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流产后罪恶感：亲爱的妈妈，放下自责，学习温柔地告别

女性流产后到女性可以放过自己

露西还没走出伤痛，但已经准备好再次尝试怀孕，她想要再拚一胎。她想再生一个孩子，不是要“取代”流产的孩子，而是想再生一个可以存活的孩子。

虽然弗瑞迪带给她莫大的慰藉，但是并无法取代她失去的孩子。卡斯想要缓一缓，因为他看得出来，流产对露西的冲击有多大，露西却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事实上，这个决定带给她强烈的罪恶感，彷佛她这么做是在忘记她死去的宝宝。她一直责怪自己把他当成“垃圾”冲掉，还有把注意力都放在弗瑞迪身上。

女性流产后，罪恶感通常会挥之不去，还会怀抱着另一种类似的感受——自责，尤其是刚开始厘清流产原因的时候。露西自认为流产是她“造成”的，但根本没有人可以确定流产的原因，更何况她宝宝的遗体并没有接受验尸。

就算露西把遗体留下来带去医院，也不太可能验尸。大多数流产都不会接受调查，至于有接受调查的流产（经历“复发性流产”或三次连续流产，然后转诊到专科诊所），仍有超过半数不知道确切的原因。

“偶发性流产”或“一次性流产”，最有可能是胚胎发育期的生理现象所造成的，例如：严重的染色体问题或结构异常，进而妨碍胚胎生长。

染色体本来就会发生随机错误，导致有些人认为人类的生育机制缺乏效率，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异常是不可或缺的机制，可以拉长两胎间隔的时间。

有人说，两胎之间有间隔，一来父母可以好好照顾身边的婴儿，以免搞得精疲力竭，二来女性也有时间从生产复原。况且生出有发育问题的宝宝，反倒是来受苦，所以许多人认为流产是“物竞天择”。

然而，这些更宏观的智慧并无法排解露西的哀伤，她也永远无法确定自己的宝宝是否有染色体异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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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认知处理理论”（Cognitive Processing Theory）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高压的经验，需要调适心情的时候，格外需要创造意义。

每个人经历丧亲之痛，都想知道“为什么”。我跟女性聊到流产时，她们几乎都提到自己不清楚原因，要是她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就会更有创意去面对困境。

给她们一个解释，可能是让她们继续努力下去的关键。现在实验室忙着招募女性调查流产的原因，但还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提出解释。

图片｜Photo by Camila Cordeiro on Unsplash

露西就如同其他许多女性，与其把流产怪到别人头上，还不如怪罪自己，心里浮现一堆“早知道应该⋯⋯”的念头来回惩罚自己：“我不应该那么拚命工作的，我在流产前一周爬过梯子，绘制一个巨大的剧场布景。我应该要戴口罩，以免吸入油漆的气味。我应该忽视助产士的话，早点去医院。”露西的个性就是这样，很容易把矛头指向自己，但我对于这种思考逻辑一点也不陌生。

以玛丽・凯里夫人为例，她有一篇优美的诗文反思流产经验，同样也透露出这种自责的逻辑。

她这首诗并没有出版，写于新教时期，坚信上帝的全视之眼和引导，把女人生孩子和生育的痛苦全部归咎于夏娃在伊甸园犯下的罪过。

她认为流产是心灵升华必经的惩戒，她似乎也同意上帝的解释，但她还是想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她还会遭到惩罚：

我只求我亲爱的上帝

他为什么拿着手上的杖？

他看到什么？

有什么不对的事情吗？

露西不认为她会流产是因为上帝要惩罚她，但还是很想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错”。

我们自古以来就认为，女性在孕期的行为会影响怀孕结果。西元二世纪，医生索兰纳斯（Soranus）建议罗马女性在高危险的妊娠初期，尽量避免一些风险，因为大约在受孕后三十至四十天，精子随时可能被排出。

女性有一长串的危险动作都不可以做，例如：惊吓、悲伤、惊喜、咳嗽、打喷嚏、提重物、闻到刺激物质（如大蒜或洋葱），或者任何会带来惊吓的事物。看到这里不禁令人怀疑，罗马时代的孕妇到底要怎么过日子？

