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的中国女力：重点不是性别，而是你如何运用脑袋制胜

成功、高薪、从事专业工作的女强人数量爆增。在2012年时，全球约有7千万女性靠自己的实力跻身“中上阶层”——高薪、高学历的专业工作者及富裕企业主，或是人数极少的超级富人阶级——而且这个数字正在快速攀升。

7千万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比英国或法国的人口还多，也多过整个罗马帝国的估算人口。这个数字只比1900年的美国人口少一点点，而当时美国已是超级强权。

然而，7千万人也是地球人口中的少数族群。许多已开发富裕国家的女性依旧领着低薪，未来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并且做着让自己不甚愉快的工作。深远的改变发生在精英族群的身上，女性并未在一个庞大的姐妹方阵里同步向前。悲情的是，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女性依旧因为性别而遭受压迫。

在英国《金融时报》的“公司版”（Companies）上，有着管理庞大跨国企业的女性执行长。但是，在同一天，其他报纸则报导了佳纳滋与法丽达的故事。阿富汗19岁的佳纳滋因“通奸罪”入狱，她在被殴打、强暴、怀孕后到警局报案。法丽达也因为“道德犯罪”被关进阿富汗监狱，因为她逃离用铁棒毒打她的施暴丈夫再试图自杀。

在巴基斯坦的乡下，强迫结婚及“荣誉杀人”依旧常见；割除外生殖器的“女性割礼”依旧在非洲各地发生；印度女孩的识字率依旧远低于男孩；沙乌地阿拉伯的女性虽然将可在2015年后获得地方选举投票权，但依旧不能开车。

简言之，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只因她们的性别，依旧活在高度不平等的人生。然而，偶然打开一份《金融时报》，你会发现其他迥然不同的情形也正在发生，而且今日开发中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与广度，远远超过西方。

中国女强人

不论你如何计算，大多数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翁都是中国人，而且是排名很顶层的人——前10名、前20名，以及前50名的人，大多在中国。

以张茵为例，她的财产是欧普拉（Oprah Winfrey）的两倍，而欧普拉是美国最富有的白手起家女性。事实上，张茵高达50～60亿美元的财产，全都来自她在1980年代中期成立的废纸回收事业，而她的初始资本为4千美元。张茵告诉 CNN：“在任何商业交易中，重点不是性别，而是你应该如何运用脑袋制胜。”董明珠的风格更直接，人人都知道，这位中国最大的冷气制造商老板兼畅销商业书作家从不休假，她告诉访问她的人：“我从不失误。我从不承认错误，我永远是对的。”

（资料来源，图片来源）
2015年的胡润百富榜，杨惠妍家族为女性排行第一人，主营行业为房地产，财富为440亿人民币。

董明珠这样的女性是真正的白手起家，她在三十岁出头时失去丈夫，把儿子交给儿子的祖母，搬到正在成长的中国南方，在一间小国营企业找到销售工作。她的表现让她一飞冲天，她让那间公司上市，脱胎换骨成为全球企业。至于陈丽华，则是被上海的《胡润百富》，列为全球排名第3的白手起家女富豪。她因家境贫困，很早就离开学校，先是开了一间小家具修理店，最后连本带利让那间店变成为自己带来40亿美元财富的富华集团。

上述这些都还没算上地产开发的例子。当过记者的吴亚军在45岁左右时，身价已经超过60亿美元。戴秀丽中文系毕业，嫁给一名伦敦教师，在家时和英国家人住在一栋简朴的郊区房子。她也是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靠着开发中国地下商城发迹。或是看看张欣，她是个非常上相、富有魅力的人，在赢得英国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奖学金之前，她原本在香港的组装线工作，后来进入高盛，现在和先生是身价高达亿万美元的豪华公寓社区开发商。

中国爆炸性的成长提供了惊人的契机，不用说，在工资非常低廉的开发中国家，成功女性负担得起许多家庭帮手。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今日开发中世界与同期西方世界的两相对照：当处于经济转变、富裕程度相等的时期，两边的女性同样可以依靠人数众多的低薪佣人阶级。

