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性别平等，你与我，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性别偏见，然而，为何女性主义者总是被定义为平衡世界的摧毁者？甚至不招人爱戴？
文｜杨翠
这本小书是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契（Chimamanda Ngozi Adichie）以她 2012 年在 TED x Euston 年会的演说内容为基底整理而成，与众多女性主义相关书籍不同，它要谈的不只是女性主义这个理念，而是“女性主义者”，更精准地说，是“我这个女性主义者”。
这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如何向世界表明：“我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近身经验。这个经验本身，就是一部与父权对话的女性主义文本。每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近身经验，都是既独特，又可以互涉的文本，这就是价值所在。
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契所分享的女性主义者近身经验，展现三个特质：公开性、日常性、邀请性。
公开宣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以日常性的经验公开宣讲女性主义，邀请大家一起成为女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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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公开宣讲女性主义，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要罗列出公开宣讲时最不受欢迎议题的排行榜，女性主义肯定排名前列。
大多数主题的宣讲，会接受掌声、赞誉，甚至崇拜，但宣讲女性主义不是，相反的，会受到很多挑战，甚至屈辱，必须有极坚强的信念、意志、抗压力，才能长期宣讲一个不受欢迎的题目。
因为，正如父权体制下“女性”长期处于被想像、谈论、评价的客体，“女性主义者”更是。
“女性主义者”这一个词，长久以来被各种想像填写、定义、附会、叠加，成为一个充塞负面意涵的词汇，指涉一群被污名化的女性；这种女性被赋予偏激、好辩、欲求不满、心中充满憎恶、支持恐怖主义、唯恐世界不乱……等形象。
“女性主义者”几乎被定义为平衡世界的摧毁者。
但世界原本就不曾平衡。世界的“平衡”，与其说是一种假相，不如说是一种误识，一种有意为之的误识，一种装睡的叫不醒的误识。
因为对“平衡”的误识深入文化肌理，因此，女性主义者诉求世界的真正平衡，反而被定义为“平衡”的摧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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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提到的经验，我相信几乎是每一个女性主义者在“成为女性主义者”历程中的共同经验。
当你自称“女性主义者”时，肯定曾经迎来嫌恶的眼光；当话题本来流畅进行，而一句“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可能就让对话走调，气氛紧绷；或者，善意的朋友总会告诫你，不要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那对你不好，你会被误解，会不受欢迎。
作为台湾的性别研究者与教学者，我也不例外。
1990 年代，我开始在公开场合演讲时谈及女性主义，自称“女性主义者”，总是换来许多奇怪的眼神、提问、忠告。
最经典的提问是，可是妳看起来不像女性主义者啊！
把“女性主义者”区隔于“善意我群”之外，好像这是一种对我的赞美。它的潜台词是，有一种“真正的女性主义者”，而妳不是，妳比较好，但妳可不要继续倾斜，长成“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喔。
于是，也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即使愿意谈论性别平等，也是小心翼翼，起手势可能会是：“我首先要澄清，我不是女性主义者，我也重视两性平等，我只是认为⋯⋯”
这种提问与开场，把“女性主义者”与她们最主要的价值诉求“重视两性平等”吊诡地解离；“重视两性平等”是好的，但“女性主义者”是不好的，其间当然隐含着一种潜在的深固的价值取向：“女性主义者”就是一个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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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吊诡，表面看来没什么，你也可以说没关系，“女性主义者”被污名化无所谓，只要性别平等可以推动就好。
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将“重视两性平等”与“女性主义者”解离，就是导致女性主义与性别平等的理念无法深入社会的视野，无法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法成为每个人的意识与实践的最主要原因。
因为，“女性主义者”不是在追求特殊标签，而是要打造普世幸福国度。有更多人愿意公开宣说自己是“女性主义者”，这件事才能成为我们共同的事，那个国度才能被指认为普世的国度。
所以，“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是一种理念，也是一个行动。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关怀，也正是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还需要这么一本书的原因。
我们还需要公开大声宣扬“我们都是女性主义者”，因为，“现在已经都平等了”，是一个误识，实际上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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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个世界已经有了女性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她们的生理女性特征，仍然经常成为话题，人民对她的信赖与否，也总是夹缠着对她的生理性别的不信任，“我不相信穿裙子的”，这样的评价还是说得理直气壮。
2019 年岁末，欧盟执行委员会终于有了首任女性主席，范德赖恩（Ursula von der Leyen），她上任一年多后，在一次与欧盟理事会主席一起会晤土耳其总统时，竟然没有被安排座位。
现场出现的画面是，两位男性领导人坐在现场唯有的两张镶金椅子上，而范德赖恩只能站在一旁，最后也仅被安排入座偏远沙发。
女性领导人已然如此，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各种性别偏见。
女性即使只是走路、吃饭、穿衣、说话、工作、恋爱、亲密关系，都有无数的隐形指导原则、检视标准，化身在生活周遭的人们眼中、口中，在我们做为女儿、妻子、母亲时，在我们只是想做自己，只想做为一个人时，被检视、忠告、否认。
这些事，总是被解读为“小事”，女性主义者在讨论这些事时，总被说是爱拿小事斤斤计较。
但是，就如奇玛曼达．恩格兹．阿迪契所说：“小事却是最伤人”，因为，就是这些小事，与我们每日近身接触，就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社会集体文化，构成了这个世界的样子。
就是这些小事，积累成了文化准则，然后，这个世界再以这个准则，复制印压在一代代的男人女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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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女人都将社会的性别期许，内化成为自我期许。
这个期许体现在日常的每一件小事中，在社会关系中，在价值体系中，在美学观点中，在一个人如何定义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关系中。
这些小事，就是全部。
所以，公开谈论、在日常中谈论、邀请别人一起谈论，就是女性主义者的行动，也是她的日常。
性别不是一个容易谈论的话题。
而这正是这本书的价值，它演示了一种公开谈论性别的方法，除了指出可能遭遇的困难、责难、质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有指向性的对话文本，她告诉我们，公开谈论性别的可能路径和必要坚持。
如果女性主义者是“一个相信无论性别在社会、政治、经济皆生而平等的人”，那么，女性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定标签的族群，更不是特定国家、特定族群、特定性别、特定年龄层女性所专有。
相信性别平等，愿意一起在日常中实践的女人男人，你与我，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
排湾族女作家利格阿乐．阿乌，她的外婆是母系社会利格拉乐家族的大家长，70 岁那年，她在家族会议中宣布，她谈恋爱了，要再结婚了，坦然面对讪笑，她说：“每个人都有她唱歌的方法，而我的歌，还没唱完。”
我们都应该是女性主义者，我们应该一起唱歌，实践女性主义者的日常，而这也应该是一个普通人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