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结婚没你想像中美好？婚姻常是一种手段，用来管制国家不喜欢的社会状态

文｜谢博霖

国家如何监管草民婚姻？

婚姻，是修成正果，还是爱情坟墓？每个人的想像或有不同。但回顾争取婚姻平权的历程，常有人问：“为何要劳师动众争那一张纸？”婚姻只是一纸证书吗？究竟还代表了哪些意义？

“研之有物”专访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刘欣宁助研究员，她专研秦汉两代的简牍文书，在两千年前的竹简文献中，记载不少犹如玫瑰瞳铃眼般的奇情案件，也描绘出千百年来婚姻的重重面貌。

“那是一个规范制度还没完全定型的时期，社会有一种质朴的活力。”刘欣宁从婚姻规范、继承制度，观察秦汉基层社会的家庭与婚姻生活，说起话来轻声细柔的她，这么描述两千年前的时代氛围。图片｜研之有物

身高六尺、登记成婚，恭喜转大人！

对现代人来说，结婚说难不难，但还是有些基本门槛。今年法务部提出修正草案，男女得年满 18 岁才能登记结婚，民法、刑法的成年规定也统一为 18 岁。成年责任、结婚权利，同步降临。

有趣的是，秦汉时代的“转大人”标准，看的却不是年龄大小，而是身高！

睡虎地秦律中，不论男女都以“身高六尺”为界线，判断会不会被官府问罪。现代刑法 14 岁以下免除刑罚、14 至 18 岁减轻刑责，秦代同样也有两个标准。男子六尺五寸（150.2 公分）、女子六尺二寸（143.2 公分）才算成年；男女未满六尺（138.6 公分）免除刑责；介在六尺至六尺二寸、五寸之间，应可以减轻刑责。

难道长不高就无法独立？哈比不必绝望，另一个提早成年的捷径：结婚！成年标准与结婚分离，只要结婚就被视为独立。

在现代，有个离谱的例子是夫妻闹离婚，结果一到户政事务所，才发现当时根本没去登记。这种“仪式婚”与“登记婚”的困扰，不只现代有。

当时最标准的正式婚姻，订婚时双方立下如同婚书的“参辨券”，结婚时由乡官见证。举行公开仪式、并到官府登记，那就万无一失，保证两人绝对是正宫。但是，由于官府鼓励却没有强制登记，婚姻认定仍以仪式为主，类似台湾过去的仪式婚，因此也曾发生婚姻成立与否的争端。

奉行不婚主义的现代人或许会潇洒地说：结婚，不过就是一张纸嘛。还真不是，秦汉简牍有这么一个案件：主角是一名奴婢“婉”，因早年被好心的大夫收留，养在家里成了御婢，还为大夫生了小孩。秦汉法律允许一夫多妻，正妻、侧妻都受到法律保障；但婢女就比较模糊暧昧。

由于大夫和“婉”没有登记成婚，仅解除她的奴隶身份。因此大夫死后，家仆“识”与寡妇“婉”为争夺遗产发生纠纷。这时，婉是不是合法的妻子就成了法律争点，决定她能否获得法律保障。所以，结婚真的不是一张证书而已，还关系到很多重要的权益啊。

小三、小王抓，小情侣也通通抓！

关于婚姻的权益保护，“通奸除罪化”可说是近期热烧议题，这涉及法律如何介入、规范私人婚姻，是否需要用刑法来惩罚感情不忠者。在秦汉简牍中，对出轨也有相关禁令，而且当时的通奸定义更严厉。

除了明媒正娶的配偶，婚前、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通通不合法。人夫或人妻外遇、未婚情侣的私情，皆被列入“奸罪”（当时以“奸”代表男女私情，“奸”主要指一般犯罪）！

在今日，抓奸很难罪证确凿，缺乏摄录设备的古代就更加不容易。有一对男女受刑人在官府服劳役，日久生情，便开始私会偷情。不知是不是劳役表现不佳，让官吏起了疑心，竟然化身“古代狗仔队”长期跟监追踪，终于将两人逮捕论罪。

如此近在眼前的私情，都需要大费周章追查，一般百姓家的奸情，不告不理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寡妇当何论？秦汉法律的系统性精神

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保护下，婚姻双方不能出轨。若其中一方过世呢？对现代人而言，这自然等同婚姻消灭。但，如果当事人是在丧事期间有染呢？别怀疑，秦汉简牍还真的记载一则大踩线的奇情故事。

