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拉子故事的守护者》记录下女同志开始书写自己历史的那一刻,那一刻起缘于 1974 年的某一天,一群女人们决定不再沈默⋯⋯

46 年前,在纽约曼哈顿上西城区的一间小公寓中,有一群女人聚集在一块,决定把女同志的故事,流传下来。

在那个人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女权意识抬头,非裔人士争取平等对待,LGBTQ 族群也在石墙暴动后,不再沈默。

这群女人赶上这班人权列车,要确保女同志的声音,也被听见。然而,作为同性恋学术联盟(Gay Academic Union)的成员,她们越是参与,却越发现自己消失不见。

“当我们创造历史的同时,这些属于我们的历史也正以同等的速度消失。”(Our history was disappearing as quickly as we were making it.)她们惊觉,创造历史还不够,还必须书写、保存与流通,否则那些辛苦奋斗,甚至只是日常生活,在下一代人的心中,将好似未曾存在过。

于是,这群人创立了“女同志历史档案室”(Lesbian Herstory Archives, LHA),从一间小公寓中的书架开始,将属于及有关女同性恋的物品,搜集起来,里面有书籍、录音带、录影带、T恤、书信、日记。到今天,原本的书架已成为一整栋座落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公寓,拥有全世界最多属于及有关女同志的收藏。


图片|电影《拉子故事的守护者》剧照

女同性恋面临的问题,有歧视,有迫害,有噤声。作为一位导演,梅根(Megan Rossman)选择用她最拿手的方式——拍片,寻找解答。

《拉子故事的守护者》(The Archivettes)是一部围绕在“女同志历史档案室”的纪录片,带着观众回顾档案室成立至今的成长过程、档案室中的人与物,以及当档案室创办人一一迈入古稀之年后,组织将面临的世代交替挑战。

我很喜欢这部片的地方,是它的温度——来自于受访者的表情谈吐,来自于档案室的灯光格局,来自于历史性的影片与照片——整部片用一种“常温”的方式呈现,不烫口、没有寒颤,很是特别。

比方说档案室的搬迁、琐碎的资料整理、志工的无偿付出,都是艰辛,但影片不刻意放大,不去讨人同情,让人很轻易地看见,好像我们都应该,也可以是一份子;

又比方说档案室创办人的成就,是去挑战既得利益者建立的制度,把原本属于自己的笔拿回来,用力写下她们的故事,但影片中没有歌功颂德,没有造神,也不居功,只是一种朋友式的聊聊,就像她们对待每一位进到档案室的陌生人一样,你来,你想听,那我们说给你听。

那声音该是巨大的,那重量该是如泰山,却因为是常温小品,而贴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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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将个别的故事拼凑在一起,才能得出女同志的历史

《拉子故事的守护者》不仅回顾女同志历史档案室的诞生,也回顾女同性恋历史的失而复得。

1972 年,一群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任职或受教,并且参与 1960 年代自由解放运动的同性恋者,共同成立了同性恋学术联盟。随着时间过去,联盟里的部分女性成员开始发觉,她们需要另辟场所谈论组织内的性别歧视。

在 1974 年的一场集会中,当时已经出柜的茱莉亚史丹利(Julia Stanley)与琼内斯特(Joan Nestle)谈到女同性恋文化的岌岌可危,以及女同性恋的故事,是如何总是透过父权眼光记录、流传。

她们想,在捍卫 LGBTQ 族群权利时,我们总是站在最前线,没道理我们的故事要被埋没啊!

于是,她们踏上了这条撰史的漫漫长路。

档案室的共同创办人黛柏拉艾朵(Deborah Edel)与琼曾是一对恋人,有 15 年的时间,这间档案室就是她们的同居处。

女同志历史档案室成立的前 10 年,她们决定以建立与女同性恋社群间的信任为首要目标,不接受政府补助,也不向任何来访者收一毛钱,她们唯一的信念,就是去构筑连结、扩大草根力量。

黛比说:“历史不会是单一存在的,就像社群也不是单一性的。虽然我常说‘社群’而非‘社群们’、‘历史’而非‘历史们’,但我真的深信,唯有将个别的故事拼凑在一起,才能得出女同志的历史。”

就这样,一砖一瓦,女同志历史档案室在众人的推动下,逐渐成形、壮大,女同志的故事被保存下来,女同志的历史,回到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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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同志的历史被遗忘,我希望能为她们搭建舞台

如果说,“女同志历史档案室”的成立,是抗争的象征,是一个拒绝遭边缘化的行动,是在找回被遗忘的历史,为争取女同志在人类历史中的存在,搭建一个属于她们的舞台,那么《拉子故事的守护者》的诞生,就像是在那阳春的舞台上,搭上棚子、装上灯光,在乘载前人的智慧与血泪之上,嵌入新人的使命与抱负。

