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障碍”？写在《贺珑夜夜秀》争议后，我们都该理解障碍是人类差异的一种，并为障碍平权献上更多支持！
文｜ 颜钰杰
近日《贺珑夜夜秀》的来宾发言模仿立法委员参选人而遭挞伐、赞助商撤离，更引发后续是否有政治操作、是否要道歉、是否该发难抵制等等讨论。
可惜却鲜少有镜头带我们反思何谓障碍，去理解“残障”到“障碍”正名运动背后的价值转变，以及如何以社会模式抵抗个人模式与慈善霸权，遂起心撰写本文以弥补论述上的缺憾。
“残障”到“障碍”──正名运动背后的价值转变
“正名运动”是常见去除污名的策略，指不隐藏身份，而是创造去污名的新标签及新身份，以弭除不同受污者之间差异的过程。“正名运动”从倡导使用“肯纳症患者”代替“自闭症”，到 2014 年康复之友联盟、卫生福利推动以“思觉失调”取代“精神分裂症”；
以及将 Dementia 一词从“老年痴呆”改名为“失智症”，再更名为“认知症”，目的即破除“失去智慧、失去智力的疾病”的病理印象，许多医院也依循将“失智症门诊”改称为“记忆门诊”。
而台湾障碍者的正名进程，可以从 1997 年法令〈残障福利法〉修正为〈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开始，不过比起“好不好听”的印象分，“身心障碍”与“残疾”的转变其实更牵涉“价值观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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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一词其实是病态学（pathology）观点，将家庭、教育、就业、社会生活适应等等困难，归因于个人身心理的损伤所致，障碍社会学称之为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
医疗模式背后预设社会工作者为“资格审核者、福利接受的把关者”等社会控制手段的代言人，也意味着个人要“脱离残疾”需依赖个人行为改变的医疗或治疗。
相对的，社会模式（social model）主张障碍并非个人成因，而是与社会环境复杂的交互作用，并以社会阻碍（social barrier）来解释“障碍”，因此社会政策的制定与社会工作者的介入当以障碍者需求为基础，而非迁就社会制度。
简单说，去除障碍首先“改变环境，而不是改变人”。
改变名称就好了吗？论障碍标签与新闻再现
媒体的再现是选择性地呈现所谓社会真实，障碍的形象往往比想像中更复杂。如电影《象人》（The Elephant Man），描绘罹患“神经纤维瘤症候群”者，又名“普罗提斯症候群”（Proteus syndrome），该字（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以善于改变身体形状着称，是“变形的”代名词。
而“象人”以非人的、类似动物的方式比拟，营造出令人敬畏、离奇、怪诞的视角，进而触动观众情绪使观看者怜悯。
此外，影视作品中不乏有将精神病疾框架为暴力的、恐怖的、需要提高警觉的、有偏差行为的、具有风险的、令人惧怕的和充满危机的，使得精神病疾患者和暴力犯罪画上等号。
如电影《分裂》（Split）讲述罹患解离性人格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的凯文拥有多重人格，在 24 个人格互相争夺的战争中，绑架三名少女的故事。而新闻媒体又是如何描述障碍者？
从“残障”到“障碍”正名至今，媒体有无因为标签的改变，而使障碍者人权、自主一面被凸显？近年的研究结果并不乐观，许多媒体呈现的身心障碍形象常常强调“无助的、可怜的”和“需要协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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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众人物和明星参与代言活动，举办感恩餐会等活动，媒体的报导往往着重于捐助者的善行，强调提供义卖品的官员慷慨的一面，报导称赞捐助者“满怀爱心”，令人动容。
“爱心慈善”无形中强化了障碍者为弱势需要帮助的刻板形象，形成对“可怜他者”捐助来获得自我满足感的机制。
另一种形象危机是新闻报导大肆吹捧障碍者的决心与毅力，塑造障碍者成为英雄的故事。这类故事通常不多描绘障碍者的论述或成就，而是描述障碍者为“超乎常人努力”的“生命斗士”。
之所以称之危机，是因为透过将少数成功经验神格化，以形塑出“脱离障碍是个人行为改变的责任”，进而忽视对障碍平权公共建设的必要，同时也忽视“障碍经验”的多元性。
例如，2020 年我撰写的另一篇文章《为障碍者充权：看见障碍者被消失的性需求》便反思身障者被消失的性权，“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在性的愉悦中出生，社会照顾制度也需要重视障碍者的性、爱、欲，不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
现在回头观看《贺珑夜夜秀》上来宾发言及模仿，或许节目与来宾并非“有意”污名化障碍者。媒体的再现只是选择性地呈现所谓社会真实，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追求政治正确、改变障碍群体的标签容易，但是真正有意识改变障碍运动的论述、观点以及价值才是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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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会是障碍者！
“我们都会是障碍者！”这是我在障碍研究最大的感悟，每个人都会衰老，也都会面临到身心理功能残缺的风险。遭遇车祸而需要依靠轮椅上学的大学生也是、因为弱视而错过公车班次的上班族也是、因为挚亲过世而忧郁的高龄者也是。
障碍其实是普同的生命经验，只是在生命历程中发生的阶段与长短不同而已。障碍是人类差异的一种，不是需要被医疗修补的他者。
追溯历史，从 1960 年代障碍者权利运动（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以来，至 1973 年美国《复健法》（Rehabilitation Act of 1973）的立法，都在诉诸所有公共空间不得歧视障碍者，都要设置适当的无障碍环境、避免障碍者因制度而遭受排除，而台湾也正在跟上脚步。
面对障碍议题，我们需要更多盟友，不只是障碍者、社会工作者、医疗体系专业人员、人权团体、病友团体、病友家属的关注。若真正关注障碍议题，与其笔战《贺珑夜夜秀》引发的争议，更应该思考如何做到障碍平权。
如果我们都会是障碍者，不彷思考看看，障碍在我们生命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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