案情是一位寡妇在丈夫丧期与别的男人通奸，而且在亡夫的棺木之后！婆婆知道后怒不可遏，愤而向官府告发。问题来了！律法中并没有针对寡妇的特殊规范，但这等玫瑰瞳铃眼编剧都要认输的猎奇案情，对时人而言，只以一般通奸罪论处又太轻轻放过，只好想法子把法律“扩大解释”。

官吏努力找出一条律令：罪名是类“不孝”，以次于死刑的重罪论处。当时如果不孝顺父母，定罪后会遭处死。夫为妻之主，次于亲子关系，寡妇在丧期没有流露悲哀之情，做出不敬之事，当判次于死刑的“终身劳役”。

但此时，却有人独排众议！一位官吏眉头一皱，深觉此事万万不可。

他的论证如下：妻子在丈夫生前通奸，法律规定处以较次一级的劳役惩罚；本案妻子在丈夫死后与他人通奸，则要处最重的终身劳役。死后通奸竟然比生前通奸罚得更重，实在太不合理。这番有理有据的主张，立刻让众人犹如醍醐灌顶、频频称是啊。

这则案件也显露出秦汉法律的核心特色，相较于唐律高举道德伦常，秦汉律法更重视制度化规范。

刑罚不只是审度行为适当与否，还需考量“法律的系统性”，是否合乎系统内在逻辑。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衡量整体的比例原则。

反之，这名寡妇若不幸生在唐宋以后，很可能被冠上儒家道德之罪，结局恐怕便不只如此。

比起后世，秦汉初期女性受到的束缚比较少，自由度更大。夫妻财产分开登记，离婚后可以取回嫁妆。女子可签契约、买卖，承租店铺做生意，拥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小资女也有机会变身女富豪。例如，影视喜欢取材的秦代“企业家”巴清。图片｜Wiki，电视剧《巴清传奇》海报，唐德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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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们成婚吧（哔！来人抓起来）

自古以来，婚姻作为不同家族、人群的势力结合，涉及统治者最关切的政治利益。因此，透过不同时代的婚姻禁令，也能发现背后潜藏的社会文化。

比如，汉代初期实行“郡县、封建双轨制”，中央划定部分行政区，直接掌管这些郡县；同时，也分封土地给功臣贵戚建立小王国。由诸侯控制的领地，在汉帝国内保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央和地方之间隐隐呈现某种对抗关系。

因此，汉代中央政府基于人力考量，便禁止其它封国男子娶走户籍在汉帝国直辖下的女子。但感情的事，哪里是一纸禁令能束缚的呢？在汉朝所属藩国——齐国，就发生了一桩不被祝福的爱情悲剧。

故事是这样的，齐国的官吏奉命带一名贵族女子南去首都长安落籍，两人在途中坠入爱河。到了长安交差覆命后，私订终身的小情人怎么舍得从此天涯相隔？官吏便企图让“南”女扮男装，蒙混出关一起逃回齐国。但苦命鸳鸯没有成功，出关时不幸被逮住，成为竹简上的判例。

这对无法相守的“古代罗密欧茱丽叶”，透露出当时政治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暗示了婚姻不只是相爱的两人，还经常具有结盟的政治意涵。

在劳动力珍贵的时代，中央政府自然不愿意直辖臣民的人力，因结亲而外流到藩国。还好，这类禁令来自政治需求，当诸侯国势力逐步被瓦解后，禁婚限制也就慢慢宽松，也许能少拆散几对有情人。

简牍文书是古人书写在竹木片的纪录，但这些珍贵文献往往字迹潦草、模糊，很难辨认。2019 年中研院开发出简牍字典数位资料库，是研究者重要帮手。今年更与日本五大学研机构合作，搜齐 150 万的字形，建置了东亚规模最大的“历史文字资料库统合检索系统”。图片｜研之有物（来源：历史文物陈列馆／中研院开放博物馆）

“简牍研究的空间很大，但挑战也非常高！”简牍文书大多零散残断，没有前后文，很难想像研究者要如何破解拼凑。刘欣宁透露，简牍研究就像拼拼图，得不断尝试各种破译方法，例如把相似格式的简牍凑起来，观察比对脉络和规律，归纳出可能的解读方向。图片｜研之有物（来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开放博物馆）

