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没有母亲在身边，没有她也可以好好长大，就表示她不存在吗？作家田威宁在 37 年后决心飞到夏威夷，寻找只闻其声未见过人的“母亲”。
文｜田威宁
出走与回归
我一直知道“母亲”的意思，而不明白“母亲”的意义。
小时候，我是没有选择地成为没有母亲的小孩；长大后，我选择继续当个没有母亲的大人，毕竟没有母亲我依旧过得很好。
小时候又想看到飞机又怕看到飞机，因为曾有个大人说：“你妈妈是坐飞机走的，所以也得坐飞机才能回来。”幼年的我常仰望天空，而我始终不知母亲是在哪一架飞机里，也不知道飞机究竟会在哪里降落，于是后来就不喜欢看天空了。
刚上小学时，周间午后电视重播《星星知我心》，我和姊姊边吃葱烧牛肉泡面或维力炸酱面边盯着电视，有一集让我眼泪鼻涕直流，姊姊转头，露出诧异的表情问：“你在哭什么呢？”
我知道问这话的姊姊正在想念她的母亲，而我其实不记得那张模糊的脸，不记得她的声音，也不记得她的体温与气味——我诧异我可以为关于母女分离的电视剧情单纯地哭，就只是单纯地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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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我四岁左右离开了，小学时通上了信，航空邮件里附有她的几帧近照，我才终于知道母亲的样子，也发现姊姊和我长得不像母亲。
当年的照片一直存在我的记忆里，此后的母亲始终被定格在三十岁出头、娇小丰满、及肩的发、大大圆圆的眼睛，笑起来会露出酒窝的甜美女子。
多年前的电话中，母亲频频感叹在生了妹妹后腰粗了臀阔了，体重几乎是年轻时候的两倍，好看的衣服完全穿不下，整个人不好看了。我试图按照最新资讯更新母亲的模样，但脑海中的母亲，很快地又回复到我小学时看见的照片。都说眼见为凭，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和姊姊的成长过程里，母亲选择彻底地缺席，少了我和姊姊，母亲仍然开始了新人生——或者说正是因为没有两个稚龄的女儿，二十几岁时的母亲才得以开始她的新人生。
这些年不曾有人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母亲的事，彷佛世上从来没有这个人。在没有彼此的岁月里，日子依旧春去秋来。
我拥有召唤善意的眼睛，不知什么叫痛与恨，从小拿到各种漂亮的成绩单，每夜又累又满足地倒头酣睡。
我活出阳光普照，被认为几乎可成为励志书的人生。只是，我总质疑“永恒”与“应当”的概念，本能地避开建立深刻且固定的关系，并拒绝规划未来——毕竟没有那些我也过得很好。
直到今年春天，一位初识不久的少女，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倾诉她母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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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坚强的少女拥有美丽而任性的母亲，母亲无疑是爱女儿的，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少女看不到她的母亲，且母亲拥有诸多祕密，但都不藏。她以为女儿还小，女儿不懂那些，殊不知父母总是把孩子想得太愚蠢，而孩子则早早看穿了，大人世界那些明明做了却说不得的。
“女儿看到的母亲”和“母亲想让女儿看到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仲秋的午后阳光洒下淡淡的金黄却不带任何暖意，长发被照成和阳光同样色泽的少女的瞳孔里没有我了，她望着远方，微微侧着头，淡淡地说：“她是我的母亲，我却不了解她。我想要了解我的母亲，不管要多努力。”
这话触动了我，我突然惊觉：
若想看见未来，得先寻找过去——我必须回到生命的原初。
我曾以为自己可以完全跳过这个坎，且以此跳跃能力自豪，而再没想到那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远兜近转地，它始终在那。
我闭上眼只是暂时看不见，我不能永远因为母亲不在，而假装母亲不存在——我早已长大，拿得动铲子了，是时候挽起袖子一铲一铲地填平它了。
太平洋的浪拍打的另一座小岛上，有我的母亲。我得去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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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夏威夷，就可以知道母亲的童年与少女时期，知道母亲和父亲相识相恋相离的过程，知道从未见过面，且连长相都不知道的外公外婆是怎么样的人。
到了夏威夷，就可以知道刚到夏威夷时，一句英文都不会的母亲是怎么撑过来的；我想知道母亲在哪里工作，怎么认识她再婚的对象，想知道她的梦想与遗憾，以及对我的印象。
在台湾，没人可以告诉我母亲的故事。这个给了我生命，理应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却对她一无所知。
有些问题我在电话中问了，然而，母亲的话语都像是挂在空中，一个个讯息像是一个个小黑点，连成母亲的轮廓，而那条轮廓线无论如何都是条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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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和姊姊买了直飞夏威夷的机票——这是过去的三十七年里，我所作过最重大的决定。
订票当晚，毫无意外地失眠了。之后的几个月，不时梦见一个热带岛屿，那里有蓝天碧海、没有尽头的金黄色的沙滩，以及高高的椰子树，有许多人攲在白色塑胶横条躺椅上，拿着装有红色和橙色果汁的透明玻璃长杯，就着吸管低声谈笑。
海浪以一种令人瞌睡的频率舐着沙滩，哗哗哗—漱—哗哗哗—漱—，我缓缓地走进暖暖的浪的微幅里，听见有人以低沉嗓音的中文呼唤我的小名，一转头就看见岸上有位穿着孔雀蓝连身裙的女人朝我走来，宽檐草帽将她的脸遮去了一大半。
我始终看不见她的脸，因为我每次都在她离我约莫十步远处惊醒。
惊醒后，就再也睡不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