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孩子会做出偏差行为？让孩子健康成长，家长能做的三件事：唯有接纳孩子的声音，家庭才有美满的可能。
治疗师：“你好吗？”（How are you?）
个案回：“我很好呀。”（I’m doing good.）
治疗师：“那挺好的！是什么带你来呢？”（That’s good! What brings you here?）
个案说：“我过得不好⋯⋯”（I’m doing bad⋯⋯）
以上对话，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个迷因影片的内容，玩味十足，却也太过真实。
在谘商工作实务里，许多情绪困扰严重，也许已符合精神医学的诊断（如某类别的人格障碍）的个案，通常在谘商之初都会认为：“我的问题其实没什么！我只是想来听听建议！”
如果心理师开始探问原生家庭相关的痛苦经验，一些个案又会搬出类似的回应：“我没有被家暴过，父母也没有离婚，他们也从来没让我饿过肚子，我跟妈妈关系不错，跟爸爸疏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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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少三十尾四十多的中年人士，尤其是男性，往往会补上一句：“我其实很清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都研究过了！其实我不相信谘商能帮忙太多，只是谁谁叫我来看。”
如果他们愿意慢下来了解自己，也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居然一谈到原生家庭的经验细节时，便会被自己突如其来的情绪与眼泪吓倒，然后仓忙结案──这份脆弱对从小强调男子气慨的他们来说太过可怕了──错失了找回自己的宝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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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与受刑人工作的冈本茂树教授指出，许多成长过程中有过偏差行为的“非行少年”，不论有没有受到父母明显的暴力对待，往往在小时候都无法坦诚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成年以后又无法回归自我。孤独与压力要是被偶发事件的挫败点燃，结果要么情绪炸向他人（犯罪），要么指向自己（自残）[1]。
以下我结合临床的见解，严选出书中谈三个父母应该避免的行为，同时提出三个让小孩健康成长的重点：
一、不强迫说“我的家庭都很美满”
华人传统爱面子，强调家丑不能外扬，许多人从小就深信在他人面前谈论父母或家里的不是，都是不该与不孝的。久而久之，小孩子会自欺欺人地自动反应：“我家很棒！”
这道“超我”（super-ego）的禁令，会在主体身上至少产生两种负面效应：压抑与忽略自己的感受，或是感受到这些情绪或想法时，会变成无法排解的自我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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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不可能美满的，追求这种面子到底有何意义？长大后看似再健全的人，多少也会埋怨家庭有的问题，差别就在于他们能够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要求孩子表达“我的家庭都很美满”，其实就是强迫他们说谎，这跟强迫小孩“绝不说谎”一事一样令人难过。能够表达“我不喜欢爸妈”、“我好辛苦”、“你们这样做我好难过”的小孩，长大后才有更多健康与成熟的本钱。
唯有当父母能够接纳小孩的批评与攻击，并存活下来，即不是反驳与回击，家庭才有主观上变得美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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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去搬演你不懂的“大道理”
在谘商工作中，我发现不少父母都不太相信或认真聆听孩子的求救讯号，如孩子在学校受到霸凌后，父母只搪塞一些“是不是你太皮？”、“同学只是闹你玩吧？”、“你不会交朋友要我来教？”之类的话。
仅需一次，听到这些回应的小孩便从此关上心房的大门，因为他们完全感受不到父母能够理解自己的可能，也不想再次受到家人的伤害。
讲述自杀学童的家庭问题的香港电影《年少日记》（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2023），也有令人悲痛一幕：在巨大家庭与学业压力下的十岁的男孩郑有杰（黄梓乐饰）失眠、吃不下、焦虑，便向母亲询问去看精神科的可能，她却用毫无耐性的态度嘲讽与拒绝。最终，少年只留下一本日记，便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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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情感压抑的孩子，其实是父母眼里的“好学生”，但这些好学生笑容背后，是濒临崩溃的自体感。
他们可能以偏差行为，如抽菸、偷窃、吸毒、霸凌等，（潜意识地）缓解与抒发负面情绪，而一旦被发现，父母往往只管斥责孩子，他们心生内疚或不解自己的行为成因，觉得自己果然是个糟透的人，变得更讨厌自己。当哪天受不了，又回到非行宣泄／自残的回圈中。
为此，日常相处中要把聊天重点放在“情绪”的了解──你觉得如何？你感觉不好吗？你会不会感到失落？──即一种非批评的聆听，而非“想法”对与不对的争论之中。
图片｜《年少日记》剧照
三、不要再说“不能给别人添麻烦”
台湾人的口头禅“不好意思”，也许反映着文化里根深柢固的“不能给别人添麻烦”的观念，但这是从哪来的？
上一代父母忙于打拼经济，要求孩子要成熟独立，不只要会自己上下课、照顾弟妹，一些还要帮忙煮饭。但哪天想找父母来帮忙，就换来一句：“别打扰我，爸妈很忙！”每天在家庭发生的这些，都传递一种“好孩子才不会给家人添麻烦、让家人担心”的超我要求。
从此，这些小孩长大，成为了空心的大人，他们只知道要不断付出，照顾朋友、在意他人感受、忍受不公平对待；唯一不会的，就是真实的照顾好自己，以及，接受自己打扰别人来帮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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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本茂树说：“事实上，人生在世的每一天，我们都是给他人添‘一点点的麻烦’才得以度过。活在世上却不带给任何人麻烦是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都是透过一点点的麻烦而产生连结。”
换个角度想，父母不只要保留专属给孩子的时间，让他们麻烦自己，还要允许他们跟自己撒娇。由于小孩都会内化跟父母的互动，作为自己未来人际互动的模版，所以能撒娇才能懂得去找帮忙／被照顾，也能够作为给予他人帮忙的善良人。
图片｜《年少日记》剧照
除下假我的窒息面具
上述一切，都是为了小孩不必为了服从外界要求而被迫生出一个假我（false self）。精神分析师温尼考特（Winnicott）表示，这一服从性质的假我不会带来情绪成熟的益处，它只会让世界远离，仅为保住隐身的真我（true self）[2]。
如果真我不必藏匿，人就更有可能自在地应对生活的难题、追求理想的工作状态、与喜欢的伴侣磨合至适合而非在永远在换对象的路上打滑。
犯罪者或受刑人的自大或残忍，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童年受到严重不公正的教养所对待。按精神分析师柯胡特（Kohut）的说法，犯罪行为是在严重不公平，而非（人们误以的）溺爱基础上形成的。
若要防止悲剧发生，让小孩能够天真地当个小孩，也让大人能够表达内心的小孩，神入（empathy，又译同理）的童年父母或长大后的治疗师，是人们除下假我的窒息面具后所需要的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