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最穷的资本家蓝士博：八坪空间孵出的巨大梦想

蓝士博·1982 年次·社会运动者

前言

“这个城市是否有所改变？ 以台北所拥有的资源，不应该是如此停滞的结果。”

【台北市中正区，8坪，月租6500NT】

顶楼加盖，六、七包垃圾大喇喇地摆放在门口，“大家都太忙了，根本没时间丢垃圾！”士博完全毫不避讳，三四位室友同他一样，都是热衷于社运的同好，墙上、柱上满满的标语与社运文宣品，以红纸写成的“土豪来了”大大四个字显眼的张贴在门上，一踏入共用的“客厅”，早已成了堆放各自物品的仓储，晒衣架也有着社运分子的性格，毫不扭捏的摆在正中央，却一点也不让人感觉突兀。洒脱，大概就是这一间顶楼加盖最好的形容词。

成长于莺歌，在明新科大念企管期间，转学考上台湾大学中文系，再进入政治大学台湾文学所，居于台北至今。他是“游击文化”出版社负责人，出版有《鲁蛇之春》、《压不扁的玫瑰》，且策划、参与了《史明口述史》。目前跟几位好友一起有了一间小咖啡店，身为小小的“店主”之一，“我是台北市最穷的资本家耶！”说完，士博自己大笑了起来。

咖啡店不只是他口中诸多计画的基地，也已是台北充满理想的年轻人的祕密落脚处，除了在寸土寸金的位址上仍坚持辟一完整的角落供各种社运或艺文议题讲座使用、绝非装饰用的摆满了社会与人文书籍的书架，供应的饮料和餐点更清楚表明对小农与在地商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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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十足社科热情与社运性格的他，专科以前对未来最大的想像竟是想当运动员，曾是学校的棒球校队，“本来想以后就算不是当球员，就是裁判。却没想到专一寒假，读了张大春的《城邦暴力团》，竟一发不可收拾地对小说、对看书发生了兴趣。”他笑说，“甚至，后来因校队需要大量投入练习，会占用到我看书的时间，我就因此离开了校队。”。转了一个方向、越走越远，到了大学与研究所，他对未来蓝图的勾勒越来越清晰。

“我不是一般印象中那种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我是很务实的。”他一再地强调现实感于他的重要性。尽管做着的是人们眼中很热血的事，可他永远保持警觉，要兼顾各种考量、对事情排出优先次序，确保用可与现实相容的方式，渐步推移地完成。

二○○三年来台北后，求学期间多为住在宿舍，直到研究所时因想养猫而搬离宿舍，在沟子口租屋，“就是七等生以前住的那边。”他补充说；两年前搬到目前金门街的住处。这里为一处顶楼加盖，选择的原因主要是认识房东，因此有较其他市区租处更为低廉的价格，地方虽旧但空间还算大，“可我一个礼拜有好几天可能都不在台北。”如同谈话间总穿插着不同身分的经历而来的想法，他也变换着以这些不同的身分，穿梭在城市里，要完成不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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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或许多了几条捷运线，但整体上并没有一年年地为人们带来惊喜。”他说，以冷静但严肃的口吻谈到他对这些年来政府表现的失望，“我在台北期间，几任台北市长，除了人行道新换了一轮，还有花博等烟花式政绩，他们还做了什么？”，讲到这个城市当前的景况，他表明了相当程度的疑问。

资源的拥有与运用是否公平合理，也成为他在设定自己未来计画时的主要参照点。主持有文史与社运讲座一场场轮番上阵的特色咖啡馆、汇聚各路知识准备与实践的出版基地，在他看来，如今他也拥有某种支配资源的位置，“所以，长远而言，我期望把这些东西，将之资源相对少的、比如靠近我老家的桃园。我希望为当地注入更多的能量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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