“当我第一次踏入女同志历史档案室,我就像回到家一样,我对女同志历史一无所知,却在他们的档案中找到自己,以及属于我的历史,而这也启发了我拍摄以档案室为题的短片。”

早在导《拉子故事的守护者》之前,梅根便导过三支以档案室为题的短片,但那似乎都不足以抒发她的感动,更不用说还给女同性恋者在争取同志权利运动中,乃至整部人类史中,应有的一席位置。

根据“同性恋反诋毁联盟”(Gay and Lesbian Alliance Against Defamation, GLAAD)的年度报告,2019 年,美国电视剧中的 LGBTQ 角色,占整体角色的 10.2%,是 15 年来的新高,然若仔细看,女同性恋比例只占了其中的 33%。

这个数字虽已是近年来最高,但一成中的三成,其实只占总体的百分之三,这样的比例,不仅几乎看不到女同性恋的角色,即便出现,也很难多元。对此,梅根选择发挥她的专业,让女同性恋更容易被看见。

“女同志历史是很视觉化的,这些历史档案在镜头前,会活过来,比方说当实习生将录音带数位化,当志工回顾一本本相簿,当访客莅临档案室观看以‘拉子故事的守护者’为主角的录影带。”

电影《拉子故事的守护者》中的“守护者”,称自己为“救援队”(Rescue Squad),而这样的称呼,其实更有临场感。她们会为了拯救某位女同性恋留下的文物,开好几个小时的车,把那些东西运回档案室,哪怕只是一封情书、一张照片、一页随手笔记,都不愿放过。

比起默默守候,她们选择主动伸出援手,而这部电影,更是把她们的信念,展现给更多人。我想,梅根不只是期许自己协助建造舞台,也要亲自站上这个舞台,来一段精彩与美丽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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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拯救历史,也打破陈规,从做中学

影片中,我们就像其他实习生一样,走进档案室聆听这块宝地的介绍。

“我们会搜集任何由拉子撰写创作,或与拉子相关的资料,试着去辨识其中的差异,女同志认同的变迁,也就是女同志是如何认同自己的,但我们仍想要囊括各种不同的人。”档案室管理员麦欣沃夫(Maxine Wolfe)说道。

原来,多元共融的概念,早在档案室成立之初,就深深刻在其组织文化当中。

“我们是个公开机构,所以任何人都能进来,我们不会去质疑别人,我们不需要知道他们的性倾向,我们不问任何事,只是说声‘哈啰!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

因为曾为被消失的一群人,所以在站住脚后,她们更能谨记那种感觉,时时提醒自己,要懂得包容。

整部片令我最印象深刻的片段,是谈到她们决定以“名字”而非“姓氏”将书籍排序。起初,档案室书籍都是按照一般图书馆的方式排的,但有一天,有个人对琼说:“我不敢相信你们用这种父权的方法来排列书籍!”

琼听了后说了声“好吧!”便改掉了,整个过程轻巧到不可思议。搬迁之后,她们决定沿用这个排法,因为这是历史的产物,也因为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抉择,其实是很大的决心。

乍听之下,以名代姓是一种亲昵,但其实更是在打破父权体制创造出的规矩——从父/夫姓及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任何一个小动作,只要是在父权的层层包覆下,破茧而出,便有它的意义。

在美国,多数子女是从父姓,另约有八成的女性在婚后会改从夫姓。即便许多人认为,从父姓,不过就是循着社会常规罢了,而从夫姓也无声大雅,两人并未因此建立从属关系,但这其实都是父权体制悄悄挹注在我们脑中的想法。

在当代社会中,名字是身分的展现,定义了“我是谁”,当女性必须因婚姻而抹去过往,孩子的身分只能以父之名彰显,没有讨论,缺乏沟通,我们的关系,其实暗藏许多预设的不平等。

结婚生子,不该是谁的身分被取代、被抹灭,也不是去成为对方的一部分。但当我们习惯了父权体制社会中的一切,再有想法的人,都可能有盲点,一不小心,我们以为的“无伤大雅”,成了巩固父权体制的一支钢钉。

好在争取权利的路,从不是教条式的,不是笔直往前行,而是走走停停,在保有好奇心当中,更确定方向。

如果要用一个词定义这部电影,我会选择“韧性”。如同琼在 1990 年写道:

“一直以来,我们的使命是将来自不同背景的女同志当下面临的困境,与过去连结,去展示勇敢抵抗的传奇,去给予能够解锁自由运动战役的钥匙。”

所谓韧性,是这支“救援队”的不屈服、温暖与弹性,是一股温柔力量,成立女同志历史档案室如是,拍摄《拉子故事的守护者》亦如是,期盼有机会观影的你,也能如此。