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业为何要做性别研究？摆脱二元思想，多元共融才能加速科技创新

性别研究与生活密切相关，而透过性别视角，可以使科技发展更加多元共融，带动科技产业的创新。

文｜蔡丽玲国立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教授

我任教的单位常简称“性别研究所”。

十多年前，一位学生与人闲聊时，对方脱口而出“性别不就是男跟女？还需要研究吗？”

这句话显示了一种常有的观念：性别（sex）只是一种生理条件、而且只有二种，不需研究。

然而，这样的观念（性别只有男女二性）从何而来、如何传播、有何影响、维护了怎样的社会文化体制、参与了怎样的机会与资源分配、如何以科学之名行巩固既有性别不平等之实⋯⋯等等，皆是需要严肃对待的议题，也正是国内外“性别研究”此一学术专业中常见的研究主题。

性别研究作为一种学术专业

国际上许多知名大学都设有性别研究学程（早期多名为“妇女研究”），其影响所及也促使如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将性别平等列为各国发展的必要目标（如：SDGs）。

目前在台湾，以“性别”为名的硕士学位研究所共三所，分别是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高雄医学大学性别研究所、以及笔者服务的高雄师范大学性别教育研究所。

本所名称特别加上“教育”二字，是希望以教育场域的性别研究为特色，但也不排除其他领域的研究主题。目前此三所的教师总数约有十数人。

除此之外，国内性别研究学者总数已有数百人，散见于各类系所（如法学院、文学院、社科学院、艺术学院⋯⋯等）及研究单位（如中研院），其研究主题也非常多元。

举凡法律、文学、历史、劳动、传播、公共行政、国际关系、医疗、艺术、金融⋯⋯各面向，皆有相应的专门学者。也就是说，几乎任何一个生活面向皆有其性别议题，真正是所谓“无处不性别”。

既然无处不性别，则科技领域必然也有性别议题，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科技领域女性人数不足（故有“女力”偏低危机）的问题。关于此问题的早期科学研究试图从男女脑大不同等“天生”条件来解释，但此说法不但是倒果为因，更涉及歧视。

后来的性别研究者指出该说法是将大脑“性别化”的结果；使用看似中立客观“描述自然界事实”的科学语言，却为社会上不平等的性别二分背书。

幸而目前许多知名高中女校分组已经是理多于文，我们的年轻一代用实际行动打破了迷思。

此外，科技知识本身的发展与传播也涉及性别议题，尤其是科学语言及隐喻的使用。例如生物课本形容“精卵结合”的方式，就被指认出充满“男主动、女被动”的性别刻板印象。

然而精子与卵子仅仅是二个细胞，这种印象直接从细胞层级大跳跃至社会男女层级，毫无根据。还有，医疗研究中常以公鼠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却直接应用至全人类，再次显现“以男人代表全人类”的窠臼。

有鉴于此，性别研究者也指出，若能培养科学家本身的性别平等素养，则能加速科技研究的创新想像。例如，癌症多被认为是“坏”细胞吞噬“好”细胞所造成，“好”“坏”二元对立下，医界多设定以“消灭”的方式处理癌细胞。

分子生物学家 Lisa Weasel（2001）则根据女性主义原则，以共生、沟通、合作、整体关系等概念主张癌症是细胞内外沟通功能失调所造成，因此治疗策略改以修补细胞间的沟通关系以扭转癌症条件，开启了新的治疗方向。

国际上的性别与科技研究成果丰硕，影响所及，许多国家及国际组织皆投注资源以促成科技领域的人数衡平以及知识创新。

例如，美国曾执行 POWRE 计画资助个别女性研究人员，后来自 2001 年起改以 ADVANCE 计画补助机构改善职场文化，以此营造对女性友善的科技职场。

欧盟资助了相关研究以瞭解各国女性在科技领域的处境，并于第五期纲要计画（FP5）要求研究者需包含女性，在 Horizon 2020 中更要求一百多个研究领域需要进行“性别分析”。

加拿大、澳洲皆有类似作法，而邻近的韩国则通过“女科技人育成支援法”，以固定的国家预算编制确保女性持续参与科技领域。

而在知识创新方面，加拿大卫生研究院（CIHR）成立了“性别与健康研究所”（IGH, Institute of Gender and Health），协助生医研究者进行性别分析，使研究成果适合所有性别。

美国的“性别化创新”网站则提供科学、医疗与健康、工程、环境四大领域的成功案例，使读者易于瞭解如何在科技研究中纳入性别分析。笔者也获得授权，将该网站翻译成“性别化创新中文网”，方便台湾读者迅速获得资讯。

此外，台湾科技部自 2007 年开始征求“性别与科技计画”，至今已经补助五百多件，成果斐然。其中部分便于科普推广的主题已经集结成书，更有利于初学者一窥此领域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