一个世纪以来

中国目前已是庞大的经济体，但是2000年代的每人所得，依旧只有美国一世纪前的水准。即使如此，在美国经济正在起飞的1900年代初期，美国并没有半个董明珠或吴亚军这样的女性。即使到了1910年，美国也还是没有任何高等或地方女法官，或是任何女兽医。

中国在这方面确实是佼佼者，〈2009年正大联合国际商业报告〉（The 2009 Grant Thornt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ports）估算，在中国的大型私营事业中，女性约占31％的高阶管理职，这是全球最高的数字，而且这类企业有超过八成会任命资深女经理。不过，中国并非特例。

1910年时，全球没有卢英德（Indra Nooyi）这样的女性；这位在印度出生与接受教育的女性，后来成为百事公司（PepsiCo）的全球执行长。当时也没有像韦妮塔·巴里（Vinita Bali）这样的女性，她让印度的食品制造商大不列颠工业（Britannia Industries）起死回生，占据35％的印度饼干市场。

1910年时，也没有像基兰·玛兹穆德肖（Kiran Mazumdar-Shaw）这样的女性，成立了全印度与全亚洲最大的生物科技公司。也没有人像沙乌地阿拉伯的纳赫德・塔赫（Nahed Taher），她是第一位中东银行总裁，而且也是共同创立者。1910年的美国没有这样的女性，欧洲各国也没有这样的女性，全球各地都没有。

但这并不是说今日的开发中国家，对女性一贯抱持着开明的态度，其实正好相反。我的朋友帕德玛・德赛（Padma Desai）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她是哈佛博士，成长于印度乡下。在那样的地方，女孩如果年纪轻轻就成为寡妇，将是无底的地狱深渊，许多人没几岁就得面临这种命运。帕德玛在回忆录里解释：“印度男人不会娶寡妇或离过婚的人，那在印度文化里是严重耻辱。”无子寡妇别无选择，只能卑躬屈膝，看哪个亲戚愿意收容。

帕德玛的回忆录便是献给这位“受苦受难的卡琦”，在帕德玛小的时候，卡琦是她叔叔的遗孀，虽然她疼爱孩子，但“不过是家中的影子。我不记得卡琦穿过凉鞋，但她好像也不需要，因为她几乎不曾离家……她永远包着头，她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她的头发被剃掉。”

印度和中国一样，一直到了相当近代，女孩没有多少价值，她们在出生后可能只是编号，例如大女儿、二女儿……没有自己的名字。许多中国家庭依旧重男轻女，一直到晚近的1990年代，“解决掉”（也就是杀掉）不受欢迎的新生女婴，在乡下地方显然仍是常见做法。

多数开发中国家离男女全面平等还很遥远；在许多国家，生儿子依旧比生女儿更值得庆祝。然而，在今日所有繁荣的大型开发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穆斯林印尼等，受过教育及富裕的女性，在高阶就业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泰国不是性别平等的佼佼者；国际机构与学术界主张，该国的传统态度及“文化惯例”阻碍女性成功。然而，在泰国经济中极度重要的家族与私人企业，女性的表现相当亮眼。〈正大联合国际商业报告〉发现，在2009年时，在大型的私人企业（多数为家族企业），有38％的资深职位由女性担任，这让泰国领先全球。

亚当・昆顿（Adam Quinton）在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工作多年，他支持让高层多元化、让更多女性加入；他曾在亚洲工作数年，担任亚太研究主管。依据他的经验，“那里有许多成功的女性，她们的表现很突出，是女性没什么关系，那不是问题。只要优秀，不论你是男性或女性都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接受，没有多少过往残留的性别歧视。”

今日顶尖的亚洲跨国公司的确如此。在一世纪前的西方世界，几乎没有女性跻身中产阶级，更别说在商业世界排行顶端。今天，不只是东亚的高度已开发国家，女性得以爬到顶端，就连开发中国家的大量女性，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往上跃升。不论是在中国或印度，跨国公司高层的女性经理人，人数已经接近邻近已开发国家的数量，而且数量级的增加比一世纪前的美国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