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常将与外国男性交往的女生冠上:“外餐妹”或是 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的称号,选择伴侣的时候,彼此的性别、文化、种族、年龄...等,为什么会被社会舆论评论甚至批判呢?到底台湾女人与外国人交往,有什么问题?推荐阅读:异国恋有什么了不起

一、道德恐慌与俗世恶魔

土耳其男子王凯杰与台湾女人发生性关系的影片外流,还自爆与上百名台湾女人上过床,造成台湾社会一片骚动。新闻上面指出,影片中的台湾女人积极主动地与王凯杰发生性关系。舆论分两派,一派大力抨击王凯杰,将他描绘成一个外来的入侵体,是个不负责任的浪子,玩弄台湾女性的混蛋。另一派则将道德的帽子扣在台湾女人身上,认为这群女人崇洋媚外,不知检点,因此“活该被玩弄”。

随后,一则新闻再度引发台湾社会道德恐慌。一名台湾女子在捷运上,穿着短裙,公开坐在白人男友的大腿上。有人用手机拍下影片上传到网路上。舆论批评的居然不是这个擅自拍下影片又沾沾自喜上传到网路上的无聊之士,而是坐在白人男性大腿上的女子,说她有碍风化,在房间里面崇洋媚外就算了,还将性事带到公共场域来。(延伸阅读:如何思考性这件事:爱与性

《百吻巴黎》作者杨雅晴在新闻上畅谈自己于法国索吻的经验,不令人意外地引起台湾男性网友的全面抨击,依旧跳针地说杨雅晴崇洋媚外,说杨雅晴“有辱国格”,还说她为什么偏要“百吻巴黎”,而不“百吻菲律宾”。

知名的社会学家史丹利˙柯恩(Stanley Cohen)在其经典着作《俗世恶魔与道德恐慌》(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中指出[1],我们社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出现一阵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一个特定的群体会因为威胁到主流价值观与既有秩序,而引发社会中的一波道德恐慌。也就是说,道德恐慌与特定的时空与文化背景有关,也会随着时空背景的迁移而有所转化与变形。

这样的道德恐慌与主流媒体有很大的关系。主流媒体将对常规社会具有威胁性的群体建构为某种“俗世恶魔”(folk devils),引起主流社会的道德恐慌。但有趣的是,这样的媒体建构与渲染,居然也会反过来加强“俗世恶魔”的叛逆。也因此,媒体与叛逆、道德恐慌与俗世恶魔之间,反而存在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柯恩的研究主要关注的其实是六〇年代英国社会各种青少年叛逆文化,包括摩斯族(Mods),泰迪男孩(Teddy boys)与光头党(skinheads)。有趣的是,柯恩关注的大多是“阳性”的俗世恶魔。在后女性主义的年代,随着阴性威胁与女性情欲的崛起,也有越来越多“阴性”的俗世恶魔诞生。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西方男人前往亚洲国家旅行,也越来越多亚洲女子前往西方国家游历,异国恋情与情欲流动因此大量产生,造成亚洲社会新一波的道德恐慌。这些不顾常规社会规训,主动追求西方男人的台湾女子,很快地在媒体渲染与网路舆论的双重建构之下,成为台湾社会新兴的“俗世恶魔”。这些阴性的俗世恶魔到底对台湾常规社会造成了什么威胁?

二、阉割焦虑、殖民情结与厌女心态的混合体

这群与西方男性交往的台湾女子作为新一波的“俗世恶魔”,真正威胁到的正是台湾父权社会。这群“俗世恶魔”之所以成为社会集体猎巫的对象,是因为她们不只冲撞了父权社会规训女体的框架,更精确地踩到了台湾男性阉割焦虑、殖民情结与厌女心态交混的大地雷。

上述三则新闻虽然都是同一波道德恐慌下的产物,却各自代表了三种不同的阴性威胁。王凯杰事件代表的是家居空间的阴性威胁,这个新闻事件之所以可以引发看似对立的两种舆论,就在于家居空间的阴性威胁没有被看见。除了办案的警察之外,没有任何人真正目睹了这些神祕的性爱影片。因此,一派舆论可以无视女性的自主情欲,基于女性作为被动(害)客体的立场,谴责“坏男人”王凯杰,扮演父权保护者的角色。另一派则一律谴责所有“越界”的“坏女人”。不管是谴责还是试图“救赎”这些“堕落女子”,事实上都是源自同一套父权体系的思想。舆论两派看似对立,实为一体。(延伸阅读:审判还是救赎?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绝美之城》中的丑恶与美丽

