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选书｜同志平权先声：白先勇《孽子》漂浪妖娆的前世今生

文｜曾秀萍

《孽子》是知名作家白先勇唯一的长篇小说，也是台湾早期最着名的男同志小说，叙述青少年男同志被逐出家门后，进入以台北新公园（今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男同志社群为主的人际网络与生活样貌。

《孽子》最早于一九七七年《现代文学》复刊号第一期开始连载，尔后因《现代文学》再度停刊，转而在新加坡《南洋商报》上连载整部小说，至一九八一年全文刊载结束。《孽子》连载时，由于触碰当时社会禁忌的同志议题，刚开始并没有什么人讨论，直到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单行本后，才引发比较多的关注。

《孽子》小说扉页的题词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旁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不难看出白先勇的创作动机，正是要关怀被家国社会所排拒的同志们、为他们发声。

然而《孽子》一开始所受到的关注并不符合作家创作的初衷，多数评论者不是忽略、架空作品中的同志主题，就是转移焦点，甚至也有当时颇为知名的前辈作家、编辑撰文，批评《孽子》的出现，伤风败俗。

此时，白先勇已年过四十，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大学任教，并以《台北人》、《寂寞的十七岁》等小说作品奠定文坛地位，也于台大就读时期与留美期间，两度创办、复刊《现代文学》杂志，引领一时风骚，在文坛具有相当程度的地位与分量。倘若，连白先勇这么重量级的中生代作家，创作《孽子》仍要饱受批评与误解，那么就不难想见同志族群在当时所承受的社会压力。

当年评论者的恐同、无知与面对《孽子》“无言以对”的尴尬，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同志文学批评、酷儿论述兴起，才有显着的好转。在同志运动还没兴起之前，《孽子》不仅成为戒严时期同志发声的先声、抚慰诸多“黑暗王国”里的同志，更在一九九〇年代起，成为文学研究同志与酷儿论述的言说战场。

诸多评论家、学者们，以《孽子》相关研究作为同志平权运动的开端，以文学作为抗争、争取平权的场域，触碰社会禁忌、挑战异性恋家国霸权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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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志被视为“罪”的年代

成长于台湾同志平权开展、同婚法案通过的新生代们，或许无法感受到从戒严时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台湾社会恐同氛围的严峻。那不仅是文化上的歧视，更充斥着诸多律法上的不公，与国家、校园体制和医疗的暴力。

在白先勇写作《孽子》的一九七〇至八〇年代，台湾同志正面形象的新闻、资讯近乎于零。长期以来，同性恋情并不被社会理解与接受，在戒严政府严密的监控下，早期进入新公园同志次文化圈的同志指出：在白色恐怖时代，三人成行就会被冠上“聚会团体”的罪名，当权者没有任何名目也可以把人抓起来，同志就像小偷一样会被逮捕、送到警察局审问。

当时对“同性恋”的形容“不是‘变态’就是‘怪胎’，而且是不可赦的”，“那时大家都不愿意多谈这类话题，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不敢讲”。

在那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警方甚至连巧立名目都不必，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逮捕同志。而后虽然限制聚会的《违警罚法》被废止，并不代表性别规范有了松动之迹。在异性恋霸权底下，同性情欲和恋爱几乎等同于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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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台湾刑案统计》，从一九七九年开始到一九九〇年代，每年大约仍有五到十人因此被控以“妨害风化”的罪名移送法办。因此，所谓的“异性恋家国霸权”并不是“比喻”而已，而是具体存在台湾社会的实况。

而除了各种同性恋“犯罪”报导及谴责外，一九八〇年代随着台湾首位爱滋病患的曝光，同性恋再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媒体、卫生署和医院所发布的消息中，多将同性恋与爱滋病划上等号，并且呼吁“同性恋应及时回头”。

同性恋文化圈又蒙上一层难以洗刷的污名，成为罪恶的渊薮。综观一九六〇至八〇年代台湾社会对“同性恋”不脱下列几种负面形象：社会关系复杂的受害者或犯罪者、性交易者、精神异常者、待拯救的青少年、孤独无助者、爱滋病高危险群等。知名剧场导演田启元更因感染者身分曝光，在考入师大美术系后备受刁难，甚至不准他到校就学。

警方与国家的歧视迫害，非《孽子》所处的年代所特有。时至二十一世纪，诸如此类的事件仍层出不穷，往往运用“违反善良风俗”等宽松模糊的字样，就可随意滥用公权力，侵犯同志的人身自由与各项基本人权。

其中又以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发生于新公园附近的常德街事件、AG 健身房事件，及二〇〇四年的农安街事件为代表。从警方充满歧视的盘查、临检，并逮捕毫无犯罪迹象的同志的过程中，不难发现警方全然冲着同志而来，滥用职权的心态可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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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与心的双重流亡

在如此不友善的氛围中，白先勇开始了他的同志小说创作。自一九六〇年代起率先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月梦〉、〈青春〉、〈寂寞的十七岁〉等，为同志发声，而在着名的《台北人》小说集中，也收录了两篇男、女同志小说〈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孤恋花〉。

〈寂寞的十七岁〉和〈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更可说是《孽子》的前身，首先触及新公园的男同志社群。尔后的《孽子》更在一九九〇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同志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实《孽子》的开场本身就是一场同志辛酸血泪史：

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阳光把我们那条小巷照得白花花的一片，我打着赤足，拚命往巷外奔逃，跑到巷口，回头望去，父亲正在我身后追赶着。他那高大的身躯，摇摇晃晃，一只手不停的挥动着他那管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自卫枪。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血丝满布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嘎哑的喊道：畜生！畜生！

