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学术界的女性越来越多,然而高等职的性别失衡问题,仍在眼前上映;性别导致的分工失衡与刻板印象,也都冲击着学术女教授们掌握人生主权的能力。

文|Karen Huang

会不会环境让女孩们就像“滥竽充数”里的独奏者一样,明明就是众人目光的焦点,却自以为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只是个副教授,刚好是女的那个,学界一片哗然,能做出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怎么会升不了正教授?而这位史崔克兰(Dr. Donna Strickland)仅是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 113 次(212 人)以来第三位女性。学术界这样的性别失衡你说该不该担心?

其实越来越多的女性投身学术,然而在金字塔的顶端多半还是男性的身影。就连我任职的文学院,教书的时候放眼望去多半是女孩,然而院务会议里兼任管理职的教授却泰半为男性。


图片|Photo by Ben White on Unsplash

到底从教室到教授办公室,女孩们都到哪里去了?

史崔克兰本人在受访的时候,仅轻描淡写地说自己已拿到终身职,所以没想到要申请升等。当然她个人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不过这绝不是单一事件。

我的同事就告诉我,她有一名男同事即使资历尚未达标,每年都固定申请升等;反倒是资深的女同事总是要系主任特别鼓励,才愿意申请升等。

为什么学术界的女性不若男性积极升等呢?

学术界的升等其实跟业界不同,不是老板看你的表现决定升你的官,而是位置一直在那里,要自己决定什么时候申请升等。

所以过程中得细数自己的丰功伟业,努力去说服别人自己有多麽优秀,多么实至名归。这对许多女性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研究也显示高成就女性常有所谓“冒名顶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她们相信自己的成就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好,而是因为运气好。

而升等的申请表,就像“滥竽充数”里的独奏一样,得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许多高成就的女性明明是音乐家,却自以为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我自己也深受冒名顶替症候群之扰,常常怀疑自己怎么拿到这份教职的。自己不是名校毕业,身旁的同事也不乏哈佛耶鲁牛津剑桥之辈,申请这份工作的时候他们到底是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愿意聘我?要是他们发现我其实能力不足那该怎么办?

工作的头几年,每天过得提心吊胆,深怕他们会发现我南郭先生的真实身份。等到做久了才开始慢慢瞭解自己只是英文没有他们好,能力并不会比他们差。

一开始写评鉴或升等报告时也抓不到诀窍,总觉得“满招损,谦受益”,做人还是谦虚一点好,不要太招摇。

后来看了一些同事的范本才发现太谦虚人家是看不到你的优点的,得练习不卑不亢地客观叙述自己的成就,自然流露的自信才是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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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失衡也常见于学术界的分工

跟家庭内的家务分工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杂务总是担在女性身上的多。在史崔克兰的新闻出来之后,我好奇上网查了她的网页,一眼就瞥见她教的正是大一必修的力学。

大一的基础课程虽然容易,但是其实最难教,因为新生对于环境通常还不适应,课程内容又得生动有趣不然学生上完就后悔转系了,所以像这种需要有爱心有耐心的工作,就会不小心落到女性同仁的身上。

在我任职的学校,这样的情形也是屡见不鲜,劳力密集的初级课程都是女同事教,研究密集的高阶课程都是男同事在教,等到升等时大家只看得到一篇一篇论文的点数,不大有人在乎一朵一朵辛苦灌溉的小花。

一般来说也较常见到学界女性花心神在照顾后辈、辅导学生,我的每个女同事们办公室桌上都有一盒面纸,因为总在不经意的时候,会有脆弱的学生在办公室会面时哭得梨花带泪,这些工作女性们都做得心甘情愿,但却从来写不进评鉴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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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业界和政治圈,学界也是有所谓“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女性步入领导职有一道冲不破的障碍,这也许也是许多工作已经稳定的女性学者,不愿进一步往这方面发展的原因。虽然二十一世纪都已经过了五分之一了,大多数人还是习惯让男性领导:

同样要求下属,男性是领导力强,女性则是跋扈专横;同样运筹帷幄,男性是雄才大略,女性却被叫做奸诈狡猾;同样追求工作家庭平衡,男性是顾家好男人,女性则是恪守本分;男性流泪是有血有肉,女性流泪则是情绪化。

社会给女性不同的期待往往让女性感受到无形的压力,而对领导职望之却步。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好自己的书就好了,人活着何必这么辛苦?

幸运的是,在我所工作和居住的环境,不乏优秀的女性领导者,为我们示范温柔而坚定的力量。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在几次领导国家度过危难的时候,展现出她无比的同理心和清晰的条理;我自己的系主任不但是研究优异的正教授,也让我看见她强劲的韧性却不失优雅的关怀。

虽然在这些位置的女性还是少了些,但是总是有这些好榜样告诉女性们,其实我们也做得到。如果我们喜欢教大一力学,当然就义无反顾地去教,但是不要让其他人定义那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