相较于王凯杰事件,捷运坐大腿事件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谴责白人男性,一面倒地抨击影片中的台湾女子。这位台湾女子穿着暴露身体的短裙,首先挑战了父权社会对女体的规训。更重要的是,这名女性在“公共空间”也展露了自己的自主情欲,引发的是台湾常规社会一直以来存在的“公共性恐慌”。而这样的公共性恐慌一旦与对西方男子的焦虑结合,就成为新一波的道德恐慌。于是,这一波道德恐慌背后隐含着非常复杂的因素,是厌女情结、公共性恐慌,以及面对西方他者的阉割焦虑之混合体。

最后,杨雅晴的“百吻巴黎”,则代表了完全逃逸于台湾父权社会掌控之外的自由女体。杨雅晴代表的是新一波当代少女离开国家,积极在世界各地旅行的自由。这样的自由看在台湾男人眼里,居然成为一种“叛国”的欲望。这时台湾成为“家居空间”,而西方国家则成为“家庭以外”的“野生空间”。脱离了家/国父权社会规训、在家/国以外的野生空间进行自由冒险的女体,因此被谴责、被妖魔化,也被扣上了“有辱国格”这顶父权之帽。(同场加映:十位台湾女孩的伦敦冒险

不管是家居空间的阴性威胁,公共空间的情欲展示,还是逃逸于家/国规训体系以外的自由女体,这一波波新闻背后一方面反映出当代少女的自主情欲与身体自由,一方面也显示出台湾男人的阉割焦虑与殖民情结。面对西方男人,台湾男性总是先把对方想像成一个更为强大的“他者”。从台湾男性普遍对西方男性生殖器长度的扭曲刻划,我们就可以轻易看出台湾男人的阉割焦虑。

台湾男人的阉割焦虑与殖民情结紧紧相扣。网路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台湾女人就是好高骛远,喜欢跟高人一等的西方男人交往。”这样的言论基本上反映出台湾男人从殖民情结而来的身份焦虑。事实上,正是这些台湾男人将西方人想像成“高人一等”的他者。 当与西方男人交往的台湾女人与对方分手或离婚时,台湾男人往往会冷嘲热讽地表示“与西方男人交往就是会有这种下场。”这样的说法除了把女性塑造成情欲关系与婚姻中的被动客体(彷佛台湾女人不可能主动要求离婚,不可能自己想分手) 之外,背后反映出的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殖民思维,认为台湾女人想要跟“比较高等”的男人交往,因此“失败”了终究只是“活该”。真正加深了殖民意识型态的不是台湾女人,而是这群台湾男人。(推荐阅读:每个离婚者背后,都有两个故事

但是,这样的阉割焦虑与殖民情结最后发泄的出口居然不是那些已被想像成“强大他者”的西方男性,而是台湾女性,原因就在于台湾女性的自主情欲。这就是新一波跨国恋情与前一波东西罗曼史不同之处,当前一波东西罗曼史的想像仍停留在非常落伍的“蝴蝶夫人式”刻板印象之中,新一波跨国恋情之所以可以引发道德恐慌,就在于这群台湾女人早已摆脱了父权家/国规训框架,在遇上西方男人时化身欲望主体,而不是那个软弱无助、随时等待被抛弃、甚至愿意为西方男性自杀的蝴蝶夫人。蝴蝶夫人尚可被东方父权社会原谅,尚可被“救赎”,因为她是一个被动的受害客体。现代台湾女性非但不是蝴蝶夫人,更是花边教主、欲望少女,以及那一个个威胁着父权社会框架的俗世恶魔。(延伸阅读:迪士尼童话其实是爱情反教材?

三、当台湾男人遇上西方女人

那么,当台湾男人遇上西方女人呢?网路上总不乏有台湾男人沾沾自喜地表示自己曾与多名“金丝猫”交往,而下面引发的是男性网友的赞叹而非批评。有趣的是,这时,这些台湾男人居然被视为英雄,而非引发道德恐慌的俗世恶魔。这显示出新一波的道德恐慌,的的确确与台湾的父权社会体系紧密相连。这不只是文化与族裔的问题,这是性别的问题

