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听听陈宛萱从女强人标签,聊到女人就是要宠爱自己的假女性主义,再到荷兰女人解放背后的现实真相。

刚开始阅读这本书时,心中觉得颇为讶异,忍不住好几次回头检视出版日期,因为主流女性主义着作中以厌女症为主题的书籍,近年来已经很少了,甚至在我刚开始接触女性主义时,就已经多半被当作“历史文献”来阅读。这当然是一件很吊诡的事,因为许多今日亚洲社会中女性处境之恶劣,用厌女症来理解似乎再贴切不过了。

这样一说很多台湾人可能无法接受,毕竟台湾不是在联合国的女性地位评比中名列前茅吗?台湾女性不是已经得到受教育、自由选择婚姻与职业的自由了吗?很多台湾人不是已经开始担心,台湾女性已经拥有太多自由,变得“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了吗? 事实上,这样的忧虑,刚好证明了台湾社会并没有真正地尊重女性选择的权利,主流价值对女性的期许仍十分的狭隘。

更遑论对“好女孩”与“坏女孩”的奖赏与惩罚,仍不断地强殖偏狭传统的(男性)价值观在所有的台湾女性身上,一方面又与亚洲社会保守的道德观、威权主义统治与遵从的传统结合(就其本质来说,也是父权家长制的表现)。一个勇于表达身体自主权的女性很容易就被贴上“随便”、甚至“淫荡”的标签;一个抗拒传统女性角色的女人,就是“自私”、“不会想”,人们觉得可以任意恐吓她说她老了将孤苦无依。

从厌女症到女性主体性的建构

对厌女症症状的清点与反击,在厌女文化仍然盛行的国度自然有它的价值。比如说当社会谴责性侵受害者(“活该,谁叫她自己不检点”)、合理化性暴力(“男人本来就是这样”),厌女症的批判让我们看见这种性侵文化中隐藏的对女性的憎恶,如何系统性地让性侵一再发生,并成为控制女性的工具,将女性永远地捆绑在少数得到男性认可、有助于男性掌权社会存续的角色之中(“好妈妈”、“好妻子”、“好女儿”)。

通过厌女症的批判,在传统社会中对这些限制感到不满的女性,才找到了挑战体制的力量,反击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规训。 她们的下一步,自然就是将解释与设定价值的权力抢夺回来。她们的策略可以是将女性情欲正当化、除罪化,把女人的身体从男性设定的生殖工具意义下解放出来,她可以成为欲望的主体、自己身体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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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要重新定义女人的角色,也就是她不再(只)固守男性社会为她划定的位置,跨越性别分工的疆界。然而这从来就不是一个界线清楚的进程,革命永远尚未成功,女人总是在个别的现实处境中,遭逢不同的困境,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也会有其特别顽强的厌女症症状。

比如说当台湾在内的亚洲社会可以接受女性在事业上进取,与男性一争高下,却对女性身体自主权的抗争特别敏感,也仍坚持女性应继续扮演传统角色,导致许多女人蜡烛两头烧,徒然被在身上揽上经济自主的责任,却无法摆脱家务、教养与照顾的工作。

女强人的陷阱

我们不要忘记,现代女性在婚后继续工作赚钱“分担家用”,其实是有利于维系传统家庭的。也就是说这时代的女人不仅要生养孩子、负担大部分的家务工作与照顾工作,她还必须要在经济上有所贡献,虽然她是否能够在事业上有所表现从来就不是夫家关切的重点。

与传统不外出工作、将所有心力投注于家务的家庭主妇相较,她们只是将部分的薪水所得购买劳务,将它外包给其他(女性)分担罢了。这或许有助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能建立较好的自我形象,却丝毫未曾挑战传统台湾父权社会的结构,因此这样的女性“解放”会被“容许”也不难理解了。

这当然也不只是台湾的问题,事实上第二波女权运动以降,女人在受教育、政治与职场上看似平等的状态,是不是代表着女性已经“被解放”了,一直是争议的热点。我一直觉得这种解放是一种虚假的解放,甚且,它是一种陷阱,它让许多女人以为女性主义的目标已经达成了,女性主义已经不再被需要了,事实上结构性的不平等仍紧紧地掐住所有女人的喉头,让她们无法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需要,传统(男性)社会的价值极少受到批判,甚至得到了强化。

