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选书｜谈男性危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女权运动如何开始？

文｜卢省言

世纪末的新女性

从希腊时期到当代，男性一直以比女性更为优秀的物种自居。许多男性在社会上所占的优势及压力都是由这个概念所产生，因此可以说是“男性比女性优秀”此一概念建构了已实施几千年的父权社会。

这体制虽然动荡不断，却也延续至今，使人类不断繁衍，甚至是不断进步。因此，对许多男性来说，当女性决心从父权社会的压迫下争取该有的权利时，便是不对的、不能允许的行为，甚至动摇国本。

女权运动的兴起，一方面引来男性的强烈反对，也激发出男性对于传统性别建构的社会即将崩坏的危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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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男性危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女权运动如何开始。早期的女权运动可从十九世纪的“新女性”（New Woman）说起 。新女性一词是爱尔兰女作家莎拉．格兰德（Sarah Grand）的发想，提倡女性必须透过激烈的手段寻求经济及社会独立。

格兰德在文章〈关于女性问题的新面向〉（'The New Aspect of the Woman Question'）中，强烈抨击一八六〇年代的《性传染病防治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因为该法案只强制隔离有感染性病的女性性工作者，但常去风化场所光顾的男性却不用被隔离，能继续在外传播性病，甚至传染给自己的妻子。

不少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也描写了传统女性的悲剧，显现女性在传统家庭婚姻的束缚与追求自由之间挣扎。

新女性的风潮在十九世纪末达到高峰，学者葛雷格．巴兹威尔指出，女性解放的风潮多少也得力于人们处在世纪末（fin de siècle）的焦虑及兴奋感，认为新的世纪必须迎来新的改变。

这个时期开始鼓吹性解放，不只认为女性在性方面有自主权，爱打扮、具阴柔气质的男性也渐渐开始流行起来，意即两性的传统特质开始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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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风潮也引起不少批评。社会评论家马克思．诺都（Max Nordau）便在《恶化》（Degeneration）一书中，指责新女性带来的性别错置，并认为这预告了国家即将面临毁灭。

当时的知名杂志《潘趣酒》（Punch）便取笑受过高等教育、追求独立自主的女性，都是一群嫉妒心强、见不得人好、嫁不出去的剩女（spin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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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期对女性的要求便是在家相夫教子。一首一八五四年的诗〈家中的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 便反映出当时对女性的期待：忠贞及奉献。对丈夫忠贞、为孩子付出、为家庭贡献。

因此，新女性必须被社会所挞伐。巴兹威尔以着名的吸血鬼文学作品《德古拉》（Dracula）为例，并比较了其中的两位女性角色：露西．伟斯特拉（Lucy Westenra）与米娜．莫瑞（Mina Murray）。

露西就是新女性的代表，在被德古拉变成吸血鬼前，她毫不掩饰自己拥有强烈的性欲，且不甘只拥有一位性伴侣。最后，她在朋友面前被自己的丈夫以木桩插入心脏而死。相反地，米娜也是位受过教育的女性，聪明独立，但在婚后愿意成为忠贞的妻子，为家庭奉献，因此逃过了与露西相同的悲惨命运。

在不少人眼中，新女性似乎和道德沦丧画上等号。她们在卫道人士眼中是惊世骇俗的—行为举止像男人，老菸枪，且抱持着不生主义，又讨厌小孩，完全和母性背道而驰。

甚至连以骑脚踏车来追求行动自由的女性，都受到不少男性的挞伐，更遑论以性解放与独立为中心的新女性了。

当时的社会也认为，女性拥有强烈的性欲，甚至是拥有多位性伴侣，这和达尔文所提出的理论是相违背的：“雌性，除了极少例外，不像雄性那么渴欲⋯⋯她更加害羞，而且依据观察，常常长时间尽力逃避。”

雄性竞争、雌性选择，这是人的天性，因此社会才是由男性掌控，而试图冲破这个定律的新女性，便是在做违反天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