将西方女性不分国籍一律比做“金丝猫”,就像台湾男人不顾王凯杰来自土耳其,基本上也不算太“白人”、太“西方”一样,是对外来他者的无知分类方式。不过,将西方女性比做“金丝猫”,则是意图以父权社会意识型态去抵销自身殖民情结与阉割焦虑的策略。“金丝猫”也好,“黑丝”的也罢,西方女性仍然被视为一个具有优势的族裔他者。而这时,台湾男性必须透过性别上的“雄性优势”,去征服这个原先具有“族裔优势”的阴性他者。也就是说,不管是批评与西方男人交往的台湾女人,还是得意于自己“征服”了西方女人,背后隐含的都是同一套殖民情结与厌女心态。真正巩固既有族裔位阶与性别层级的,就是这群台湾男人。

最有趣的新闻事件要数吴忆桦事件。这一波道德恐慌漫烧到混血儿身上。凡是带有“西方”(不管是否为白人)血统的,往往会被台湾男性视为具有优势地位的外来他者。台巴混血儿吴忆桦前阵子回台湾,在西门町一家餐厅与台湾女子热吻的事件,再度造成社会轰动。不管是吴忆桦的“巴西”还是王凯杰的“土耳其”,都在这一波的道德恐慌中被统统归类为一个笼统的“优势西方”。而带有巴西血统的吴忆桦,因此被视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雄性外来他者。不过,一如往常,台湾男人的抨击全都聚焦于台湾女人身上,说台湾女人就是崇洋媚外(也不管“巴西”可不可以被归类为“洋”),说台湾女人就是好高骛远(巴西男性再度成为想像中的优势他者)。

但是,这时有网友出来表示,吴忆桦的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巴西人。于是,吴爸瞬间成为了平复台湾男性阉割焦虑的本土正港英雄,而吴妈则是那个懂得欣赏台湾男人雄性特质、愿意“拜倒”在台湾男人之下的西方“好”女人。父权社会的双重标准与意识型态,在吴忆桦事件中,轻而易举地被揭露出来。(延伸阅读:那些年,把女人踩在脚底板下的复古海报

四、异国恋也有真爱:偏差的层级与主流意识型态的权力掌控

这时可能有人会跳出来表示:“异国恋也有真爱,不是每对异国恋都只要性爱。”然后表示自己非常接受异国恋情,只要对方有“真爱”。表面上,这样的说法在替异国恋情辩护,批判新一波道德恐慌。事实上,这样的说法与背后隐藏的意识型态,正是这波道德恐慌能够被推动的原因之一。

这样的说法背后运作的,其实是“偏差层级”的建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掌控技术。它先是把异国恋分成两种,在真爱与性爱之间建立起(根本不存在的)二元对立,接着进行更进一步的偏差排挤与权力运作,将“只要性爱”的西方男人与台湾女人视为“真正的偏差”,排挤到边缘。也就是说,透过“真爱论”,这种主流意识型态一方面收编了“干净”的异国恋,将主流异国恋“去性化”,或是将他们的性爱“干净化”,因为这样的性在父权家庭体系下是可以进行常规生产的“正常的性”,另一方面则将那些在家庭体系“之外”的性建构成“偏差的性”,一口气排挤到社会的最边缘。

也因此,“异国恋也有真爱”这样的说法,非但没有挑战到主流价值观,反而巩固了异性恋家庭体制结构。从文章一开始提到的三个新闻事件来看,只有杨雅晴最后走入“正常”关系的异国恋,可能受到拥护。与王凯杰发生性关系,追求情欲快感的台湾女性,则会被视为家居空间中偏差的性。而在捷运上不顾公共空间对性与女体的规训,仍然坚持要展露身体并享有调情自由的那名女子,则因为造成了“公共性恐慌”,而成为最“偏差”的俗世恶魔。

在这样的层级结构与权力掌控之下,俗世恶魔也被建构出“偏差等级”。在俗世恶魔之外,永远都有“更偏差”的恶魔,逃逸于主流体系之外。而这个将俗世恶魔频繁收编与排斥的过程,反映出的正是当下台湾社会运作的一套巩固主流父权家庭意识型态的权力体系。