秦汉时代的超前观念：权势性侵

除了选边站的政治对抗，“不合格”的婚姻禁令还包括：商人与非商人家庭不能通婚，这来自于秦代重农抑商的延续，希望固定在土地上的农业人口不要流失。入赘婚也不被允许，政府希望成年男子自立户籍，不要依附在妻家。这两类婚姻基本上属于不鼓励，虽有惩罚，缴钱就可了事。

但另一项婚姻禁令可就相当“前卫”！

秦汉法律规定，官员和辖区内的女子共结连理是犯法的。而且不论女方是否自愿，男性都被视同为“强奸”。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担心官员跟地方豪强联姻，形成一方势力，对中央政府造成麻烦。更重要的，防杜官员用权势威逼，让良家妇女含泪点头。这个律法概念类似现在的“权势性侵害”，掌握生杀定夺大权的地方公职、案件主审，都不可和辖区百姓、被告通婚。

这也意味，秦汉时代已注意到公共权力关系中的不对等，而且弱势者不需要举证，受到法律伞的全面性保护。

检视这些被排除的婚姻形式，背后往往潜藏了各种政治利益、文化禁忌。刘欣宁点出其中的关键意义：

婚姻经常成为一种手段，用来管制国家不喜欢的社会状态。

直到今日，争取婚姻平权的过程中，也曾出现“国家不应该鼓励不能生育的结婚形式”等论调。古今对照，现代某些思维是否和古代婚姻管控的想法有些相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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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边人就是国家的耳目

除了禁止特定婚姻形式，秦代也透过监管私人婚姻，深入家家户户来控制百姓。自秦国商鞅变法，国家用“连坐法”强迫人民互相监视，达到统治效果——不想被别人连累，那就赶紧告发你的邻人、朋友，还有丈夫吧！

丈夫如果犯重罪被捕，妻小都要被罚为官婢，所以妻子一旦察觉不对，先告先免罪。但特别的是，妻子可以告发枕边人，儿子却不能举报父亲。

原来，当时认为父子血缘无法断绝割舍；夫妻则像契约关系，可以随时终止。这种观念相当超前，和现代相近。不过到了强调儒家伦理的后代，却是相反过来，妻子、儿女若告发家人，都会因为不守“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亲亲之道而被议处。

虽然秦汉政府鼓励人民相互举报，但也有一些规定，感觉还挺有人性的。当时驻守边塞的军士可以携带家眷，由国家配给全家粮食。太太跟着当兵的丈夫到边塞生活，一家人天涯海角，颇有一种同甘共苦的朴实浪漫感。

换句话说，秦汉早期看待夫妻关系的要件是同居，社会对家的定位，类似现代社会的“小家庭”，并不是后来的中国宗亲、大家族。

秦汉时代，边塞军士可以带着太太，有些家庭甚至还有父母、未成年的幼弟幼妹。现在还不清楚家眷是同住军营内，或落脚边疆沙漠，但当时对夫妻的认知是同住同居，不论丈夫当兵、受刑，太太都要共同生活。图片｜denis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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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制度是特定时空的产物

不论古今，草民的婚姻被法律所保障，但也同时受到监管控制。结婚证书绝对不只是一张纸，藉由婚姻制度，政府可以让一些人获得保障，或将另一些人隔绝在外。国家既强化特定推崇的价值，也排除忌惮不喜的类别。

但相较于唐律的道德化，在秦汉时期，法律目的以“编户齐民”为主，让官员精准掌握家户口数，按户征税、征兵、征徭役，方便管理。秦汉律令没有儒家化后的条条框框，也较少“婚姻家庭应符合圣人之言”的浓厚道德监管性，更接近庶民生活。

“尽管时空背景不同，但婚姻面对的种种情感冲突、现实争端，经常是跨越时代的。”历史文化的深入考察，让我们进一步看见，不同时代的人如何理解婚姻制度、社会规范。今日，人们对改变婚姻形式的冲突、抗拒与对话，或许在两千年后，也会成为后世眼中一段值得研究的奇特历史呢。

爬梳出土简牍，遥望两千年前的律令，刘欣宁这么说：

所有观点思考，都受到特定时空背景的局限，包括现在的我们。保持开放性，尊重、接纳差异，或许就是历史教给我们的珍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