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口中的“你好像越南妹”成了一种过度轻佻的形容词。听作者 Kanghao 拆解新移民污名建构,更懂她们的生活。

前些日子又有六十岁老翁找“小巧可爱”的越南妹一周“嘿咻”三次的新闻。在台湾当代的语境中,无论政治人物如何大力推崇越南新移民,“越南”两个字彷佛成为一个形容词。尤其台湾社会普遍的恐性特质,让那些来自越南的姊妹们,也一同承担莫名其妙的污名。


台湾的政治人物,如:蔡英文就多次拉近与越南新移民的关系,但仍然是好棒棒的台湾好媳妇才有机会被端上台面。
(图片来源:
蔡英文脸书

2014年五月的一份调查,目前台湾对于新移民仍然有诸多歧视,其中几个言论最为严重,包括:(1)“当初先生用多少钱买来的”;(2)“台湾比较好,新移民的母国比较落后”;(3)称呼新移民女性为“大陆妹”、“越南妹”;(4)认为新移民妈妈要得到帮助,避免她的子女将来成为社会问题;(5)认为新移民妈妈给孩子的教养一定比较差;(6)把“卖淫”、“虐待公婆”、“赚钱统统寄给娘家”等形象与新移民女性画上等号。



(图片来源:ZIH TUNG,CC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到底有多少人实际接触过所谓的“越南妹”?我想这个数字应该远少于我们每个人吃过的越南牛肉河粉,可是为什么提到“越南来的”,很多人都很自然地想到各种污名呢?到底新移民女性是如何被建构为“越南来的坏女人”?

俗又大碗的越南妹

如我前面所说,到底有多少道地台湾人亲眼目睹新移民女性从事性工作产业?有多少台湾人曾亲身让新移民女性提供性服务?新移民女性承担“越南妹”、“假结婚,真卖淫”这类的“坏女人”的集体国族污名是从何而来?

一般而言,台湾的商品化跨国婚姻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不均衡的发展有关,越南女性来到台湾多半会希望可以赚取足够的外汇,促进位居世界体系边陲母国的经济发展。有些越南女性在家乡谋生困难,而藉由仲介的安排,或自行寻求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跨越国家边界,到他国另谋工作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来台湾的菲律宾移工、去中国的台商,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在性产业中,也有类似的状况:

廿一岁的“金莎”被控制卖淫一段时间后,逃到台中打工谋生。她说,当初讲好,以假结婚方式来台到工厂打工,工资与仲介的“老板”均分,但她一到台湾,就被送到 KTV 店上班陪酒。(联合报,〈打死我 都不会再来台湾〉,2006年11月27日)

可是,台湾移民署以“保障合法,打击非法”的原则,说要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秩序,把这些来台湾从事性工作的越南女性,视为是从事“非法工作”的移民。再加上媒体上所呈现的越南妹形象,指称她们为“来台捞金”的“越南妹”,国家与媒体共同联手把她们定调为落后种族、非法公民与卖淫坏坏的“坏女人”。

媒体功能之强大,不只扮演资讯的传播者,更是塑造新移民女性形象,以及建构道德评判标准的主要推手。媒体透过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加上标题与新闻内容特别强调新闻事件主角的移民身分,使得台湾的阅听人,把外国女性(以前是东欧、俄罗斯的金丝猫,现在则是越南妹与大陆妹)跟卖淫的刻板印象连结在一起,打造出“想像中”的低劣他者,并且其随即带来危及国家安全与干扰社会秩序等恐惧感。

我用“越南妹”或“越南”+“卖淫”为关键字搜寻新闻,来看看越南妹在媒体中呈现的是何种形象。

(一)悲惨的受害者

“大约两年前,我被蒙上眼睛带到海边,搭船偷渡到台湾。”小夏说,当时只听到有人进出船舱,最后听到“要上岸了,小心一点”;就这样,她被转卖给台湾人蛇集团接客卖淫,从客人口中知道她在高雄。小夏说,除了每天至少接客十余次,还得应付人蛇集团的性需求成泄欲工具,过着生不如死生活;“若有不从,即被打得皮开肉绽,不给饭吃,还扣我卖身的钱。”(联合报,〈越女辗转被卖 12岁沦性奴〉,2008年2月1日)

 

 