五、随之猎巫的台湾女人

这波道德恐慌总让我想起欧洲十六、十七世纪兴起的猎巫热。早在1995年,女性历史学者安˙巴斯托(Anne Barstow)就点出过去研究猎巫热的男性学者往往因为男性意识型态而忽略了猎巫热中非常明显的因素:性别。更精确来说,是厌女情结。[2] 对巴斯托来说,猎巫热是西方父权社会转型的关键。猎巫热对女巫进行的种种身体搜查(寻找女性身体上“撒旦记号”的刺女巫者)与折磨(帕本海莫一家,只有母亲安娜必须忍受乳头被当众切除的残酷折磨),最后演变成一套规训女性身体最有效的监控系统。而女人也从中世纪文学中像巴斯夫人(the Wife of Bath)那样充满情欲的角色,慢慢转变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但是,猎巫热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发展成规训女性的父权体系,事实上也与女性自己的参与有关。是的,正是因为女人也随着男人猎巫,猎巫才会发展成如此有效的监控系统。巴斯托指出,猎巫热最后引发的是女人对自我的监控。女人看着一个个女巫被公开折磨致死,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女巫,急欲撇清与女巫之间的关系。到最后,厌恶自己的身体,厌恶自己的阴性特质,厌恶自己是女人。(女孩,请爱自己:Be proud to be a Woman,我的身体我做主

台湾社会新一波的道德恐慌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猎巫热到底有什么关系?关键就在于父权社会监控体系的建立。对与西方男人交往的女人做出严厉指控的,除了台湾男人之外,也有一群随之起舞的台湾女人。这群女人一方面拾起手边的石头,往俗世恶魔身上扔过去,一方面则急于撇清:“我不是那种女人哦。我不崇洋媚外。”

透过这样的标签转移过程,这群台湾女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巩固一套终究会反噬自身的父权社会规训体系。当女巫被猎杀,若另外一群女人不是站出来挑战猎巫热背后的厌女情结与父权体系,而是在谴责女巫以及互相纠举的过程中以求自保,也只会使得猎巫热演变成一种更具正当性的监控系统罢了。强调我不是女巫,我不是恶魔,最后只是让女巫猎人更理直气壮地将女巫绑在柱子上焚烧 。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自己何时也会被绑在这根柱子上,被父权社会审判。

同样的,在新一波的道德恐慌中,与西方男人交往的台湾女人成为冲撞父权社会框架的俗世恶魔。台湾女人要做的,不是拿起手边的石头砸向这群俗世恶魔,而应该与俗世恶魔联手挑战父权社会的规训体系。俗世恶魔终究是女人的盟友,不是敌人。

六、台湾女孩很好上?全球厌女情结与古老的父权迷思

那么,西方男人就没有其意识型态问题了吗?大家都听过一则说法吧。你在Google上输入“台湾女孩”(Taiwanese girls),后面会出现“很好上”(are easy)。这时,台湾女孩大多气愤地表示自己“没有那么随便”,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说法本身即服膺了父权社会意识型态。为什么没有人说西方男人很好上呢?

女人“随便”与“不随便”,“好上”或“不好上”,背后隐含的仍然是父权社会中对女性贞洁的迷思。彷佛女人只能有两种,前者随便好上,因此是荡妇;后者不随便,会抵抗,因此是圣女。这样的荡妇/圣女二元论(whore/ virgin dualism)依旧存在于父权社会中。最重要的是,这不单单只是台湾父权社会的问题,而是全球父权社会至今仍摆脱不了的古老意识型态。这样的迷思长期以来进行的是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女性情欲的压抑,而最后唯一能够拥有主动权却不受任何谴责的,还是男人,不管是台湾男人还是西方男人。

那些轻易相信了“台湾女人很好上”的人,似乎没有进一步做以下实验:试试看输入其他国家。这时,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打“中国女孩”,后面依旧会出现 “很好上”;当你输入“韩国女孩”,搜寻结果也会有“很好上”;当你搜寻“美国女孩”时,还是会看见“很好上”……这一连串的实验结果代表什么?女人“随便”与否,本身就是一个父权迷思。从来不会有人去讨论一个男人“好不好上”或“随不随便”。“随便”这个迷思,从来都只是用来拘束女人身体自由与自主情欲的父权社会意识型态工具。(延伸阅读:她用千万卖初夜!挑战社会对第一次的刻板印象

于是,当你还生气地跑去跟对方争论,宣称自己“没有那么随便”时,你已经掉进了这个迷思的陷阱当中。我们应该做的,是推翻既有迷思,以及迷思背后所代表的整套父权社会规训体系,而非走进陷阱中,试图打一场你永远也不会胜利的仗。

不管是与哪一国的男人交往,女人都不应该再受贞洁迷思与父权家/国规训体系的限制。一个个离经叛道的俗世恶魔已经替女人树立了典范。不管是家居空间的狂野性爱,公共空间的情欲展示,还是逃逸于家/国之外的身体自由,女人将化身一个又一个俗世恶魔,持续冲撞父权社会框架,永不道歉。

作者个人部落格:“后女性的魔镜梦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