不掉的学生”。就是 survivor (生还者)。就是你要求生存。求生存这样的事情,就是大家就这样毕业了。

老实讲,台大毕业后我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我父亲说,妳就陪我好了,妳不要再出国念书了。可是我想想,我从小到大,就住在中山北路;我的上学呢,就在长安国小,后来在吉林国小;国中呢,就去念了北安国中;然后高中呢,我去念中山女中……就在那个中山区的范围而已,那就是我的人生。我想想,我的人生就在中山区吗?喔,还有屏东,因为我们每一年都要回去扫墓。我父亲会带着我们回去扫墓。

所以我就想,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的人生就是中山区,和屏东家乡吗? 我决定告诉我父亲:“我还是出去一下好了。”我的父亲说:“妳真的不要去,妳要买什么车,我都买给妳;妳只要不出国,我什么都好。”我要出国的时候,我母亲在飞机场流着眼泪:“妳如果觉得太困难了、生存不下去,妳就赶快回来,不要紧的。”可是我告诉我母亲,我这一去,几年之后会念完硕士、几年之后会念完博士。我妈妈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从小到大书念得不太好的人,可以很精准地告诉妳说她什么时候要念完什么、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也确实按照时间表、照表操课,念完我的博士就回来了。(推荐给你:留学长路:培养直视自己灵魂的能力

我在康乃尔:“苏格拉底式的教育”

我到美国以后我就发现,为什么美国人讲英文──英文是我不熟悉的语言,可是老师讲的东西,我都听得懂?可是在台湾,老师讲的语言我听得懂,可是她讲什么我却听不懂?那就是教育的方式真的不一样。

我在美国受的教育,叫做“苏格拉底式的教育”。

什么叫“苏格拉底式的教育”?通常我们上课,差不多有四五百人坐一间教室,上课前老师会给你作业,大约有五、六个案例。然后上课时,从第一个案例开始,就把你叫起来讲这个案例的摘要,第二个,这个案例涉及的议题是什么?法律是什么判决?他就这样一直问,问到你答不出来,坐下,再换下一个人。他就一直问到大家都很紧张。老师教我们的这些案例,就是刚才许毓仁讲的,人生的故事;每一个案例,都是真实的人生故事,你必须去了解故事里所产生的人的冲突之间,要怎么去解决。

我记得我的老师讲过一句话,我问了你们这么多,其实,法律只有一个字,叫做 reasonableness,就是“合理”这两字。你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去追求一个合理的解决。这我听懂了。

英国老师不怕你知道题目,但要你有自己的答案

我到英国念博士以后,教育又不一样了。

每次要考试,大家都知道题目是什么,因为老师不怕你知道题目。考古题你自己去找,图书馆都找得到。他要考你一样的题目,可是他期待你给不一样的答案。它也不像美国式的考试,各位如果考过美国的 SAT ,或是我们考律师的 LSAT,它是一连串的 multiple choices,限定几个钟头内妳要回答一百题、两百题、或三百题; 美国式的考试,它考你对每件事的快速反应。可是英国它考你的是甚么呢,他考你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来就会面对的,人的问题。你要用现在的知识、现在的情境,来回答人类历史上反覆发生的事情,你要怎么去解决?这是另一种训练跟挑战。

人类的问题,几千年来都是一样的。它用不同的形式,出现相同的问题。英国人显然是悟出了这个道理,它的教育告诉你,我的题目就是这几题,你告诉我你的答案。它也不怕你离开教室后再回来写,因为它考的是你的思想,不是课本里的东西。这又是另一种教育。它要训练你面对人类几千年来同样的问题,你有没有新的思考的方式?

好,那我也很成功的面对我的挑战,三年内拿到 LSE (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学位。

性别刻板印象:前途无量,还是蠢女人?