四名越南籍女子遭人蛇集团以来台湾当“槟榔西施”打工为饵,诱骗来台后控制行动强迫她们接客卖淫,其中三名女子今天凌晨趁隙逃出火坑……(联合报,〈4越南妹上当 来台卖槟榔变卖淫〉,2001年6月1日)

新闻媒体把来台的越南女人都描述成被动的受害者,是被人蛇集团、仲介拐骗到台湾从事性工作的悲惨女人。媒体大多把矛头指向由台湾人经营的人蛇集团与仲介,认为从事非法仲介与卖淫事业是罪大恶极,令台湾蒙羞的行为。甚至还出现台湾女人(台湾婆婆自己当经纪人、仲介)逼迫越南女人(越南媳妇)从事性工作被判刑的案例(联合报,〈媒介越南媳妇卖淫 婆婆判刑〉,2004年11月19日)。以上这类把性工作者当成是“无能为力的受害”的新闻,说明了许多新移民女性是在被逼逼、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事性工作。

台湾的相关政策法令应该如何制止这类的人口贩运,而非拿单独新移民女性开刀,就是现在最急迫的事情。


(图片来源:ZIH TUNG,CC

(二)便宜又大碗、敢玩、敢脱、叫老公

在媒体上,有一类的猎奇新闻与“越南妹”最为相关,就是极尽所能地写出“暗藏春色”的实况报导。请看以下新闻:

台南县新营的阿伟是小吃店常客,每次找酒伴时,总不忘提醒对方要穿短裤,“方便小姐伸手嘛!”阿伟说,小吃店的越南女子大多二十几岁,敢玩、敢脱,“不到三分钟就叫客人‘老公’了,还会偷袭客人,很刺激!”(联合报,〈椰汁撞奶 猪鬃洗脸〉,2007年11月4日)

 

原本雇用“三个100”(指年龄大的陪酒女子)的酒家及KTV,统统转而找这些“便宜又大碗”、敢玩敢脱的年轻外籍兵团,苟延残喘的色情行业春风吹又生……“猪埔仔”仍是寻芳客的乐园。(联合报,〈入夜猪埔仔 中坜“华西街”〉,2008年7月30日)

大部分的媒体对于越南性工作者的报导还是趋向将她们建构为“敢脱”、“敢玩”、“为了钱什么都敢做”的“捞金女”形象。我们继续看媒体是如何报导她们提供的性服务内容:

由越南籍女服务生与男客大玩掷骰子游戏,男客输了付100元,女侍输了就脱衣。男客一次若出500元,女服务员就要在一首歌内脱光光……(联合报,〈KTV玩脱衣 包厢还装监视器〉,2014年5月1日)

 

外籍女子为了赚钱,给个一、两百元小费,弹奶头、拔阴毛都可以配合(联合报,〈识途老马闻香来〉,2007年11月4日)

此外,她们还被说成是(1)标榜性交不戴套,让男人受不了的一群人,是爱滋病感染的高危险群(时报周刊,〈越南妹卖春不戴套 万名嫖客恐染爱滋〉,第1178期),是(2)背叛婚姻,从事性工作的坏女人(联合报,〈这群越南妇 背着老公脱衣陪酒〉,2006年1月12日),是(3)爱慕虚荣的拜金坏女人(联合晚报,〈越南女大包小包 都是LV〉,2007年8月10日),是(4)勾引有妇之夫,让男人“晕船”的坏女人(联合报,〈倒贴被劈腿 抓包遭毒打〉,2010年9月15日)。

新闻媒体的立场与官方是一致的,但都经过选择性呈现,以八卦猎奇式的报导方式,一方面满足台湾阅听人对“坏性”的集体窥癖欲,另一方面也顺利将她们的“坏性”当成是台湾社会的威胁者,更进一步维护台湾社会认为“一夫一妻的性爱与家庭”才是最优的意识形态。官方永远都只呈现那些好媳妇、好妈妈、好棒棒的越南女人,至于从事性工作的越南女人,几乎只会出现在媒体的猎奇报导中。国家、社会也从来不去正视性工作者的权益与被性剥削女人的处境。

“越南妹”(越南坏女人)的形象一旦确立,我们很快地就可以发现“性”其实是区分国族认同很重要的指标。

某个越南女性只要她被发现是从事性工作的“坏女人”,国家、社会与媒体,一律说是“越南来的”,而完全否认她是已经是领有身分证的台湾人(或因婚姻关系领有居留证的准公民)。也就是说只有好媳妇、好妈妈、好棒棒的越南女人才“有资格”被当成台湾人看待。但我们不应该太急着去区分出谁是不是台湾人,谁有资格成为台湾人,应该要打破国族认同的迷思,去关心那些受压迫、剥削与歧视的人。(推荐阅读:新移民女性与台湾人的文化难题

假结婚严重,还是真卖淫严重?