女人被期待像男人一样走出家庭获取成功,却依然承受数千年来一贯的偏见箝制,她们被迫拥抱父权社会的价值观,信仰着竞争、排除异己,像男人一样将自己大部分的人生投入毫无创造性的重复工作,甚至以参与那曾经压迫她们的权力与金钱游戏为荣,此外仍日复一日地为自己“无法兼顾一切”感到挫败、有所欠缺。

“宠爱自己”的假女性主义

我一直相信,女性主义对这世界的贡献,不只是帮助女人脱离明显的性别牢笼罢了,它应该是批判那套父权社会以压迫弱者为代价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最好的工具;女人,以及其他被父权社会推到角落的他者们,是改变这世界最重要的另一种声音。这关键就在于,身为女人的我们要勇于离开那个(父权)社会为我们划定的角落,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不满,去思索去架构一个更公平更正义的世界。

然而离开这个变得越来越“舒适”的角落,当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当“经济自主”成为台湾女性解放的标竿,随之而来就是许多的小确幸诸如买名牌和姊妹淘上餐馆出国旅行,一时间在角落“宠爱自己”感觉起来也挺好的。对某些人来说,这些“快乐”时光结束在她们投入婚姻,突然被残酷的现实(其实就是一直都存在的传统)打得头昏眼花,也有人是在迈入熟女阶段仍小姑独处,才意识到这个社会对不肯扮演传统女性角色的女人,一直充满了敌意。

对我来说,离开台湾来到荷兰,就是我脱离“宠爱自己”假女性主义的转捩点。我还记得一开始我是如何地惊讶于荷兰女人工作时数之少,对事业是如何地不具野心,有许多人把工作视为“赚钱的工具”,支助她们从事自己真正在意的志业。也有很多人热爱她们的工作,却只愿意每周上班两天,因为她们希望有时间“照料家庭”、“陪伴家人”,甚至是“从事自己喜欢的休闲活动”。

荷兰的第四波女性主义

多么反动的一群女人啊,她们怎么可以这么地不知进取,这么心甘情愿地扮演“传统角色”?然而荷兰女人又是最能够表现“解放后的女人”气质的女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们高大强壮个性刚强,说话声如洪钟,完全不管女人必须婉约含蓄那一套剧码,她们骑着脚踏车穿越空旷的原野、忙碌的市街,不顾冷雨风霜,提起重物大气不喘,绝非需要男人伸手相助的弱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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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荷兰女人在工时与收入项目上却远远落后其他先进国家的女性,有高达75%兼职工作,48%的荷兰女人无法经济自主。但这不是因为她们的教育水准或能力不足,也跟荷兰企业是否提供女性友善工作环境没有关连,甚至政府的托育辅助政策也无法左右荷兰女性热爱兼职工作的现象。根据一项针对欧盟女性工时偏好的问卷调查结果,即便可以得到更多托育补助,愿意增加工时的荷兰女性仍不到4%。

对这种状态不满的荷兰女性主义者,如 Heleen Mees 与荷兰经典女性主义杂志《Opzij》总编 Margriet van der Linden,指责这种“兼职女性主义”(part-time feminism),批评荷兰女性并没有真正地拥抱女性主义诉求,只选择性地接受对自己来说容易的面向,而对那些挑战到己身信念的批判装聋作哑,以“选择自由”轻易取消。

然而也有荷兰女性(主义者),相信这正是荷兰女权运动超前其他国家的表征之一,荷兰女人选择不加入这个人吃人的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是一种对这种金钱至上价值观的反抗。她们对“竞争”、对以“成就定义自己”等(男性)价值的毫不在意,开启了女性主体建构的新疆域,而这套女权思想将男性视为伙伴,而非敌人,更彰显它的独特性,因此被某些女性主义者誉为“第四波女性主义”。

事实上不只荷兰女人有这样的想法,在一九七〇年代发表经典《女太监》的澳洲女性主义者 Germaine Greer 也在一个访谈中指出:“妳要知道商业世界并非唯一的世界,一个女人要享受她的职业生涯,必定要经由不同的范式。商业世界实在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不管不爱工作是不是反动的表现,荷兰女人的快乐指数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矛,显然赚钱多寡不影响她们的自我形象塑造。偏爱兼职工作也不只是家有幼儿妇女的专利,许多独身女性也选择兼职工作,小孩长大后返回专职工作的荷兰女性也十分稀少。

“挺身前进”还是“选择快乐”?