在 LSE 可以三年拿到学位,算是非常好的学生了。所以当时我考完学位考试,我的指导老师是非常有名的学者,他对我说"You are a young and promising scholar."(你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学者。)听起来感觉不错,在那一刹那间,我就觉得自己应该真的算是有知识的人了,这个世界的知识都在我的脑袋。

结果我走出学校,走在街上,因为没有注意到红绿灯,一台跑车突然紧急刹车在我眼前,那个开车的英国女人非常生气对我说 "You stupid woman!" (你这个蠢女人!)那一刹那,觉得落差怎么那么大,我就从我自己那种菁英的感觉掉落凡间。我想,我在别人眼里还是满愚笨的。那我就开始觉得,这个世界我应该还要再学些什么呢?但是因为我父亲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就回来了。

我到政大教书,刚开始教书时,有很多学生,听到最后一堂课,人越来越少,就是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我当年还算是受欢迎的老师,因为这个老师带回来的东西,是以前他们没听过的东西,所以我的指导学生很多,我的学生也很多,我每天也忙着教育他们。

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结婚了,他说他没有司机,我就说我去帮你开礼车。你们大概没有经验过,有人开结婚的礼车还开错路的!我连礼车都开不好。我这个朋友,是位年轻的律师,而且是非常杰出的律师,刚好在协助国家谈判智慧财产权,他就说,蔡英文那你就代班一下。我就从那里代班了15年。

这15年,就是我的谈判生涯。

15年的谈判生涯,看遍国际政治冷暖

这15年间,我到了很多国家,看了很多不一样的谈判者,有些是很老练的,有些很锐利,也有人一走进这房间,第一句话就跟你讲“This is NOT negotiable! (这个没有办法谈)。”对手会说:“如果不能谈,那你人在这里干嘛?”你看到的是,当处理人的利益冲突时,各式各样的人他用各种方法来解决面前的问题。在日内瓦谈判最兴盛的时候,日内瓦有成千上万个人,每一天都在开会,每一天都在谈判,他为的是什么?为了产出一套国际贸易法则,包括公平贸易。

动员了这么多人,多少个回合的谈判,谈出了两万多页的文件,全球所有的贸易和产品,全部都在这两万字里。这个组织,在早年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叫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叫 GATT(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他的名字后来被人家改了,叫 General Agreement on Talks and Talks(一谈再谈的总协定),就是不断地谈。那这是一个我人生很重要的一段经验,也就是你在一个不断地谈的过程中,去把这个距离这么大的两个人、三个人,把它缩小到有一天坐下来说:We have a deal. (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

这个需要的是什么?靠的是耐心,跟你的 creativity(创造力)。创造力很重要,也就是说你在所有的困难里面,你常常看到僵局,但是你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靠你的创造力,靠你的耐性和你的体力。有时候是比体力的,那个我们常常在美国谈判谈到三更半夜才有一局和局,为什么?因为美国的谈判员累了,但是台湾的人历经了时差,到了晚上,华盛顿 DC 的12点,精神正好。

在我的谈判年代里,我很深的感受到人家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人眼中的台湾是什么?比如说,我那时候遇到的一场谈判,是美国有一个计画是要给他们的农业补贴。我就说他们给农业补贴,可是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国内农业补贴啊,但是他说你不行,你违反国际协议!我就很生气跑去问我们入会的那个主席,是一个英国的大使,说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我们不可以呢?

这个英国的大使,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他说 "My dear, this is a place where you do what I say. This is NOT a place you do what we do." (亲爱的,这里是一个你们听我们话的地方,不是我们做甚么,你们也可以做甚么的地方。)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强权的时代。国际间就是一个强权,你有多少实力说多少话。台湾呢,是一个贸易大国,是一个政治小国,最弱最弱的谈判者,典型就是这样。你是贸易大国,所以你的脖子是掐在别人的手上;但是你是一个政治小国,你就没有政治的 leverage (政治影响力)来谈判,你的谈判的空间跟筹码,是有限的。

这种情势呢,在一个讲究多边主义的组织里,你还可以勉强维持住,因为多边主义不可以在贸易国之间有歧视。但是到了今天,21世纪,这个国际规则改变了,也就是台湾将不会受到国际多边主义的保护,因为已经进入到双边 FTA 的时代了,这就是台湾现在最困难的处境。 那,外国人怎么看台湾?