还有一种媒体所建构的污名,我相信在台湾人人都能朗朗上口,就是“假结婚、真卖淫”。不过我们也可以继续追问,到底台湾人在乎的是假结婚,还是卖淫?(同场加映:“离开妓院,我们就没有家了”孟加拉性工作者的真实人生

(一)台湾人在乎的是卖淫

在新移民女性来到台湾前,都需要经过个别面谈。以前,有些面谈官就曾因询问男女双方的内裤颜色为何、做爱次数、喜欢什么做爱姿势等涉及性隐私的细节而惹出争议(中时电子报,〈黑心面谈?再涉隐私 从重议处〉,2007年1月4日),甚至我认识的越南姊妹也告诉我,她们也被问过“有没有射在里面?”、“那天有没有流血?”、“有没有戴套?”等令她们感到“害羞”的问题。

这些问题显示“性”、“亲密关系”成为是否为假结婚的判准。尽管现在法令规定不允许询问这类涉及隐私的问题,但面谈官与专勤科员仍然会透过其他方式,如:是否有居住事实、检查卧房与衣柜或二次面谈来判断婚姻的真实性。

当性成为一种“敏感”、“不可问的隐私”,“恐性”的社会氛围将使国家无法再透过性来判断婚姻的真实与否时,可是国家对于有疑虑的婚姻关系,还是会用一连串的家访、突击检查等探查措施(注一),来确保新移民女性与她的丈夫之间的婚姻关系是“真的”。这些难道只是为了证实婚姻的真实性吗?还是国家与社会在乎的其实是:万一是假结婚,新移民女性将会从事非法打工或坐台陪酒、卖淫的行为?(推荐阅读:媒体猎巫启示录:捍卫你的性权益

假结婚与否不一定真的令人困扰,对于婚姻真实与否的判断也不一定能够立即一刀两断地区分何为假、何为真。越南姊妹阿风就曾告诉我:“有多少人刚嫁来台湾就可以跟老公处得很好?还不是就慢慢培养感情?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就习惯了。所以,我觉得问是真的爱我老公还是假的这个问题很笨,有些台湾人就是一天到晚怀疑别人啦!你们台湾女人不是也有一些假结婚,去骗老伯伯的钱的吗?”

简言之,所有感情都是靠培养而来,跨国婚姻不一定就不幸福。


(图片来源:ZIH TUNG,CC

“假结婚”并非国家对边界管制的主要目标,而是对“卖淫”的恐惧,扰乱社会秩序的不是假结婚,而是真卖淫。当“卖淫”成为事实,“围剿”就成为义务。台湾社会要将一切不合时宜的性实践与亲密关系,杜绝在台湾的国家边界之外,而不是正视它的存在,以为将它排除在外,它就会消失。

(二)移动不是原罪:性交易除罪化才是世界潮流

为何“真卖淫”会成为问题?追根究柢,还是要回到女性主义对性工作的争论:卖淫是“性交”还是“工作”?性工作者是毫无动能的“性受害者”,还是具有主动的“性主体”?许多在台湾从事性工作的越南女人,都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是被骗、被拐、被强迫,她们就是为了赚钱,才来台湾工作(联合报,〈假结婚真卖淫/来自越南〉,2003年3月1日)。她们靠着付出劳动换取薪资,并非不劳而获。

前面我提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就是会不断促使人们跨国去寻找较好的薪资与工作机会。以性为交易的服务业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而全球流动的特性却使得“性”在“父权─国族”一体的意识形态下必须以司法与国家机器来管理。性工作除罪化是世界的潮流,是实现民主社会的基本人权,但是只要台湾一天尚未将性工作除罪化,跨国的性工作者就一天不能获得合理的对待,不能被看见,就不得不成为压迫与被歧视对象。移动便是她们的原罪。(推荐阅读:移民妇女美国梦的幻灭!大苹果里的性工作者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