当然荷兰女性可以选择兼职工作也需要适当的社会条件,比如说相对高的最低工资限定,兼职工作跟专职工作一样受到完善的合约保障,此外也要雇主对这样的工作型态接受程度高。事实上许多荷兰企业相信兼职工作与弹性工时让员工的工作效率更高,也能够避免受完整训练、经历丰富的员工因为无法兼顾家庭而离职,增加公司训练新员工的时间成本。

虽然相对来说,荷兰男性还是多以专职工作居多,但也有越来越多人选择每周少工作一天,以陪伴家中幼儿,称为“papa-dag”(爸爸日),让荷兰平均工时之低闻名全球。这也让我们看见,所谓的“女性价值”比如说“互助”、“照顾”、“(与经济效益无关的)个人成长”,对男性同样意义深远,能够带来实质的快乐与满足。

但正因为大多数荷兰女性在职场上缺乏野心,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导致企业不再鼓励女性员工在职位上精进,让希望在工作上大展长才的女性倍感艰辛。就像脸书营运执行长雪柔・桑德伯格在《挺身前进》(Lean In)论证的,女性在组织里站上决策位置对其他女性不仅是一种鼓舞,身为女性她们也更能理解女性在职场上的需要,打造更适合女性需求的工作环境,比如说提供长时间的有薪产假与育婴假。

此外,通过她们在组织的决策位置,女性也可以把她们不同的价值体系推广到主流社会之中,改造并改善世界。对一个女人来说,要“挺身前进”还是“选择快乐”其实并没有对错可言,但关键点却是很类似的,我们必须扬弃厌女文化影响下的价值观,拒绝接受父权社会为我们安排的角落,抗拒服从指派时获得的假性奖赏,拥抱挣脱传统桎梏后的自由。

女性主义已经不再重要了吗?

厌女症论述采取的性别二元立场,虽然让人觉得有些过时,也有些过份,但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提醒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人(男性或女性)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观、价值观,其实都是厌女文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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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同意她对同性恋的分析,也不认可她将所有男性一股脑地标示为厌女从犯,但还是不得不同意她对日本/东亚父权社会的批判在今日依然贴切,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主义在东亚地区仍深具意义、不可或缺。然而我也不得不质疑,正因为传统父权的压制仍然惨烈,男性其实如女性一般深受其害,一味地指责男性厌女情结病入膏肓,对情况又有何帮助?

我们必须思考的是,要怎样说服男人一起颠覆这个压制他们的扭曲价值体系,要怎么邀请他们一起“挺身而进”、一起为了自己的解放与快乐而奋斗?荷兰的例子让我们看见,女性主义也可以与男性的解放携手并进,而且这一点对女性生活的满意度影响深远。

光是将女性从传统角色“解放”出来,不见得能增进女性的快乐,只有当一个女人可以选择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不必担心受到(父权)体制的惩罚,或遭到在某个程度上复制这种阶级意识、高高在上的铁杆女性主义者批评,她的解放才是真实的,她的自由才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不要忘记,“母亲”、“妻子/伴侣”、“女儿”角色也可以脱离传统定义存在,它们也可以跟“管理者”、“专业人士”等角色一般,丰富女性生命,成为她快乐的泉源;正如同“父亲”、“丈夫/伴侣”、“儿子”角色也应该从充满权力压制的传统定义中解放出来,取代金钱、权力与成就,成为男性生命的核心。

我深信,有着这样的男人和女人,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这就是女性主义的终极愿景:一个让女人快乐的世界。而一个女人的快乐,不可能只通过她自身的解放达成。男人和女人不是永远的仇敌,只要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携手挺身前进,我们可以是这解放道路上最好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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