反正所有最严格的规定,都放在台湾。叫台湾先接受。接受完了以后再跟韩国说:“台湾接受了。”韩国接受了以后,再去找日本说:“台湾跟韩国都接受了,你日本要不要接受。”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就是我们的现实,在国际社会的现实。

但是,我们台湾人在忙什么呢?

有位美国的外交官,副国务卿曾经跟我讲过,那时我已经是陆委会主委。他说,“我不太了解你们台湾”,照理讲,一个海岛中求生存的人,它应该是团结起来往外看;历史上的这些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甚至英国,都是往外看的国家。但是他说,“我真的看不清楚你们台湾人,为什么站在台湾的边缘都往内看,而且都自己杀成一团呢?”

我们是不是要问我们自己:外国人为什么这样看我们?

那我们自己又怎么办呢?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我也知道,有一天我做总统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刚才也有人提到,台湾的政治为什么是这么样的纷扰,这么样的不规律?为什么台湾人就是不能团结呢?而且这个国家是最需要团结的。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最需要团结的,是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却是最对立的。(推荐阅读:真正能改变台湾的,是大多数人愿意做微小的改变

移民社会,最需要找寻共同点

这个国家是有对立、是有分裂的种子,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的电视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叫做 "Immigrant Nation, Divided Country",如果你是一个移民社会,因为先来后到,有不同的历史背景跟历史的记忆,就很可能有分裂的因子在这样的国家里面。

这种国家最需要什么?最需要找寻的是 commonality,就是共通点。这种国家最需要什么?最需要的是一个机制,可以解开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冲突。那现代的社会最好的机制是什么?就是民主机制。这个国家需要一种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愿意坐下来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这个国家还需要一种态度,叫做包容,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因此我们有不同的历史的遭遇,跟历史的记忆,那大家是不是就应该要包容。这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就是让民主的机制可以是一个大家共同的语言,跟解决问题的共同机制。

那这个国家最不需要的是什么?这个国家最不需要的就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公平的选举、需要一个优质的选举,而不能在选举的过程中,造成国家的撕裂跟分裂。但是很可惜在过去的几场选举里,我们都经历了这种撕裂。

台湾从2000年到现在,其实历经了一个民主的转型期,因为从威权到民主,它有个过渡期,我们没有经过革命,所以很多威权时代的东西都还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次一次的清,一次一次的清,但是这每一次留下来的东西都造成我们社会的冲突。

解放思想,才能把国家从困境中救出

所以我还要再讲一遍,今天台湾社会其实已经成熟,我们需要的是好的民主机制,我们需要好的司法体制,我们需要的是成熟的选民,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跟理解的心情。现在的你们,不论你现在是三十岁还是二十岁,至少你的老师没有告诉你反攻大陆是唯一的选项嘛!所以,你们的思想,其实是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被解放的,比我们这个时代来得更自由。

所以也难怪,我们去年有三一八学运,今年有课纲,真的不禁要叹一口气说,英雄出少年。你看一下台湾的历史,台湾人最大的本性是什么?有个日本的总督说,台湾人很难治理啊!为什么?台湾人就是叛逆性特别强。有叛逆的个性,才有求生存的意志,而台湾人就是要有求生存的意志,我们才能够把自己的国家,从现在这种困境里面救出来。

这里是讲女力时代,我还是讲一些女性的事情。我2008年做民进党主席,民进党里自己都吓一跳,因为长久以来,民进党被看作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党。那2008年找来一个不太会讲台语的,然后讲话是她的群众听不懂的,而且更糟的一点,她是个女生,来做主席。这样回想起来,我也不禁觉得,民进党真的不错!民进党有那种台湾人叛逆的特质,叛逆到决定找一个女生来做党主席。(推荐阅读:从欧美看台湾!女人参政让社会更好

民进党叛逆到选出一个女性,来做党主席

刚开始的时候,面对我的群众,不太知道要和他们讲什么;他们想听什么,我也实在抓不准。 但现在我也会问台下说“是不是?”、“好不好?”这是一种和公众沟通感情的方法。我们现在的选举经费怎么来?就是靠那只猪嘛!我每次在街上,就会有人塞给我一只猪,说:“主席,这只给你!”

