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内部的内在因素就有许多必须被改革的漏洞。内部的漏洞让台湾像一艘摇摇晃晃的大船,无法开往更远的地方。

今天去了由台湾英国同学会在 UCL 举办的的太阳花运动演讲。其实去之前,我本身对于两位讲者并没有太多了解,也没有太多好恶。只是纯粹抱持着对太阳花运动致敬的心态去看看。结果虽然不尽善尽美,但也不失为一场有意思的活动。

演讲题目是“太阳花运动的下一步”,我喜欢魏扬一开始试图用历史、政经和社会演进的角度去说明为什么太阳花运动会产生。但这个议题显然太大了,不是短时间能够处理完善并理解透彻的。所以整场讲座大致上点出了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但可惜碍于语言和时间的关系,深度不够。(推荐阅读:写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年轻世代的下一步,结束才是开始

我其实反而希望它可以暂时抛开历史、经济、文化之类的包袱,直接谈谈他自己的想法。对于太阳花运动的下一步,没有太多说明。太阳花运动的结果和它造成的影响可能难以衡量,是好是坏,在这个当下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而服贸现在究竟情况如何,我想大多数人也都跟我一样不太清楚。但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些台湾民主制度上的限制。

谈到太阳花运动,当然有其特殊的时空背景和历史因素,但这些东西太多太杂,我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而就事情已经发生过后的现在,我想试图谈谈未来可能的走向。

这件事情大致上我认为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分别是“外在因素”以及“内在因素”。外在因素比较复杂一点,有来自大陆强国的威胁、经济的倾销以及更重要的,台湾的国际地位和自我认同的问题,我们究竟是一个国家呢?还是不是?是一个国家的话,是中华民国?台湾?还是什么?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会影响台湾政策的走向、民主的运行和种种的现象,但这些东西太敏感也太复杂,我没有能力去提出看法。(推荐阅读:台湾要更好,大陆不会是唯一的解答

而让我比较感兴趣的,比较偏内在因素,也就是,我们制度的缺陷。

如果我们将人民视为国家的所有人的话,而所谓的总统和内阁团队,就是所谓的国家代理人。所有人拥有国家,并交付由代理人去管理,这样的情况,是很典型的“代理人理论”。从理论上,我们可以预测,代理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不见得每次都会和所有人的利益相同。而两者之间的不相同,会让代理人倾向于先极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极大化个人的利益,这是第一层的问题。而由于所有人实际上没有去管理他的所有物,因此代理人会比所有人握有更多的资讯,这样的资讯不对称的情形,也让代理人有诱因,不是去欺骗,而是去隐瞒或提供部分的资讯,让所有人朝着代理人想要的方向前进,而不能做出较为正确的决定。

 

比如说,假设今天总统是水果店经理,你是水果店老板(但当甩手掌柜不管事),今天水果店准备要进一卡车的苹果,经理知道,它可以进口来自日本富士的苹果跟美国加州的苹果,品质上,日本的苹果比较好一点,但经理跟美国的苹果进口商关系比较不单纯,他们彼此常常一起去泡桑拿喝花酒。所以经理决定要进口美国的苹果,所以就干脆直接不提供你日本苹果的选项,说我们现今找到最好的苹果就是美国的苹果。而你因为没有管道知道有关苹果的资讯,就只能乖乖接受加州苹果。

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情形呢?理论提供了两种解决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提供“诱因”制度,让代理人愿意朝着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这样的诱因会是什么呢?理论上提出的,主要是财务上的诱因,奖金制度。

而理论也提出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让代理人也成为所有人,这样代理人就会朝着所有人的利益而努力。(如专业经理人成为股东),但实际上这样的方法是有缺陷的,过于注重财务和经济上的诱因,会让代理人试着朝短期的目标而努力,换言之,他们会试图做出许多在短时间内可以看到成果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不见得会对长期发展带来帮助。而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所谓政绩,某种程度上也是短期任内所拼凑出来的成果。为什么在一个效果与政策需要长期酝酿的地方,我们会设计出“短期绩效”的制度?再者,所谓的诱因,到底应该是什么呢?财务诱因吗?还是有其他的甚么呢?财务诱因有其缺陷,而我个人虽然不是非常信任荣誉、道德、责任感这些东西存在在商场或政坛,但往往所谓的荣誉、道德、和责任感才能带领我们前往真正长远的道路。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诱因制度,可能是某种混合的制度(有讲跟没讲一样)。另外显然的,让代理人成为所有人在讨论国家领袖的时候并不合适,因为代理人本来就是所有人的一份子,但却不能代表全部的所有人。

