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温斯坦性侵事件幸存者自白：“被强暴后，我感到羞耻，甚至害怕被报复。”

安娜贝拉．席欧拉也在新闻刊出的当天传了讯息来：“你不仅漂亮地打败了他，让他不能再胡作非为，而且还向外界传达了所有受害女性一路走来，到现在都还持续历经的痛楚。”她写道。

等我打电话过去，她说她也是痛苦久久不去的女性之一。在我们的第一通电话中，她曾望向自家客厅窗外的纽约东河，挣扎着诉说起自己的遭遇。“我心想，‘这一刻妳等了一辈子⋯⋯’”然后苦痛开始渗入心扉“我发着抖。”她回忆说。

“只想把电话挂上。”真相是她已经挣扎着想把温斯坦的事情说出来长达二十年之久。期间她一直活在对他的恐惧中；她至今睡觉时，床边都会放一根棒球棒。她说温斯坦曾经粗暴地强占过她，并在那之后又反覆性骚扰了她数年。

哈维・温斯坦在曼哈顿最高法院出庭受审。图片｜达志影像／美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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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年代初期，席欧拉出演了温斯坦制作的《纽约月夜情》（The Night We Never Met）之后，她说她被卡在了“米拉麦克斯的圈圈”里动弹不得。

川流不息的试片、活动与晚宴，让她无法想像离开温斯坦生态系的生活。在一次纽约的晚宴上，她记得“哈维在场，而我起身要走，结果哈维说，‘喔，我顺道送妳。’哈维不是没有顺路送过我，因此我不疑有他—还想说有人送挺不错的。”

最后在车里，温斯坦向席欧拉道了再见，然后她就上楼去到自己的公寓。几分钟后，她独自一人正准备要就寝，却听到外头有人敲门。“当时时间还不算太晚，”她说，“至少是没有晚到什么三更半夜，所以我开了个门缝，看看外头是谁。而他就趁机把门整个推开。”

席欧拉至此顿了一下，就像是身体不容许她把这个悲惨的故事说下去一样。温斯坦“像进自己家一样走了进来，彷佛他拥有这个地方，然后开始解自己衬衫的钮扣。所以很显然，他是打定主意才行动的。而我身上就是一件睡袍，基本上没穿太多。”他开始在公寓里绕起圈来，而这看在席欧拉的眼里，是他在确认公寓里有没有其他人存在。

席欧拉告诉我，当她听到古提耶若兹所录下的警方钓鱼行动录音，整个人就像被打开了开关。她记得温斯坦曾用过相同的手法把她逼到墙角，让她退到卧室中。

“来这儿，来啊，别闹了，妳在干嘛，快来这儿。”她记得他是这么说的。她试着要摆出坚定的立场。“我不可能跟你有什么的。”她告诉温斯坦。“你不能待在这，你得离开。滚出我的公寓。”

“他把我推到床上，用身体压上来。”席欧拉话说得很挣扎。“我又踢又叫。”她说，但温斯坦用一只手把她的头锁进自己的怀中，然后硬上成功。

“完事后他射在我的腿上，还有我的睡袍上。”那是件传家宝，是我在义大利的家族亲戚传下来，用白色棉花绣成的好东西。

“他说：‘我的节奏真是抓得恰到好处。’然后他说，‘接下来是给妳的服务。’”席欧拉不能自己地停了下来，止不住地拚命换气。“然后他就尝试要帮我口交。我想要挣扎，但全身剩没多少力气。”席欧拉说她全身开始剧烈颤动。

“我想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他离开的原因吧，因为我看起来可能有点像癫痫发作。”

这些经过整理后，最终登在《纽约客》报导中的亲身经历，都非常的精确而写实。那些文字没有刻意传递记者在聆听席欧拉或每个人被暴力性侵时，内心感受到那真实而苍凉的丑恶，她哽咽，她让记忆从啜泣的空档中如火山喷泄。

你只要听安娜贝拉．席欧拉挣扎地诉说自身的遭遇一遍，那些故事就会留在你内心永远永远。

在她所称的攻击结束了几星期，乃至于几个月后，席欧拉都没有把事情跟任何人说，更从来没有去报警。“就跟大多其他的女性受害人一样，我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羞耻。”她说。