你知道吗?那只塞满十块钱铜板的猪到底有多重吗?结果前几天,有人送我一只猪,那个人很有心,他把它一张张的纸钞折得细细的,里面充满了50张一千块的纸钞,我眼泪差一点就掉下来,竟然有人有这个心。

有一次募款餐会,一个餐位一万块,我一桌桌去喝水敬酒,有一桌的人跟我说,他们这桌其实是坐了一百个人,因为他们一个人付不起一万块,就十个人凑一万块,然后派一个人来吃饭。这就是民进党的支持者,这个党其实是群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政党不会分裂,因为他的群众不会分裂。

这个党有可能会失败,但是这个党会回来,因为他的群众会鞭打他、会骂他,让他回来。所以民进党从2008年历经了这样困难的局面,它会回来。

带领民进党,叫他们都坐下来谈

那你会问说,那主席妳怎么带他们呢?我只做一个决定,就是他们事情没决定好,我就叫他们坐在那里,把事情决定再出来。这就是我过去谈判的训练。

妳要让他们坐下来谈,谈出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一个结论。在政治上,没有说只有一个解决方案,选项一定是很多的,而我那个苏格拉底式的老师告诉我,所有的社会现象,追求的就是一个“合理性”。

我们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的解决方案,就是合理性。今天的民进党有派系,但是派系是团结的,今天的民进党内部有冲突,可是面对外面的时候大家是团结的,这就是我的领导。

去年我们打完九合一大选之后,整个党发现“我们为什么打胜仗?”然后他们开始回想,原来主席在过去,从2008年是怎么样布局,我把什么样的人放在什么位置上,比如说萧美琴带着她的猫离乡背井到花莲去,今天花莲是民进党最困难的地方,可是萧美琴在花莲很可能就会选上立委。

被我派到桃园去选市长的郑文灿,他前一次去选县长的时候,因为民进党情势坏到不能再坏,没有人要选,郑文灿是我的文宣部主任,我就说:“那你就去好了。”选前58天他就去选,输了四、五万票。第二次他又去选立委,输了更多。第三次他再去选市长,我看着他想说,“这次他再选不上,不晓得他要怎么样面对。”结果选前两天他告诉我,“主席,妳要有心理准备,后天当选的人可能是我。”我们全党的人都觉得怎么可能,结果他选上了。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基隆的林右昌身上,基隆是民进党最艰困的地方,第一次选市长选输了、第二次选立委也选输了,第三次选市长他竟然大赢。

失败了再站起来,年轻人真的够强悍

这个党的年轻人真的够强悍,失败以后他再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失败,他再站起来一次,一次又一次失败以后,他最后会成功的。这就是台湾社会现在最需要的精神,台湾教育都教小孩说不能失败,但是我们应该告诉小孩子说,失败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推荐给你:小孩跌倒爸妈却笑哈哈?“不怕失败”的法式教育

现在的台湾社会,就是一个必须要从以前的风险低、算成本、算毛利的时代,走上高风险的时代,而这个高风险呢,是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你才会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有人要扶你,就像我一直站在郑文灿、林右昌、萧美琴后面,让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可以再站起来。而政府,就应该担任这个角色,我如果可以成功担任民进党的这个角色,在这个国家,我也可以担任这个角色。

最后,你问我说,我看到的台湾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只要这里的人,有这个意志力,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可能。台湾人的创造力其实很不错,但是我们不够自我解放,必须打开自己的心胸,让台湾的创造力出现,才能创造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台湾所面临的困境,我们才会有很多解决问题的选项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