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着名的黑人女性贝舒与泰瑞尔,都用她们的方式为自己的种族、性别权益而战,但出身不同的两人如何抗争白人的社会体制,则使用了不同的方式。

采访撰文|Yichen Wang、杨丹祺。美术设计|林洵安

我的妥协不是妥协!种族困境下的黑人女性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打得胶着激烈。目前,川普政府已准备好启动交接程序,若拜登顺利入主白宫,贺锦丽将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亚非裔女性副总统!

中研院欧美研究所黄文龄副研究员提到,种族歧视是十九世纪以来非裔美国人的日常,她从性别角度切入,挖掘 1920-50 年代黑人女性身处种族、性别的双重困境下,如何摆荡在妥协与反抗之间,发展出与体制搏斗的权宜策略。

肤色+性别,黑人女性的双重挑战

“在处理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族和歧视问题时,我们必须要有耐心,⋯⋯而不是在种族矛盾无法全面解决时,就灰心丧气和放弃。”美国前总统欧巴马曾这么说道。

2008 年,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任的黑人总统,但实际上国内种族冲突并未减少。2020 年初的“佛洛伊德事件”(George Perry Floyd Jr.)更让“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BLM)再次延烧。

1896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普莱西控诉佛格森案”(Pless v. Ferguson)中判决,“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并没有违背《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后,确立种族隔离合法化。


被标上“colored”供黑人使用的饮水机。图片|the United States Library

在 1960 年代马丁.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打出响亮的一战之前,黑人民权运动已走过漫长的历史,非裔美国人努力冲撞、突破各种压迫。其中,黑人女性并没有缺席。

她们透过各种民间社团组织,如“黑人女性全国联盟”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ored Women’s Clubs)、“黑人女性全国联合会”(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黑人生活与历史研习协会”(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 等,以不同于男性的多元方式,改善种族困境。

1920-50 年代,黑人女性投入争取种族权益的过程,事实上也一并提升黑人女性地位,同时改善种族与性别弱势处境。玛莉.贝舒 (Mary McLeod Bethune,1875-1955)、玛莉.泰瑞尔 (Mary Church Terrell,1863-1954)便是两个重要代表。

黄文龄特别爬梳 1920-50 年代的历史,相较于过往学者偏重的高冲突性事件,在《或跃在渊——种族困境下的美国黑人女性,1920–1950》中,更偏重剖析黑人女性如何在妥协与反抗两极之间迂回调整,谨慎掌握机会,务实地累积能量、达成目标。


图片|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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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部署的玛莉.贝舒

二十世纪初,第一波妇女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争取女性投票权之际,黑人女性玛莉.贝舒已主张世界有色人种必须彼此合作,并鼓励黑人女性积极参与政治。

玛莉.贝舒在 1875 年出生,她从小就对教育很有兴趣,下课后常常在家担任小老师,讲课给失学的兄弟姊妹和邻居听。1904 年,30 岁的贝舒在佛罗里达州成立“德通纳黑人女子语文与职业训练学校”(Daytina Literary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School for Negro Girls)。当时这里几乎只有白人能上学,让贝舒决定为黑人女孩办校,一开始的学生只有五名小女孩和她的儿子。

后来,学校越来越成熟,还进一步争取到白人社会赞助,成为当地第一所四年制的黑人学校。在跨种族合作下,短短十几年间培养了无数黑人完成高中教育。

对贝舒来说,在黑人不如白人、黑人女性不如白人女性的情况下,只有为黑人女性争取平等的受教权,才有追求种族与性别平等的可能。


玛莉.贝舒和黑人女学生。她全心投入黑人教育,认为改善黑人女孩的教育水平,才能突破传统的性别、种族双重困境。图片|维基百科

贝舒深知,种族不平等根植于社会制度结构,不可能只凭个别黑人的优秀,就能扭转所有人对“黑皮肤”的歧视压迫。

她一方面在体制内增加黑人的教育机会,跨种族合作;另一方面透过历史教学,她也积极挑战主流白人优越的文化,重建黑人对自己历史、社群的认同与荣耀。

为了争取募款,贝舒四处演讲宣扬理念,邀请白人到校参观。同时,她也把所有款项一笔笔清楚记录,打造符合主流期待的清廉形象。课程设计上,既安排技职训练,满足赞助者对黑人教育的定位;但贝舒也坚持纳入通识教育,让黑人接受和白人一样的课程。

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任内,贝舒参与了“新政”(New Deal)中与种族相关的的事务,举荐黑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实际参与政治活动。由于经常出国,她又发现欧洲也存在种族问题,因此极力推动跨国际合作,将美国国内种族议题与国际有色人种贫穷、弱势议题接轨。

在保守与激进两端,贝舒打出一手务实而弹性的牌。“读到她的故事会非常震撼,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一位女性,有这种眼界、高度真的是超前部署!”黄文龄说。

玛莉.贝舒除了是优秀的教育家,也是社会运动者,更被列为美国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担任“黑人女性全国联盟”董事会主席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后来被举荐投入罗斯福总统“新政”,发挥实质影响力。


图片|维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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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老祖母玛莉.泰瑞尔

相较于父母皆为奴隶身分的贝舒,被称为“民权运动老祖母”的玛莉.泰瑞尔就幸运得多,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

玛莉.泰瑞尔于 1863 年出生田纳西州孟菲斯市(Memphis, Tennessee)。泰瑞尔的父亲是南方第一位黑人百万富翁,因为 1970 年代南方严重的黄热病(Yellow Fever)疫情,许多白人因此离开,留下大片土地,让他有机会藉由房地产事业致富。泰瑞尔在优渥家庭培养下,精通多国语言,十九世纪末就到欧洲各国游学两年。

虽然具有高社会阶级,但肤色仍让泰瑞尔饱受歧视。像她这样衣着、谈吐、知识水平良好的中上阶层,都会因肤色遭到嘲笑羞辱,更何况那些贫穷的黑人啊!

