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会是幸福的决定吗?

近日上映的日本电影《死亡医生的遗产》,以安乐死作为主题,对于人是否能够在重症之下主动选择死亡的来临进行探讨。虽然电影当中为了戏剧效果,加入了许多元素,让“死亡医生”这个角色,在剧末似乎不单纯只是执行安乐死而已,但这部电影仍旧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以下会有微剧透,若想为角色性格留有想像空间,请斟酌阅读)


图片|电影《死亡医生的遗产》剧照

死亡医生的原型:杰克.凯沃基安

关于死亡医生,其实在这世界上真实存在过。

1999 年,美国一名名为杰克.凯沃基安(Jacob "Jack" Kevorkian)的“杀人犯”因二级谋杀罪入狱服刑,根据他的供称,他至少协助 130 名患者进行安乐死,在 2007 年 6 月 1 日时,他在以不再为他人进行安乐死为担保的条件下获得假释。

从这个案件不难看出,即便他“杀”了这么多人,犯下多起“杀人重罪”,却只短短地被关了八年就假释出狱,由此可知,安乐死在法律上,依旧是一个矛盾的议题存在。

究竟安乐死有什么样的争议?

回归正题,《死亡医生的遗产》这部电影,探讨了一名前护理师架设地下网站,接受想死却无法死成的重症病患委托,为他们进行安乐死。然而,却在某次执行安乐死时,被被执行者的孩子撞见,并打电话报警,因而揭开了案件的序幕。

整部电影里面不断贯串着支持与反对安乐死的声音,电影里的死亡医生并未收取任何执行费用,且从她的助手录下的影片看来,被执行的病患们死前似乎都很幸福:

“谢谢你⋯⋯为我而来⋯⋯幸福的人生⋯⋯。”——安乐死被执行者 马笼健一

而这位委托死亡医生而来的马笼太太也说道:“本来是要一家三口一起死的,那位医生却救了我们。”

由此看来,安乐死似乎对某些家庭而言,是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实践,尤其对安宁医疗来说,钜额的医疗费用与身心俱疲的照顾,使得照顾者杀死被照顾者后自杀的新闻频频出现,也许就某些层面而言,安乐死或许真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反之,对侦办此案的刑警来说,安乐死可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刑警犬养隼人在侦办此案时,便以龌龊的连续杀人犯来称呼死亡医生:

“就算本人同意,一样是杀人,这只是利用人性的弱点而已!”——刑警 犬养隼人

然而,犬养隼人在与搭档高千穗侦办此案时,不禁也陷入了矛盾当中。毕竟一般而言,刑警逮到凶手,为的是惩罚犯人、安抚被害者,但他却不知道这起案件要安抚的是谁、要惩罚的是谁:

“这件事情的受害者到底在哪里?我们是为了找出凶手,安抚受害者的吧?”——刑警 犬养隼人


图片|电影《死亡医生的遗产》剧照

确实,这就是安乐死在法律上最大的矛盾。当法官面对那些因为无力长照杀人后自杀未遂的“杀人犯”时,往往都会选择轻判。

因为在法律上,他们确实“犯了罪”,但就道德上,我们很难说他们是犯罪,甚至会觉得判他们罪,似乎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这样的矛盾感,使得这些案件难以究责。

正因没有安乐死存在,才有了犯人的存在?

事实上,在近期的判例上,就出现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名家住新店的 78 岁老先生,在 2020 年 2 月时,因为不堪长期照料脑性麻痹女儿 50 年,便以棉被将其闷死,再服安眠药自尽后获救。2021 年年初法院判决,轻判 2 年半徒刑,并请求总统特赦其罪刑。

从这样的案例看来,正因为没有安乐死的存在,所以才有犯人的存在,犯人所为并非我们一般认定的犯罪,但却符合法律上犯罪的要件,进而才会出现需要恳请总统特赦的结局。

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人在选择安乐死之后,真的不会后悔吗?安乐死真的是安详与幸福的结局吗?

根据一项荷兰的调查,有 1/8 申请安乐死的人,在最后撤回了安乐死的申请;更模糊的是,荷兰有一名老妇人在进行安乐死的过程中出现了反抗行为,医生认为是她罹患阿兹海默症,因此“忘记”签署同意安乐死的同意书,因此继续执行,导致后来被检方起诉。

虽最终获判无罪,但也在审判过程中,遭到 450 名医生联署抗议:拒绝再为无行为能力人进行安乐死。

从这边开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安乐死牵扯的范畴已经不只是生理疾病了,还包含到心理疾病(失智症等),那么,其他精神疾病又如何呢?

荷兰有一名少女在 14 岁时遭受性侵,患上严重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在 17 岁时连络了安乐死机构,希望能够执行安乐死,却因为年纪太小,要满 21 岁才能执行,因而绝食身亡。

从这个案例里,又带出了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精神疾患的议题:到底精神疾患能不能被治愈?是否适合进行安乐死?第二个议题是年纪的问题:几岁算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有权利接受安乐死?


图片|电影《死亡医生的遗产》剧照

安乐死可以被劝导吗?可以买广告吗?

电影当中,除了安乐死的正反辩论之外,死亡医生架设的广告平台,是否是恰当的?安乐死是可以被劝说的吗?

剧情中安排了死亡医生劝说犬养长期患病的女儿接受安乐死,更是安乐死当中值得被讨论的议题:我们可以劝说别人接受安乐死吗?

甚至,如果当安乐死牵涉到了金钱利益的时候,这一个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与被放大检视。我曾经就读心理谘商,对于心理谘商自称“助人工作”一直抱持着存疑的态度:一个越能“助人”的心理工作者,个案愿意付的诊疗费就越高,那么这样还算是助人吗?

但若不领取任何费用,心理谘商师又要如何生活下去?若没有价码的区别,新手心理师和资深心理师领取相同的时薪,资深心理师肯定是不愿意做这一行的。

那么安乐死呢?安乐死的医生如果不靠薪水要如何存活?那么他们执行越多安乐死,是否会领到越多的薪水呢?这些都是实际层面上值得被讨论的地方。


图片|电影《死亡医生的遗产》剧照

电影的最后,没有给出任何的答案,只留下刑警高千穗的这一句话,留给我们无限的想像:

如果我的母亲因为病痛而选择安乐死,我没有把握能阻止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