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善意，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传递出去的善良是“同情心”还是“同理心”。
身为医师，最需要意识到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患者将永远记住你如何对待他们。
即使经过几十年，他们也可以立即回忆起医师对他们说的话、看着他们的方式，以及那些话语和表情带来什么感觉。我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是病人，而我也非常清楚记得那给我的感觉。
我经常想起我经历的那场车祸，通常是在开车时想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很少走车祸发生的那条路，那件事也不常出现在我脑海里（不过，如同许多重大生活事件一样，我确信它就在大脑的某个地方，就藏在其他想法的后面）。
有时候，我会顺带提到这件事，通常是有人提议搭计程车或共乘时。我必须搬出一贯的“几年前我发生车祸，所以不喜欢其他人开车带我到任何地方”这番说词，每次我参与有关如何从 A 点到 B 点的决定时，都会出现一种熟悉的焦虑感。
还有些时候，当我开车驶过北德比郡荒凉的山丘，视线中没有任何车辆时，我就会开始想起那次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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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过一段难以置信、足以改变人生历程的创伤性经历后，大脑似乎会筛除所有重要细节，只留下一些细微的记忆。听觉的、嗅觉的、结构性的记忆。
我不记得事故本身，但非常清楚记得事故发生前的时刻。我记得我沿着一条笔直的乡间小路行驶，被许多汽车超车，因为我是个超级慢速驾驶（感谢老天）。我记得爬上山坡。我记得那是一个凉爽晴朗的夜晚。我记得自己在想着回家后要吃什么。
然后，接下来的记忆就是我睁开眼睛，意识到汽车不动了。我完全静止。就在我面前两公分之远，我的大灯照亮了一片干石墙，明亮如剧院舞台。我研究了覆盖石头表面的整片苔藓，微小无花但却如此美丽。
我心里想，我每天经过这条路，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我知道哪里出了点问题，我知道我不应该在逆向的马路中央惊叹着青苔的美，所以我伸出手打了危险警示灯。那时我才看到自己手上全都是血。
我在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一定又失去意识了。当我下次再睁开眼睛时，有个人站在汽车旁边。他说他是警察，这是他下班途中恰巧碰上的第二起事故。所以，我想我应该是出了车祸。
我想问他问题，所有的问题。但是他在整个说话过程中都没有看我，我只好盯着他夹克袖子上松掉的钮扣，心里想着那个钮扣很可能会不见，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
最后，我被抬出车外。他们让我坐在警车前座，把我一个人留在混合口香糖及吸尘器吸过的汽车座椅气味之中，试图安顿脑海中四处游移的混乱思绪。
附近某处有警用频道发出嘶嘶声，在我听不懂的乱七八糟词汇之中，我听到对方说这是致命的撞车事故。致命？那时我没有意识到还有另外一辆车牵涉其中，我的整个脑子陷入恐慌，试图思考谁可能和我一起在车上，而且死了。我想过每个我认识的人、关心的人。
我竭尽全力思考所有可能性，最后确定我是自己一个人在车上。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人在车上、而这是起致命事故，那么死的就一定是我了？这个念头停留了很长时间。
或许实际上只是片刻而已，但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怖、最超现实的片刻，我心里想着这一定就是死掉的感觉了—在一片黑暗中又冷又孤独，听着远处陌生人的声音。
直到他们把我放到救护车上，绑在一个铺着毛毯的狭窄地方并接上仪器之后，我才接受了自己还活着的事实。我还在这里。我只是到很晚很晚才意识到这是多么不可能。
跟刚刚那位刚下班的警察一样，医护人员也没有看我，他盯着他的靴子。他在一片黑暗的救护车中，透过小窗户向外望。那个窗户是用紧急服务车那种奇特的磨砂玻璃制成的，我记得我还在怀疑，既然完全看不到外面，为什么还要盯着窗户看。
我试着要和他交谈，但不确定那些字到底有没有离开我的脑袋，从嘴巴里吐出来。他当然没有回答。那时的我没有觉得哪里痛，唯一能感觉到的就是嘴巴周围湿湿的，感觉像是鼻子在流鼻水，而我一直试图用手背把它擦掉。
“不要碰你的脸。”他告诉我。
这是他在整个车程中说的唯一一句话。在我生命的那个阶段，我对医护人员的参考点来自于影集《急诊室》中的乔许。但这起事故的医护人员不是乔许。在我的第二本书中，有一整个篇幅专门描述医护人员。书中的护理人员都非常友善、令人安心且体贴。