整个二十世纪上半,泰瑞尔活跃于黑人女性社团组织,成为知名黑人民权人士,而这却是与丈夫罗伯特.泰瑞尔(Robert Heberton Terrell)的鼓励与支持有密切关系。他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第一个黑人,也是华盛顿州极为稀罕的黑人法官。

泰瑞尔为了让先生获得当时黑人领袖布克.华辛顿(Booker T.Washinton)的支持,她全力扮演贤内助,事事以丈夫为重,坚信“身为一个妻子,不可因为自己的言行而阻碍丈夫的前途”。

由于顾及丈夫的事业发展,泰瑞尔在个人权益被打压时隐忍低调;然而一旦遇上种族议题,特别是关系百年大计的教育问题,她则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她参与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NAACP)抨击政府的种族政策,与华辛顿的妥协立场不同,华辛顿因而私下向泰瑞尔先生抱怨,要他管好太太。

不过,泰瑞尔先生没有这么做,反而积极鼓励太太不要退缩,因为这些都是为了黑人种族权益奋战,并未挑战丈夫的男性气概与颜面。

可以说,泰瑞尔婚后成功踏出传统家庭领域,全是为了争取“黑人种族权益”,而非为了“黑人女性权益”。

1960 年代以前美国普遍存在隔离制度,泰瑞尔发动多项反制行动,例如出钱包下音乐厅,只让黑人入场;当饭店拒绝黑人入住,租下整间饭店提供黑人使用。一直到 80 岁,泰瑞尔仍持续参与抗争,纠察公共场所的隔离歧视措施。 


图片|维基百科

阶级带来不同视野

贝舒与泰瑞尔都是为了黑人权益而战,但如何完成,两人却是站在截然不同的光谱上。

贝舒主张,黑人女性应该勇于走出家庭、参与公共事务,从国家体制改善黑人的集体处境;但泰瑞尔则深知白人社会对女性的规范,因此认为黑人女性首要之责是成为好妈妈、好太太,让黑人家庭更上轨道。黑人女性也应该努力成为更好的女人,优雅、礼貌、有教养(如同白人女性一样),树立良好的种族形象。

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黄文龄认为须加入“阶级”因素分析。

贝舒来自奴隶家庭,属于出身低微但拥有专业能力的中产阶级,她重视普罗黑人的权益,相信要为他们创造更多机会,才有改善种族形象可能。泰瑞尔出身优渥,代表了浅肤色(mulatto)、中上阶级的黑人女性,为了避免被牵累,主张提升低社会阶级女性,教导她们正确的行为规范。因为加诸于任何一个黑人女性的指责,都会被套用在所有黑人女性身上。

为黑人而战,黑人女性必须更像白人眼中的好女人

当时,“维多利亚女性特质”(Victorian Womanhood)是 1920 年代主流社会的理想女性要求,操持家庭、维持美貌、遵守道德、相夫教子。

黄文龄分析,黑人女性往往囿限在白人社会所谓的“好女人”阴影下,以此做为行为规范准则。但尽管如此,对黑人社会而言,种族压迫甚于性别不平等,因此种族议题往往比性别议题更优先,也让许多黑人男性愿意合作。

例如,当泰瑞尔对公开演说邀约感到犹豫时,经常获得丈夫的鼓励,敦促她要为黑人社群努力。也正是在种族发展的优先考量下,罗伯特愿意进入私领域分担家务、照顾女儿,好让妻子能在公领域活跃发声。换言之,

黑人女性要成为白人社会认可的“好女人”,黑色皮肤是挥之不去的负担。但对于黑人女性要争取跨入公领域议题,种族因素却是加分助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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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

黄文龄认为正是在这种多重矛盾中,可以看出她们的弹性策略。

妥协与反抗是天平的两端,种族、性别都是居间的砝码,影响黑人女性如何运用妥协、反抗,或者相互为用的程度。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反映出她们是在判读当下情况后,顺势而为,选择最有利的方式,破除阻力,达到既定的目标。

从历史发展来看,“顺势而为”确实是最有利的策略,贝舒与泰瑞尔都是好例子。

黄文龄说:“蹲好、准备好,机会一来就能把握!1920 年代她们已经做到了,这是最让我敬佩的特质。”

1955 年,罗莎.帕克丝(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拒绝让位给白人而被逮,引发“抵制公车运动”。事件发生在周四,周五已印好 5 万份传单、安排接驳车,可见这是民权组织筹备缜密的行动,条件俱备、顺势而起。


收藏于博物馆的第 2857 公车。图片|Eege Fot vum

历史冲突是累积而漫长的,抗争运动也不是突然在 1960 年代冒出来。黄文龄认为,

研究 1920-50 年代,就是希望看到那段漫长的历程如何演变、累积能量,以及许多黑人女性的沉潜付出,看似保守,实则重要。

从历史回望今日,2020 年的“佛洛伊德事件”一度演变成全城暴动。她观察,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美国社会的极化,让敏感议题更被激化,撕裂也越发严重。黑人抗争活动若走向失序,将可能让议题失焦,无法产生共鸣。

接下来,种族冲突是否可能越来越棘手?黄文龄认为值得继续观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种族议题是结构性问题,很难一时解决。空喊公平没有用,必须从经济、工作权、教育权全面落实,特别是公平的教育资源与机会,或许才是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