“我不断在内心纠结，钻牛角尖，但始终还是会扪心自问，为什么我要开那个门？谁会那么晚了还不设防地开门？我无疑感到非常尴尬、非常不能接受。我觉得自己耍笨了，搞砸了。”她陷入了抑郁，体重不断减轻。

她的父亲虽然不明所以，但仍非常担心，于是催促她去寻求专业的协助，而她也确实去看了治疗师。但她说，“这事我连对治疗师都说不出口。真的是很可悲。”

席欧拉一如许多其他受害者，都认为温斯坦在报复。她说她几乎是立即就感受到生计受到影响。“从一九九二年起，我一连没工作了三年。”她说。

“我只是一直鬼打墙地被说‘我们听说你很难搞；我们听说这个，听说那个’。我觉得那应该是哈维的机器在运作。”女演员萝西．裴瑞兹（Rosie Perez）做为最先跟席欧拉讨论这件事的朋友，告诉我说“她原本意气风发，然后突然行为举止变得怪怪的，最后更变得极其之宅。

我整个看傻了。为什么这个才华横溢、发展顺利，戏一部比一部红的女人，会突然之间从雷达上消失不见？看着她的演艺生涯没有按计画绽放光华，让同为女演员的我看着非常心痛。”

几年后席欧拉终于回归工作，而温斯坦也又一次以不当的性攻势追求她。一九九五年，她来到伦敦拍摄《无邪之眠》（暂译，The Innocent Sleep）这部并非由温斯坦制作的电影。

按照席欧拉所说，温斯坦开始留言给她，要她回电或去饭店找他。她不知道温斯坦是怎么找到她的。她说某晚他突然出现在她的房间外头，开始猛捶房门。“之后接连好几晚我都无法成眠。我把家具推去挡门，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事隔两年，席欧拉在犯罪电影《警察帝国》（Cop Land）里饰演腐败警官之妻莉兹．兰顿（LizRandone）。她说她去试镜时，一开始并没有察觉到这部是米拉麦克斯公司的电影。

她是等到在谈合约的阶段，才得知温斯坦的公司参与其中。一九九七年五月，就在电影发行前夕，席欧拉前去参加坎城影展。当她登记住进了位于安提贝（Antibes）的伊甸豪海角酒店后，一名米拉麦克斯公司的人员告诉她说温斯坦的房间会在她隔壁。

安娜贝拉．席欧拉。图片｜达志影像／美联社

“我的心立刻一沉。”席欧拉回忆说。某天清早她还在梦乡中，饭店门板就传来了敲撞声。昏昏沉沉的她想着自己肯定是忘记要早起弄妆发了，于是迷迷糊糊地开了门。

“站在门口的是全身只有一条内裤的哈维，他一手握着瓶婴儿油，另一手则拿着一卷录影带，应该是部电影。”她回忆说。“那一幕非常恐怖，因为我是过来人了。”席欧拉说她转身就跑。

“他追得很快，一下子就逼上来，而我则胡乱按起所有衣服送洗或客房服务的按钮，直到终于有人出现。”席欧拉说饭店人员一到场，温斯坦就撤了。

时间一久，席欧拉慢慢向一小部分人敞开了心房。裴瑞兹说她听熟人说起温斯坦在伦敦饭店的兽行，便跑去质问席欧拉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席欧拉把在公寓遇袭的事情告诉了裴瑞兹，而儿时曾遭亲戚性侵的裴瑞兹当场落下泪滴。“我说，‘喔，安娜贝拉，这事妳不报警不行。’但她说，‘我不能报警。他会让我在这一行里待不下去。’”

为了鼓励席欧拉站出来，裴瑞兹跟她分享了自己公开被攻击一事的经验。“我告诉她‘我曾经踌躇不前好几年，就像不停踩水，那真的是天杀的累死人了。或许把话说出来，就是妳的救生艇，妳就抓住船缘，浮出水面吧。’”裴瑞兹回忆说。