这些严密的规定，就这样持续流传了数百年之久。十七世纪传遍全欧洲的助产士手册，随处可见这些传统思想。到了二十世纪初，情况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影响力甚钜的美国医生乔瑟夫・德莱（Joseph DeLee），有“现代产科之父”的美誉（但其实他毁誉参半，因为他把生产医疗化备受批评）。他曾经提到搭车对孕妇的威胁（无可否认，以前搭车会比现在颠簸）。此外，去海边游泳、性交、泡热水澡和冷水澡，甚至连满怀欣喜也有危险性。

虽然现在看来，这些传统建议有点奇怪和可笑，但现代女性把流产怪罪到自己身上时，主要还是怪自己做的一些日常琐事，例如：打网球、吃辛辣的食物、站得太靠近烤炉。

最近有一份研究指出，大约有三分之一女性把流产归咎于自己的行为，我看到还满讶异的，本来以为会更高。

我们不是很清楚，某些“生活方式”跟“偶发性流产”风险的关系，也不知道这跟“复发性流产”风险有什么关联，但大家还是普遍相信女性不应该抽菸，应该维持健康的身体，限制酒精和咖啡因的摄取。

最近有关复发性怀孕的治疗守则，也是给出相同的建议。其他流产风险包括孕妇接触有毒化学物质，服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接触李斯特菌、弓浆虫或沙门杆菌，怀多胞胎或高龄产妇等。

露西怀孕时已经高龄三十五岁，至少符合一项流产风险，让她更有理由怪罪自己。

“高龄产妇”（例如：超过三十五岁）卵子的数量和品质都在下滑；“高龄爸爸”（例如：超过四十岁）也是复发性流产的风险因子。

二十至二十四岁女性的流产风险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十五至三十九岁暴增为百分之二十五，四十到四十四岁又暴增为百分之五十一。

我谘商过的女性大多数都很清楚“不要太晚生”，但我还没遇过一个女性成功解开这个困难的方程式，顺顺利利在自己理想的生育年龄，建立一段长久的关系，同时追求专业的事业表现。

人生不一定会照着公式走，但女性并不会因此臣服于现实，停止怪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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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希望孕妇尽量不要“精神兴奋”或者有“强烈情感”，这种担忧至今仍以新的形式延续下来，例如：有一些研究指出，情感创伤、人生大事和工作压力，都可能跟流产有关，只不过还需要深入的研究，才能够加以确认或驳斥。

“压力”对怀孕的影响，格外需要注意，女性很容易拿这个模糊的概念来攻击自己，尤其是找不到其他流产原因的时候。

最近还不乏一些令人困惑的建议，先说“压力跟流产风险的关联还不够明确”，接着却说“压力跟复发性流产有关，但是别忘了现在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压力会直接导致流产。”英国国民保健署也在网站上表明，压力并不会提高流产的风险。

有些研究试图探讨压力和不孕的关系，通常会刊登在大众媒体，影响普罗大众的想法；我就听过许多女性把这些资讯套用在自己的流产经验上。

但根据这个领域的专家杰克・波伊文（Jacky Boivin）教授的说法，研究人员对于影响生育的心理因素未有定论。

波伊文指出，压力对“行为”的影响比较大，例如：疏于照顾自己。别忘了人类在面对战争、饥荒和贫穷等极度压力时，依然能够生儿育女。她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该强调如何避免压力的影响，而不是防堵无可避免的压力。

不过，即使有这些研究，我认识的女性还是会担心压力影响肚子里宝宝的健康，毕竟这是最容易归咎的原因，到处都可以找到例子。

近期研究显示，美国有四分之三接受产检的女性，认为妈妈的压力对怀孕结果有负面影响，高达三分之一认为，孕妇应该避免参加葬礼或观赏暴力影片，以免情绪不安。

我希望未来几年有更多科学和医学研究来破除这些迷思，让女性可以放过自己。

我的专业领域可能也是共犯，害大家把流产和不孕都怪到孕妇头上。

自一九三○年代以来，心理学论文经常从复杂的潜意识矛盾（以及佛洛伊德的情绪冲突理论）来解释女性的生育问题，认为这些不利于怀孕和胚胎生长。

其中一些论文甚至做出恼人的解读，例如：一九六○年代后期两份研究认为，女性悬而未决的心理问题会导致流产，其中一篇提到“施虐和受虐的矛盾”，另一篇论文归咎于“女性认同不足”。

虽然我不认为现代心理治疗师还抱持这些想法，但我确实听过同事从没有化解的童年创伤来讨论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