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仪在《人生最大的成就，是成为你自己》一书中，谈起是爷爷教会她无条件的爱⋯⋯而爷爷过世后，她再也无法对他人说“节哀顺变”，因为有些伤痛，只能自己慢慢化解。
文｜曾宝仪
我人生的分界点，是从二○一二年开始的。
一切都发生在十一月底，很靠近十二月冬至，也就是当时人们说的二○一二世界末日的时候。
现在想想，我早就为二○一二年的到来做了不少准备。从二○一○年起，我就开始阅读一些和二○一二世界末日有关的资料。
其实我也是经历过一九九九世界末日预言的一代，那时候的我完全不以为意，
但不知为什么，二○一二年的末日预言，我格外在乎，可能那几年，刚好也是我人生中的低潮，我经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爷爷过世，因此对死后世界、生前计画的主题也感兴趣。
我饥渴地吸收各种资讯，即使不知道那是什么，我都看。一直看，一直看。
这三年，我的工作遇到瓶颈。我不知道重复做这些工作，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我不断接节目、做节目，节目开了又停、停了又开。工作的内容也都很像，不管是娱乐或颁奖典礼，就是做大量功课，然后做现场，做完，结束。
对我来说，就好像旋转木马一样的生活，我一直绕⋯⋯一直绕⋯⋯好像一直在动，却又哪里都没去。
那时，我的感情也不顺利。
我的男友常年在北京工作，而我大部分在台湾，我们很长时间是远距离恋爱。像我这样的双鱼座女生，很依赖，也需要感情上的陪伴。远距离，实在很难行得通。
远距离恋爱，不只沟通上容易出现问题，我心中也不免怀疑：我们这样，真的算是在一起吗？接下来，该怎么打算？
然而压垮我最重要的事，是爷爷的离世。
教会我无条件的爱，是爷爷
二○一一年爷爷的离开，是我生命中莫大的冲击。爷爷是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虽然他不是我的父母，但他就像我的父亲，也像我的母亲。
三岁的时候，我和妹妹就跟着爷爷奶奶来到台湾，爷爷就是带着我们长大的那个人。
我们来台后住在民生社区，我就念民权国小，在学校对面巷子里的一栋公寓，住了六七年的时间。
从小，我身上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爷爷处理的。奶奶比较强势持家，她会带我们去买衣服、买玩具、剪头发，但相对来说，更温柔的对待，都是来自爷爷。
比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爷爷每天中午到幼稚园接我们放学的时候，会在幼稚园旁边的市场，买两个包子给我们吃。一个是咸的肉包，因为我爱吃咸的；一个是甜的豆沙包，因为妹妹爱吃甜的。
那时，我们两个小不点特别龟毛，我们吃包子，但不吃包子馅。我们只想吃沾了豆沙、沾了肉汁的包子皮。于是，爷爷每次把包子递给我们之前，一定会先一口吃掉肉馅，再一口吃掉豆沙。把我们喜欢的包子皮，送到我们面前。
爷爷就是一个这么温柔的人。
他会带我们去买小学的制服、牵我们上学，考试成绩好的话，就带我们去买礼物。爷爷就是一个这样的存在。有什么需求，我们总是去找他。
所以我常说，爷爷是这世界上第一个教会我无条件的爱的人。
我一直以为爷爷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存在，虽然他后来有好几年的时间，都待在病床上。而我直到三十多岁都还住在家里，主要的原因，除了我认为陪伴家人是理所应当外， 回家就能看到他，感受到我们存在在同一个空间里，成为我很重要的支柱。
当爷爷离开这世界，我心中的悲伤巨大到难以言喻。于是，当经历过爷爷离世，我再也无法对人说‘节哀顺变’。因为我知道，根本没有节哀顺变这回事。
当悲伤确确实实出现在人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一套标准处理程序，能让人照着步骤就顺利消化它。每个人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经验、去化解那份复杂的情绪。
爷爷过世之后，我就像负气一样，去了很远的地方。
爷爷在台湾的丧事一办完，我就跟着弟弟、堂弟一行人去了阿姆斯特丹。当时我们心想，阿姆斯特丹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地方⋯⋯还记得那时是二月，冷死了！可是虽然冷死了，但我们还是想要去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
我们都是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所以该怎么玩，就怎么玩，我什么也没多想。在那里，还掉了钱包！
六年后，我拍摄纪录片《明天之前》的第一站，就是阿姆斯特丹。再一次来到这里的我，看着似曾相识的景象，走着走着，就掉下了眼泪。身边的同事都吓坏了，这么欢乐的一个城市，妳怎么哭了呢？
“我突然想起之前来的时候，”我说：“上次来的心情，和这次完全不一样。那时的我，对世界一无所知。我以为这个城市，就是这样。”
然而从一一年到一八年，我从生命中学习到的，我对于觉察的学习与生命的理解，都已让我变得截然不同。
当我走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桥上，彷佛看见过去的我迎面而来。我好想跟她说声：“一切都会没事的⋯⋯”想到这里，于是潸然泪下。走了一圈，我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但这时的我和那时的我，早已判若两人。
或许我还有眼泪，但那已不再是悲伤的眼泪。
一一年阿姆斯特丹的旅行才到中途，我就决定，我要接着去看北极光。一个礼拜之内，找好旅伴，决定了行程。二月底从阿姆斯特丹回香港办完爷爷的告别式，三月初我就马上出发前往阿拉斯加。
爷爷在世的时候经常进出医院。好几次我安排好长时间的旅行，会因为爷爷突然住院而取消。于是，当爷爷不在了，我心中也有种赌气的感觉：好啊，现在这世界再也没有什么能牵绊我，那我就要去最远的地方！
有多远，就去多远！
即兴的出行，一切都很仓促。阿拉斯加真的很不方便。很多事情如果没有事先计画好，到了当地就只会耗到时间。三月初的北极，白天非常短又有时差，能处理事情的时间相当有限。
那时候，我的身体也很不好。但我却硬要去一个很冷的地方，就像想刻意用某种极端的环境去折磨自己。出门前，我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人都已经又吐又拉到完全虚脱，还依然坚持带着药、一包白吐司和宝矿力冲剂上路。
现在想想，那场肠胃炎就像是一次剧烈的排毒。真狠的一场排毒！又或者，因为当时的我有很多事情还不明白，于是透过身体激烈的反应来处理。
和我同行的有两个朋友，后来几天早就看极光看到腻了。我们安排了好几个看极光的景点，但第一天到达就已经看到极光，后来又看到跳舞的极光，所以到了第三天、第四天⋯⋯“还要看极光喔？”她们宁可待在车子里，也不想出去挨冷。
而我却硬要走进那严寒，坚持要用相机好好拍下那个我追逐的景色。明明因为天气太冷，还生着大病，我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硬颈。旷野里只有天和地与我，而我大部分时间都非常悲伤。
非常、非常悲伤。
我穿着厚重的衣服，在零下二十度的荒野里，一面看着极光，一面流眼泪。旅途中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候，但大部分的时间，我的心都被悲伤占据。
虽然这是二○一二年一连串奇遇之前的背景故事，但上天的眷顾似乎已有端倪。
毕竟，去到阿拉斯加，没看到极光徒劳而返也是常有的事，我却天天都能欣赏这美景。经常我们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极光“就在那里”，就连跳舞的极光也都看到了。那时，我似乎已开始感受到幸运，但我茫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