小说主角是高三学生阿青，因为同性恋的身分曝光，接连被学校退学，更被军人父亲逐出家门。《孽子》就由同志少年被逐出家门开始，叙述阿青在外流亡的历程，以及在同志社群中的所见所感；透过阿青及其他同志的生命故事，呈现了从家庭、到学校、国家等种种权力机制对于同志的压迫。

同志生命史彷佛是一段没有尽头的放逐史，小说具体呈现同志生存空间的极度边缘化，更呈现同志内心的矛盾与认同困境，纠结着身与心的双重流亡。

但在流浪的过程中，他也走入新公园这个男同志间口耳相传的祕密王国，在里面集结的同志社群中相互取暖。这些社群不仅提供情感的依靠、也提供经济上的援助，甚或共居、创业，形成新的同志社群认同与多元成家的想像。

然而，孽子固然在被家国、社会放逐后，创造了新的认同与社群空间，却也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投身性工作。

《孽子》故事的背景设定于一九七〇年代，当时台北仍处处稻田、没有 7-11、麦当劳可以打工，更没有网路可以上网，寻求各种救援。那么，被逐出家庭、学校顿失依靠的青少年们，也唯有以身体作为他们最后的本钱来谋生。

换言之，《孽子》不仅仅是写一批流离失所的男同志，更是写一群从事性工作的男妓。这是许多人在讨论《孽子》时不断回避的问题。新公园并不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反倒类似《水浒传》里的梁山寨，有各种阶级、权力与利益交换。

也因此，《孽子》中的男同志空间并非另类的太平盛世、安乐乡，而是被（家国社会）逼上梁山的边缘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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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少年的叛逃与回归

若说白先勇前期的短篇同志小说〈青春〉、〈月梦〉等，往往叙述青春崇拜下与时间拉锯的艺术，而他出国留学后所写的《孽子》则不只是青春与艺术的问题，更是诉说一个情欲少年对于礼教父亲的孺慕与叛逃的故事。

时近中年，《孽子》除了关怀被放逐的孽子们何去何从，也关心这些孽子们如何和父亲和解，甚至因为被放逐、更加希望得到父辈的认同。

白先勇曾写了一篇散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藉由跟《孽子》里的主角对话，透露出他对无数同志青少年回归家庭的期待。因此《孽子》创造了一个曾不接纳同志儿子、后在儿子自杀后幡然悔悟的老军官傅老爷子，作为孽子们的“替代性父亲”，让孽子们暂时获得有如家庭般的温暖。

《孽子》力图化解因性向不同与社会偏见而导致的父子冲突，谋求两代沟通、彼此谅解与社会接纳的可能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可思考在《孽子》中这样对父执辈（公园师傅、傅老爷子）的服膺，是否也展现了另一种对父系认同的向往与执念？《孽子》叛逃与回归的矛盾张力值得再更进一步探究。

《孽子》除了在同志社群生活、同志亲子关系的描绘上颇为突出，同时在地方书写上也蕴含家国认同转向的讯息——从神州大陆的怀想，历经认同的迷惘，复归于台北城人亲土亲的情感联系；在此，同性情欲与土地认同形成一条不可分割的脐带。

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一年间为白先勇小说国族与地方认同的转折期，由〈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孤恋花〉以及《孽子》等同志小说所再现的台北、纽约地景、氛围与人事变化，可发现其认同已由中国大陆转向台湾和台北。

此阶段的台湾虽有悲情却也蕴含诸多甜美的回忆与新生的可能，并淡化了《台北人》中对中国故乡的缅怀，台北已成为孽子们名符其实的家园、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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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柜子内到舞台上

而《孽子》作为一本脍炙人口、长达四十年的长销书，也几经改编，重新赋予许多新声与意义。首先是一九八六年由虞戡平导演改编成同名电影，也是台湾第一部以男同志为主轴的电影，试探了电检制度的底线。

尔后，在二〇〇三年由曹瑞原导演改编成电视剧，在公视八点档播出，成为台湾第一部以男同志为主角的连续剧，开启影视作品平权的新页，也获得诸多回响。

当年公视放映时，更接获同志父母的讯息，在电视上打出跑马灯，表示看过《孽子》电视剧后，更能理解同志的处境，希望藉此呼吁离家的同志儿子赶快返家。《孽子》电视剧的播出增添许多佳话、获得广大群众的回应，公视更因观众要求，出版了《孽子》电视剧剧本书。《孽子》电视剧的播映，对于促进大众理解同志社群，有十足正面的影响与功效。

此外，《孽子》分别在二〇一四年与二〇二〇年由曹瑞原、黄缘文导演改编为舞台剧，进入国家剧院演出，也受到相当多的注目与回响。白先勇表示看到《孽子》能进入国家剧院演出，每一场的观看，都让他感动得泛泪，也感动许多观众。这或许不只为了作品而感动，也是对于同志能由边缘走向舞台被看到而流下辛酸感动的泪水。

白先勇在一九八八年于香港接受专访时，首度公开出柜，成为华人世界首位出柜的同志作家，其出柜的目的是希望藉此呼吁香港政府废除从殖民时期到一九八〇年代（殖民母国英国都已去除、而香港仍保留的）迫害同志的法条。

尔后，白先勇也曾投入爱滋防制、婚姻平权的推广，不论是创作或行动，在在为同志社群尽力与发声。白先勇于二〇〇三年获得第七届国家文艺奖，这个台湾官方文艺奖的最大殊荣。

至今他已八十四岁高龄，仍继续为艺文创作、昆曲复兴、同志运动发声、努力不辍，也为提携后进尽心尽力，一刻都不曾懈怠地担起为弱势发声与艺术传承的使命，树立了创作与实践合一的风格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