“我说，‘亲爱的，水是永远不会退去的。但自从我把事情公开，那些水已经缩小成了池塘，而我也在上头搭了座桥梁。我可以，妳也一定做得到。’”

等席欧拉决定要公开站出来后，我便告诉兰尼克说我有资料可以补充。他指派了大卫．罗德（David Rohde）这名出身路透社与《纽时》的资深战地记者来增援编辑的战力。曾经被塔利班掳走的罗德，生得一张天使般的脸孔，你会觉得那张脸做不出恶意或欺骗的表情。

那年十月，他跟佛立—孟德森负责起一则专题，内容是诸多女性在犹豫着要不要把事情说出来时的内心纠结与挣扎，而这后来也写成了一篇新闻。

我们在当中纳入了席欧拉的自叙，外加女演员戴露．汉纳（Daryl Hannah）的陈述。戴露告诉我说温斯坦也曾性骚扰过她，并说在二○○○年代初期一次坎城影展期间，温斯坦曾发了疯地捶打她的饭店房门，逼着她走通往户外的门溜出房间，在她化妆师的房间躲了一晚。

隔天晚上温斯坦又跑来，她只能用家具把门挡起来。几年后，戴露人在罗马参加《追杀比尔》（Kill Bill： Volume 2）续集的首映，而该片是由米拉麦克斯发行。

这次温斯坦直接现身在她的房间里。“他有钥匙。”汉纳告诉我。“他穿过客厅来到卧房，就像头发怒的公牛闯了进来。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知道万一我运气不好，男性化妆师当时不在房里，我的下场恐怕不会太好。

那场面真的很可怕。”应是为了不让意料之外的第三者觉得他闯进来很怪，温斯坦赶紧瞎说要我去楼下的房间参加派对，但等我真的下去了，房间空空如也，唯一在的只有温斯坦。

他问我，“妳的奶是真的吗？”然后开口说要摸摸看。“我说：‘不可以！’然后他说：‘那起码闪一下给我看。’而我说：‘给我滚，哈维。’”隔天早上，米拉麦克斯公司的私人飞机就抛下汉纳飞走了。

席欧拉与汉纳都提到了是哪些力量在让女性噤声。汉纳说她一开始就逢人到处讲，除非对方不愿意听。“而我发现根本没差。”她告诉我。

“妳是不是有名的女演员没差，妳是二十岁还是四十岁也没差，妳有没有报案同样没差，因为反正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事实上说没人相信是客气了—我们会被谴责、被批判、被怪罪。”

另一方面，席欧拉一直畏惧把事情说出来的理由，也是许许多多性侵幸存者怯于开口的理由：乱棍在殴打她们内心的创伤；还有就是害怕被报复与污名。

“现在我不论上馆子或去参加活动，旁人都会知道我发生过什么。”席欧拉说。“他们会看着我，然后他们会知道我的过去。我是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而这肯定是最破坏隐私的事情了吧。”

但除此之外，席欧拉保持沉默还有一些特定的因素。温斯坦的魔掌席卷了整个媒体界，所以你根本无从判断谁能信谁不能信。“经年累月，我算是认清了哈维这人有多神通广大，你真不知道他控制了多少记者跟多少八卦专栏作家。”她说。

她没有证据，但她坚信温斯坦派人监控她，记录她的一举一动，或是找卧底用各种理由接近她。她承认这听起来有点被迫害妄想。

“我之前提防你，是因为怕你是温斯坦的卧底。”她说。“跟你说话时，我怕你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我顺势问她有没有可疑人士接触过她，她努力回想。说有个英国记者打了通让她不太舒服的电话来。“那人讲话让我觉得很唬烂。”她告诉我。

“我怕是哈维的测试，看我会不会爆他的料。”她在简讯里找了一会儿，有了，就在八月分他联络我之后不久，费里德曼也传了封讯息给席欧拉说：“嗨，席欧拉女士，我是赛斯，伦敦的那个记者⋯⋯您会不会有空跟我很快通个电话，替我们的报导增色呢？最多十分钟，我们的研究非常需要您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