我想，作者有时可能会重述一段生活经历，并把它转变成自己希望的样子。
到达医院后，我被推过一个充满注目眼光的等候区，进入急诊区，那里有一群人围着我的推床。我看不到他们是谁，只能看到他们的前臂和海军蓝色的袖子，他们刷洗过的手，以及在我头上传递的东西。
我被送去进行扫描和 X 光检查，在经过走廊时，我可以看到天花板上一条又一条的灯管。另外，我在整个过程中都一直希望有人能为我擦掉鼻水，我只记得我想要他们做这件事。
后来，当我在急诊区工作时，始终会想起那次的经历—当你的视线只能看到人们的袖子和手臂，以及天花板上炫目到令人眼瞎的萤光灯时，那会是什么样子，又有多么恐怖。
那群蓝制服小组确定我稳定下来之后，又迅速移动到外围去，而我又被独自一人留下。就在这时候，她出现了。一个初级医师。她很年轻，也许只比我大一点，她靠在我的床边。
“别担心，”她说，“我的朋友在希腊潜水时撞到岩石，也是伤到脸。”
我确切记得她每一个用字。我记得同情从她的眼中溢出。
“一开始很糟糕，”她小声说道，“但现在根本完全看不出来。”
我想说，我脸上不过是擦伤而已。没什么。他们可能会缝个几针，然后就要我回家。你为什么这样看我？为什么这么担忧地看着我？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盯着她。因为在陌生人安慰我的这个短暂时刻，她的话让我意识到，我变成了一个需要被怜悯的人。
当我自己成为初级医师时，也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你总是被自己永远比不上的聪明人、经验丰富的人所包围。你感到毫无意义，感觉自己是多余的。
你觉得无能为力，所以只能付出自己唯一有信心付出的，那就是同情心。你会说一些话——过多的话——来弥补那种帮不上忙的感觉。急诊区的那位初级医师只是想表达善意，但是她的好意把我吓坏了。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理解到她为什么会那样说。当我被送到病房时，我说服护理师让我自己去洗手间。我站在里面，隔着洗手台抬头望向镜子。那是我在事故后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面孔，我震惊地向后退了一步，因为我以为有别人闯进来了。
最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感觉在流鼻水。车祸的撞击压垮了汽车的整片引擎盖，而我整个人往下滑，膝盖撞在驾驶座下方的搁脚处。撞击使我的头部先撞向仪表板，在那个安全气囊还没问世的年代，我的脸撞坏了方向盘。
坚硬、锋利的塑胶碎片刺进我的嘴巴和鼻子，从骨头上把肉撕裂下来。被撕裂的肉多得可以—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把我整个脸从头骨上拉起来，就像面具一样。我之所以没有感到痛苦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那里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神经末梢，向我传递痛苦的讯息。
我在开车时会想到这种种事情，但却不太会想到受伤、康复的那几个月，以及我花了许多年适应新面孔。我最常想到的，是急诊区的那位初级医师。我想着她出于好意但错置的仁慈，是如何在我本以为自己不可能再更害怕的生命时刻里感到恐惧。
我思考着仁慈的危险性。
事故发生后的许多个月，我由于口腔受损而无法进食（我必须用一根细吸管喝香蕉口味的安培营养饮料，即使经过多年，每次要开这个处方给别人时，我都还记得它的味道），我也不会说话。
或者应该说，我可以说话，但发出的声音对其他人而言一点也不清楚（即使在我听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被迫写下所有想说的话。写下想说的话是一个很棒的练习，它教会你要少一点脾气，少一点暴躁，多一点专注。
以我当时不快乐和沮丧的程度来说，先把想法写下来，代表我不会不经思考就抛出那些不快乐而沮丧的字句。我心想，如果所有人在说话时，都能像写字时那样谨慎地选择字句，那么这个世界可能会让人比较能够忍受吧。
我喜欢大家怀抱着同情心和彼此关爱，也喜欢关于小善举的主题标签和这种美好精神，但你不能把仁慈像泥巴一样甩出去，然后期待它会自动黏上正确的地方。仁慈的话语跟其他从口中及键盘中冒出来的字词一样，都需要仔细留意，并且放在合适的位置。
你真的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把仁慈“放错位置”了。仁慈并不是一体适用所有人的。仁慈不是种被追赶的流行，尽管它可能是我们所拥有最强大、最有能力付出的特质之一，但如果欠缺谨慎考虑，它也可能是最残忍的，像种精心策划的残酷行为，会对听者造成很大的打击。
因为仁慈善良的回音的确会永远传递下去，不论它是好是坏。而你可能会发现，多年以来，你发自最大善意所说的话，会被一个陌生人想起—当她开车回家，经过北德比郡的荒凉山丘，视线中没有任何车辆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