上述的方法,只是试图去解决彼此“方向”不一致的问题,而更严重的是,如何解决“资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势必要有某种获得资讯的管道,就像水果店老板常常会去菜市场一样,我们需要我们的菜市场,“媒体”应该要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只是在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菜市场的所有人,就是水果店经理,球场、球员、裁判都是他的人,怎么跟他玩?媒体的不中立,造成片面的资讯,这样的情况,其实比没有任何资讯来得更糟糕,因为我们会受限于我们所知道的东西,而造成误导或误判,可以很容易的透过媒体去操弄人民。

那么该要怎么办呢?解决的方法说来很简单,也很难,找到另外的管道。而现今社会上也的确有另外的管道,相较于所谓的旧式媒体(报纸、电视),我们有了新兴媒体(网路、社群网路、公民记者),学运期间新兴媒体也展现了它的力量,问题是,新兴媒体受限于他的资金和资源,往往很难得到第一手资料,可能都是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此外,也很难获得体制内的资讯。更为严重的是,难道新兴媒体就没有被操弄的可能性吗?

媒体只能提供我们外围的资讯,它能做我们判断一个政策好坏的参考因素,不能作为最关键的决定因子。更为核心的资讯,需要仰赖身处于其中的人来提供。换言之,需要执政团队自己提供,但谁会做这种拿石头砸脚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新的法规要求执政团队公开并透明化他们的资讯。然而,我们又怎么能够确定这样的资讯是正确的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第三方去监督他们。这个第三方,就是所谓的在野党。在野党即便没有执政,他们应该也要有权利能够获得跟执政党相同的资讯,这样在野党比较能够代替我们行使监督的角色。但难道执政党不能收买在野党吗?在野党和执政党难道不能上下交相贼吗?的确有可能,尤其双方资源和地位极度不对等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所以理想上,应该要有第三方、第四方的执政团队存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经济学的市场机制。)

另外要在讨论的是,在野党有没有俱备足够的知识水准去瞭解、衡量并且评估执政党的政策呢?或着更进一步说,执政党具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规划、组织并执行一个好的政策呢?当然拥有执政的经验的确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指标,但不应该是唯一的指标。更重要的是,执政团队有没有清楚的逻辑思考、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监督或质询的团队,也有没有好的逻辑思考、分析与评估的能力。我同意执政与监督团队可能不见得必须要完全瞭解政治相关的背景知识,内阁成员、立法委员的选任背景也可以多元,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遴选、评估与奖惩的机制。

内阁团队的成员当然可以由执政党自己挑选,但挑选的过程,选择的条件与原因应该要明确而公开。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有最好的人才来做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他们有一定的知识水平、俱备良好的逻辑思考,能够知道如何去规划、评估与分析,换言之,我们需要他们俱备一定的“管理”知识,管理知识的演进与增长,有赖于社会科学的扩增与强化,社会科学的功能与价值,我认为还没有完全被体现出来。

最后,身为一个水果店老板,难道今天经理进口了一批很烂的加州苹果,你也只能酸溜溜地接受吗?当你吃了一口酸苹果,难道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吗?可以,你可以炒它鱿鱼。但今天升级到国家层面,我们能够炒总统鱿鱼吗?即便理论上我们是所有人?我认为这样的制度是必要的。(推荐阅读:用选票改变台湾!女人迷政治专栏

当我们提供了诱因制度,有了获得资讯的管道,也有赖第三方去监督执政的政策,并且也要求了从业人员的水准,既便这样,结果还是不好,难得我们不应该有一个退场机制吗?这个机制不见得真的要用到,但一定要存在,而且要用的时候一定可以使用,否则前面所谈论的所有东西,都是枉然。目前的确有退场机制,但我们连割个阑尾都如此困难,或许有必要重新去审视这个机制。

一个好的组织,有其核心价值和目标,而它的制度与组织,会时时检视外在环境而作出调整,以期能更好地实现其宗旨与目标。国家或许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巨型的组织,但我们要更好,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变革与调整。我们都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世纪,科技的演变让我们生活产生的巨大的改变,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却依旧停留在上一个世纪不晓得牛年马月的年代。我们要更好,需要重新去检视、审思这些法条与制度。这样的过程,需要反覆地去提出假设、形成理论并且验证。我们的世界在改变,同样的,我认为制度也需要改变。这样的改变,需要下一个世代更加积极地参与。政治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不想提及的话题,但政治是关于你我、关于众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再漠不关心让这些事情交由别人去做。我们需要最好的人、最聪明的脑袋、最高标准的自我要求与道德水平的人,来做这些事情。

的确,外在的压力很大,台湾的地位不明,但是我们如果能改善内部的条件,有了坚定的立场,外头即便狂风暴雨,我想我们都能撑过去。(推荐阅读:当这个社会病了,找回冲撞现况的钢铁勇气

台湾,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